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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義立言利瑪竇(4)
移靈時，以巨大的十字架作前導，京城中的大批信徒隨行在後，他們舉著點燃的蠟燭。徐光啟親自為利瑪竇下葬，並落下了悲傷的淚水。以前耶穌會士死後，通常安葬在澳門的公墓里；而這次利瑪竇被賜葬在京城郊外，成為轟動一時之事。利瑪竇實現了他生前“將成為第一批死在中國的人”的諾言，他在北京居住九年，是他中國傳教生涯中的最重要的時期，他的《中國札記》記載了他在中國二十八年的所見所聞。 利瑪竇等人將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科學技術帶到中國，也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文化，揭開了中西關係史上新的一頁。 明末竟陵派詩人譚元春曾到利瑪竇墓前憑弔，寫下了《過利西泰墓詩》： 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越海事非難。 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歷時近四百年，利瑪竇神父的墓仍完好保存在今北京行政學院校園內，墓碑上“耶穌會士利公之墓”的字樣歷歷可見。 （張憲博）
托塔天王李三才(1)
明代的名人不計其數，但除了皇宮裡的帝王公主，出生在北京的名人則少而又少，明中葉有李東陽，晚明則非李三才莫屬。李三才在晚明聲名卓著，算得上是老北京人中的佼佼者。因此，雖然他在京城留下的遺蹟已經難以尋覓，但若提起明代的北京人，他卻是個不能不說的人物。 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祖籍陝西臨潼，世代為武功右衛的軍官。因其祖父調衛燕京，其父移家至順天府通州的張家灣（今北京市通州區東南）。李三才生於北京，登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戶部主事。李三才年輕時就很有抱負，曾與南樂（河南南樂）魏允貞、長垣（河南長垣）李化龍相約立志，一定要為國為民干出一番事業。 在戶部，他與同僚顧憲成、趙南星等人結下深厚的友誼，他們還共同參與《萬曆會計錄》的編纂，這些對日後他與顧憲成等人形成某些共識不無關係。李三才對顧憲成十分尊重，他說當初自己“少年寡識，間嘗嬉戲”，顧憲成對他“事事提驚，時時驚覺”，常正色勸戒並勉勵他努力學習，建議他先熟讀諸子百家，潛窺古人檢身之精，再博覽諸史，歷觀古人康濟之略，因此他認為顧憲成“名為益友，實則嚴師”。後來李三才被謫離開吏部，顧憲成也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被削籍，然而三十年中，他們之間書信往來不斷，顧憲成逝世，李三才親作祭文以表哀思。 萬曆十一年（1583年）閣臣張四維、申時行為了讓自己的兒子金榜題名而舞弊科場，御使魏允貞上疏抗論他們“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張居正之覆轍。明神宗非但不追究張、申的行徑，反而嚴旨切責魏允貞，並將他降為外任。李三才為此鳴不平，上疏為魏允貞辯護，也被貶為山東東昌府推官。這件事使李三才在朝野聲譽鵲起。不久又升他為南京禮部郎中。恰逢魏允貞、李華龍、鄒元標也在南京任職，他們經常相聚在一起，探討國計民生之事。以後又調回山東任僉事。在山東任上，他治尚威嚴，深得民心，二十年後老百姓對他仍思念不已。再到河南任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為大理寺少卿。李三才自萬曆二年（1574年）“束髮登朝”以來，至此已為官二十五年。他閱歷廣泛，經驗豐富，對地方民情有深入的了解；與那些迂腐、循規蹈矩的官員相比，李三才則顯得機智而有魄力。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李三才以右僉都御使巡撫鳳陽等處，三十年（1602年）三月，總督漕運，仍兼鳳陽巡撫，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為左副都御使，照舊任事，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加戶部尚書。所謂“鳳陽等處”，指淮安府、揚州府、廬州府（今合肥市）、鳳陽府四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和該地區的一些衛所。漕運是明廷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因此總督漕運是一項重要的職務，萬曆七年（1579年）以後漕運總督還監管運河河道。李三才坐鎮淮安，人稱“淮撫”。 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搜刮民財。李三才所管轄的地區，是南來北往的要道。千里之內，自北而南，“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龍”。他們雇用一批地痞無賴，偽造印符，所到之處如同抓捕逃犯一樣，並且公開進行掠奪。其中以陳增尤為橫行猖獗，甚至還多次侮辱當地的官員。李三才對這一弊政深惡痛絕，他不懼權勢，堅決予以抵制。他採用機智的辦法，買通獄中死囚，讓他們將陳增的爪牙說成是自己的同黨，然後一一將其捕殺。這種隱蔽而有效的制裁一直持續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陳增死為止，沉重地打擊了陳增的氣焰。據說陳增每次見到李三才，畏於他的威容正氣，“汗必沾背”。安徽歙縣人程守訓，花錢在朝中買了一個內閣中書舍人的官職，充當陳增參隨，為虎作倀，卻唯獨懼怕李三才而不敢到淮安來。李三才上疏奏劾他，得贓數十萬兩。程守訓被剷除，遠近人心大塊。
托塔天王李三才(2)
對礦監稅使年復一年的大肆掠奪，朝中官員不斷有人上疏反對，其中以李三才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所上《請停稅礦疏》最為尖銳。他直接質問神宗：“皇上愛珠玉，人也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他還說，“四海脂膏，橫填帑藏”，實乃“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言辭激烈，如同聲討之檄文，為當朝臣子中所僅見。疏上之後，神宗置之不理。萬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重，以為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下詔罷礦稅，第二天卻又好轉，急忙追回成命。李三才又上疏陳述國事將危，請亟下前詔，但神宗根本不聽。 大運河清口一段（今屬淮陰市）河水乾涸，漕船不能通行，李三才建議挑浚建閘以輸運道。工程預算需要二十萬兩白銀，靠朝廷財政撥款難以申請到，於是李三才請求將漕糧留下，暫時以濟大工。這一建議遭到戶部督儲侍郎趙世卿的極力反對。萬曆三十七（1609年）年二月，李三才只好稱病離職，神宗立刻批准。而朝中正直官員如淮揚巡按御使崔邦亮、巡漕御使李思孝、給事中曹於汴、御使史學遷、袁九皋等紛紛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但神宗不予理睬。皇帝不更改決定，李三才不得不離開淮安到達徐州。他上疏催請新官接任，卻沒有人到任。正好這時趙世卿的職位被侍郎謝杰所代，謝杰又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神宗命李三才仍供原職，等待接替者到來，大概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以後一直沒有派人來。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皇孫生，神宗一時喜悅，下詔撤併礦監稅使，“釋逮系、起廢滯、補言官”，而實際上卻沒怎麼貫徹落實。李三才認為內閣首輔沉一貫推行不力，上疏指責神宗“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說沈一貫顧慮次輔沈鯉、朱賡與其爭權而阻止新政。神宗看後大為震怒，嚴旨切責，罰李三才官俸五個月。三十五年（1607年），派駐在儀征的稅使暨祿死，李三才又請盡撤天下稅使，神宗不聽，又命揚州的魯保兼之。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里居的顧憲成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人講學，一時間退居林下的士大夫聞風響附，他們在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朝中政治傾向相同的官員也遙相應和，於是東林名聲大震。李三才與顧憲成的友誼由來已久，彼此對對方的人品、學問和才幹都深信不疑。李三才上疏勸戒神宗，不要因諸臣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就永不聽用，希望重新起用顧憲成等人，對此神宗卻不置一詞。 淮、揚地處南北要衝，過往賓客仰慕李三才的盛名，紛紛登門拜訪，李三才也傾心結納；因此他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史稱他“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如他所用的吏員都是有才之士，為了避免手下官員貪贓納賄，他於常俸之外，儘量給予補貼，這方面他不惜遣贈成百上千的銀兩。之所以有如此財力，在於他不卑貨殖，擅長經商，精於運算，因而獲利甚豐，為此很多人願意追隨他或與他結交。在位之時，行事如“雷轟電掣，雨注風飈，令人有不可測者”，因此士大夫都十分推崇他，被譽為“豪傑而有聖賢之資”，有識之士認為，假使予以大任，治國未必不是管仲、樂毅之才。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內閣缺人，有人建議不應該只用翰林出身的詞臣，也應該選用外任官員，目的在於推戴李三才進入內閣。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從本院官員中內選。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績突出，功高望重，兩個職位都有希望被選中。於是圍繞李三才進入內閣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浙黨人士工部主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使徐兆魁、喬應甲等死力相攻，極力阻止李三才入選，誣劾他私藏白銀數百萬兩，攻擊他“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數了“貪、偽、險、橫”四大罪狀。李三才一反官員受劾自當辭職的慣例，“盛氣陳辯，不自引去”。經過長達半年多的激烈爭論，保舉李三才的官員以絕對多數壓倒反對派。這時久居林下的顧憲成也寫信給李三才，寄厚望於他，認為他“有大才，最能辦大事”；並說，就目前的時局看，“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轉之望。”他寄書內閣葉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其洗雪怨枉。與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吳亮（吳中行之子），為了加強李三才入閣的聲勢，將這兩封信公開謄抄在邸報上，並派人遞送到在京的各個衙門。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對派見信後大嘩，他們又開始攻擊顧憲成和東林書院。指責顧憲成出位建言，遙執朝政。徐兆魁上疏誣告東林於滸墅小河之上私設稅卡，徵收船鈔，為書院聚斂資金；而且講學時必談時政，還時常干預地方官員的決策。至此，李三才入閣之爭發展成東林黨與浙黨等反對派之間的一場政治鬥爭，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繼而喬應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貪五奸”之罪。在這種情況下，李三才為了顧全大局，平息紛爭，連續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動離職歸鄉。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對此竟也不置可否，這位風雲人物的政治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移靈時，以巨大的十字架作前導，京城中的大批信徒隨行在後，他們舉著點燃的蠟燭。徐光啟親自為利瑪竇下葬，並落下了悲傷的淚水。以前耶穌會士死後，通常安葬在澳門的公墓里；而這次利瑪竇被賜葬在京城郊外，成為轟動一時之事。利瑪竇實現了他生前“將成為第一批死在中國的人”的諾言，他在北京居住九年，是他中國傳教生涯中的最重要的時期，他的《中國札記》記載了他在中國二十八年的所見所聞。 利瑪竇等人將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科學技術帶到中國，也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文化，揭開了中西關係史上新的一頁。 明末竟陵派詩人譚元春曾到利瑪竇墓前憑弔，寫下了《過利西泰墓詩》： 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越海事非難。 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歷時近四百年，利瑪竇神父的墓仍完好保存在今北京行政學院校園內，墓碑上“耶穌會士利公之墓”的字樣歷歷可見。 （張憲博）
托塔天王李三才(1)
明代的名人不計其數，但除了皇宮裡的帝王公主，出生在北京的名人則少而又少，明中葉有李東陽，晚明則非李三才莫屬。李三才在晚明聲名卓著，算得上是老北京人中的佼佼者。因此，雖然他在京城留下的遺蹟已經難以尋覓，但若提起明代的北京人，他卻是個不能不說的人物。 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祖籍陝西臨潼，世代為武功右衛的軍官。因其祖父調衛燕京，其父移家至順天府通州的張家灣（今北京市通州區東南）。李三才生於北京，登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戶部主事。李三才年輕時就很有抱負，曾與南樂（河南南樂）魏允貞、長垣（河南長垣）李化龍相約立志，一定要為國為民干出一番事業。 在戶部，他與同僚顧憲成、趙南星等人結下深厚的友誼，他們還共同參與《萬曆會計錄》的編纂，這些對日後他與顧憲成等人形成某些共識不無關係。李三才對顧憲成十分尊重，他說當初自己“少年寡識，間嘗嬉戲”，顧憲成對他“事事提驚，時時驚覺”，常正色勸戒並勉勵他努力學習，建議他先熟讀諸子百家，潛窺古人檢身之精，再博覽諸史，歷觀古人康濟之略，因此他認為顧憲成“名為益友，實則嚴師”。後來李三才被謫離開吏部，顧憲成也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被削籍，然而三十年中，他們之間書信往來不斷，顧憲成逝世，李三才親作祭文以表哀思。 萬曆十一年（1583年）閣臣張四維、申時行為了讓自己的兒子金榜題名而舞弊科場，御使魏允貞上疏抗論他們“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張居正之覆轍。明神宗非但不追究張、申的行徑，反而嚴旨切責魏允貞，並將他降為外任。李三才為此鳴不平，上疏為魏允貞辯護，也被貶為山東東昌府推官。這件事使李三才在朝野聲譽鵲起。不久又升他為南京禮部郎中。恰逢魏允貞、李華龍、鄒元標也在南京任職，他們經常相聚在一起，探討國計民生之事。以後又調回山東任僉事。在山東任上，他治尚威嚴，深得民心，二十年後老百姓對他仍思念不已。再到河南任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為大理寺少卿。李三才自萬曆二年（1574年）“束髮登朝”以來，至此已為官二十五年。他閱歷廣泛，經驗豐富，對地方民情有深入的了解；與那些迂腐、循規蹈矩的官員相比，李三才則顯得機智而有魄力。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李三才以右僉都御使巡撫鳳陽等處，三十年（1602年）三月，總督漕運，仍兼鳳陽巡撫，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為左副都御使，照舊任事，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加戶部尚書。所謂“鳳陽等處”，指淮安府、揚州府、廬州府（今合肥市）、鳳陽府四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和該地區的一些衛所。漕運是明廷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因此總督漕運是一項重要的職務，萬曆七年（1579年）以後漕運總督還監管運河河道。李三才坐鎮淮安，人稱“淮撫”。 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搜刮民財。李三才所管轄的地區，是南來北往的要道。千里之內，自北而南，“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龍”。他們雇用一批地痞無賴，偽造印符，所到之處如同抓捕逃犯一樣，並且公開進行掠奪。其中以陳增尤為橫行猖獗，甚至還多次侮辱當地的官員。李三才對這一弊政深惡痛絕，他不懼權勢，堅決予以抵制。他採用機智的辦法，買通獄中死囚，讓他們將陳增的爪牙說成是自己的同黨，然後一一將其捕殺。這種隱蔽而有效的制裁一直持續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陳增死為止，沉重地打擊了陳增的氣焰。據說陳增每次見到李三才，畏於他的威容正氣，“汗必沾背”。安徽歙縣人程守訓，花錢在朝中買了一個內閣中書舍人的官職，充當陳增參隨，為虎作倀，卻唯獨懼怕李三才而不敢到淮安來。李三才上疏奏劾他，得贓數十萬兩。程守訓被剷除，遠近人心大塊。
托塔天王李三才(2)
對礦監稅使年復一年的大肆掠奪，朝中官員不斷有人上疏反對，其中以李三才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所上《請停稅礦疏》最為尖銳。他直接質問神宗：“皇上愛珠玉，人也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他還說，“四海脂膏，橫填帑藏”，實乃“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言辭激烈，如同聲討之檄文，為當朝臣子中所僅見。疏上之後，神宗置之不理。萬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重，以為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下詔罷礦稅，第二天卻又好轉，急忙追回成命。李三才又上疏陳述國事將危，請亟下前詔，但神宗根本不聽。 大運河清口一段（今屬淮陰市）河水乾涸，漕船不能通行，李三才建議挑浚建閘以輸運道。工程預算需要二十萬兩白銀，靠朝廷財政撥款難以申請到，於是李三才請求將漕糧留下，暫時以濟大工。這一建議遭到戶部督儲侍郎趙世卿的極力反對。萬曆三十七（1609年）年二月，李三才只好稱病離職，神宗立刻批准。而朝中正直官員如淮揚巡按御使崔邦亮、巡漕御使李思孝、給事中曹於汴、御使史學遷、袁九皋等紛紛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但神宗不予理睬。皇帝不更改決定，李三才不得不離開淮安到達徐州。他上疏催請新官接任，卻沒有人到任。正好這時趙世卿的職位被侍郎謝杰所代，謝杰又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神宗命李三才仍供原職，等待接替者到來，大概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以後一直沒有派人來。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皇孫生，神宗一時喜悅，下詔撤併礦監稅使，“釋逮系、起廢滯、補言官”，而實際上卻沒怎麼貫徹落實。李三才認為內閣首輔沉一貫推行不力，上疏指責神宗“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說沈一貫顧慮次輔沈鯉、朱賡與其爭權而阻止新政。神宗看後大為震怒，嚴旨切責，罰李三才官俸五個月。三十五年（1607年），派駐在儀征的稅使暨祿死，李三才又請盡撤天下稅使，神宗不聽，又命揚州的魯保兼之。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里居的顧憲成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人講學，一時間退居林下的士大夫聞風響附，他們在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朝中政治傾向相同的官員也遙相應和，於是東林名聲大震。李三才與顧憲成的友誼由來已久，彼此對對方的人品、學問和才幹都深信不疑。李三才上疏勸戒神宗，不要因諸臣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就永不聽用，希望重新起用顧憲成等人，對此神宗卻不置一詞。 淮、揚地處南北要衝，過往賓客仰慕李三才的盛名，紛紛登門拜訪，李三才也傾心結納；因此他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史稱他“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如他所用的吏員都是有才之士，為了避免手下官員貪贓納賄，他於常俸之外，儘量給予補貼，這方面他不惜遣贈成百上千的銀兩。之所以有如此財力，在於他不卑貨殖，擅長經商，精於運算，因而獲利甚豐，為此很多人願意追隨他或與他結交。在位之時，行事如“雷轟電掣，雨注風飈，令人有不可測者”，因此士大夫都十分推崇他，被譽為“豪傑而有聖賢之資”，有識之士認為，假使予以大任，治國未必不是管仲、樂毅之才。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內閣缺人，有人建議不應該只用翰林出身的詞臣，也應該選用外任官員，目的在於推戴李三才進入內閣。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從本院官員中內選。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績突出，功高望重，兩個職位都有希望被選中。於是圍繞李三才進入內閣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浙黨人士工部主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使徐兆魁、喬應甲等死力相攻，極力阻止李三才入選，誣劾他私藏白銀數百萬兩，攻擊他“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數了“貪、偽、險、橫”四大罪狀。李三才一反官員受劾自當辭職的慣例，“盛氣陳辯，不自引去”。經過長達半年多的激烈爭論，保舉李三才的官員以絕對多數壓倒反對派。這時久居林下的顧憲成也寫信給李三才，寄厚望於他，認為他“有大才，最能辦大事”；並說，就目前的時局看，“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轉之望。”他寄書內閣葉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其洗雪怨枉。與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吳亮（吳中行之子），為了加強李三才入閣的聲勢，將這兩封信公開謄抄在邸報上，並派人遞送到在京的各個衙門。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對派見信後大嘩，他們又開始攻擊顧憲成和東林書院。指責顧憲成出位建言，遙執朝政。徐兆魁上疏誣告東林於滸墅小河之上私設稅卡，徵收船鈔，為書院聚斂資金；而且講學時必談時政，還時常干預地方官員的決策。至此，李三才入閣之爭發展成東林黨與浙黨等反對派之間的一場政治鬥爭，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繼而喬應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貪五奸”之罪。在這種情況下，李三才為了顧全大局，平息紛爭，連續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動離職歸鄉。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對此竟也不置可否，這位風雲人物的政治生涯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