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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義立言利瑪竇(2)
利瑪竇等人很快認識了皇宮裡所有重要的侍衛，並與一些人建立了友誼，又在官員中結識了一批新朋友。在這段時間裡，對他們幫助最大的，莫過於時任吏科都給事中的東林黨人曹於汴。他主動先去拜訪了利瑪竇。當利瑪竇問他怎麼會首先來訪問象自己這樣一個很少為人所知的人物時，曹於汴回答道：“因為我從某些途徑聽說你是一位模範人物，傳播一種教導人們如何正當生活的教義。” 由於沒有事先到會同館報導而遷怒了該衙門的官員，提督會同館的主事下令將傳教士統統拘上公堂審問，並且明令他們住在會同館中。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給正在準備請求在北京建立傳教點的利瑪竇等人當頭一棒。因為會同館將按外國人來對待他們，而外國人是不能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利瑪竇等人按例被召入皇宮，向皇帝的龍椅行了跪拜禮。又拜訪了禮部右侍郎朱國祚。朱國祚詳細了解了他們到中國來的目的。這次利瑪竇等人索性公開大膽地聲明，他們是被派到中國傳播上帝的教義的，並希望永久居住在北京。朱國祚為此上奏皇帝，但是一月過去了，杳無音信，於是禮部決定再上奏章。奉命管理自鳴鐘的太監也希望耶穌會士們留下，因為如果鍾發生故障，會受到神宗的責罰。 在科臣曹於汴的干預下，利瑪竇等人從會同館中遷出，住在城內。派了四名差役，隔五天給他們送去生活用品，還派了一名差役供日常使用，這樣，耶穌會士們又獲得了自由。曹於汴再次修改了奏章，禮部第三次上呈神宗。這次總算得到神宗的口喻，即：他們可以放心住在京城裡，並且不願再聽到讓他們回到南京，或遣送回國的建議。同時朝廷還四個月發放一次生活津貼，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即使在歐洲也如此。 皇帝批准利瑪竇等人以個人身份在京城居住，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前來訪問利瑪竇等人的士大夫越來越多，其中較著名的有內閣首輔沈一貫、刑部侍郎王汝訓、兵部尚書蕭大亨、禮部尚書馮琦、吏部尚書李戴、禮部侍郎楊道賓和郭正域等。內閣大學士葉向高早在南京就與利瑪竇相識，入閣後又在北京的家中兩次款待利瑪竇，他有《贈西國諸子》詩，充分肯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義：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躡屏歷窮荒，浮槎過弱水。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多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 由於宮中的自鳴鐘又出了故障，神宗命令拿到耶穌會士的家中去修理，於是好奇的百姓蜂湧而至。神宗覺得不成體統，於是欽准神父們一年可以進宮四次修鍾，而後來實際上變成可以隨意出入皇宮了。 利瑪竇等人在京期間極力宣傳基督教，他們的住所向所有人開放，與他們相識的還有皇親國戚，甚至擴大到普通窮人，時常有下層群眾來拜訪。在北京有兩個明朝的官員皈依了基督教，一個是湖廣僉事馮應京，另一個是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 馮應京因反對稅監陳奉而聞名於世，在任時，就曾派他的學生劉元珍請教當時居住在南京的利瑪竇。馮應京被械送入京，利瑪竇在他入獄前看過他。獄中三年，他們之間始終保持著友誼。馮應京重印了利瑪竇神父的《交友論》，並為書寫了序言；還印了所有可以搜集到的神父們的著作，其中有利瑪竇的《天主實義》。馮應京允許僕人自願領洗，自己則在獄中虔奉著神父們送給他的十字架。出獄後，他本來想立即洗禮，但又怕招惹事非，決定回南京受洗；然而到達南京後幾天，便病逝了。 當時在京的李之藻，看到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十分驚訝，於是開始向利瑪竇學習地理學、數學和天文學，他重新繪製了一幅近兩平方米的世界地圖，即《坤輿萬國全圖》，還出資刊印了利瑪竇的《教義問答》，分贈友人與百姓。幾年後，他也接受了洗禮。
慕義立言利瑪竇(3)
萬曆三十年（1602年），利瑪竇在北京會見了後來被譽為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廷筠（另外兩人是徐光啟和李之藻），那一年，楊廷筠奉旨進京正準備接任湖廣道監察御使一職。九年以後，即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他在杭州領受了洗禮。 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北京獲得居住權後，基督教在中國從南到北，依次有了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五個居留點，特別是在北京的定居，使它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已經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啟到北京參加會試，他進京後第一件事就是拜訪教堂（神父們自用的小教堂），行懺悔禮和領聖餐，據說他在領聖餐時竟虔誠地留下淚來。徐光啟這次還把他七十多歲高齡的老父親也帶到北京，想爭取讓老人在有生之年也皈依基督教。經過徐光啟和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努力，老人終於在逝世的前一年受了洗禮。萬曆三十二年是會試之年，各地舉子匯集京城；這一年又是外察之年，外任官都到京城朝覲，傳教士們利用這個機會與各地官員、士子及商人結交，擴大基督教的影響。 在北京，傳教士們靠租房子住了六年，最初住在宮門附近，後來為了侯命隨時入宮修鍾而住在欽天監；從會同館遷出後，仍租房居住。他們一直在選擇可以修建教堂的地方，最終看中了順城門（北京市宣武門東）附近一處面積寬敞的宅院，於是找來在京的一些朋友共議此事，徐光啟也在其中，還幫助湊足了買房的錢。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8月27日，傳教士們遷入新居，接著，他們修建了一間正式的禮拜堂，從此，北京有了最早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南堂”。教堂中陳列有千里鏡、地球儀、簡平儀等天文儀器，以及龍尾車、砂漏、自鳴鐘、天琴等。上至士大夫達官，下至普通窮人，各階層不斷有人登門“領教”，這一年在北京受洗的教徒超過了200人。利瑪竇還專程去過北直隸保定府的鄉村考察，發現在他們到北京之後的一年中，這裡已經有150多名信徒加入基督教，而且人數正在增多。 徐光啟進一步向傳教士提出，應該印行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的書籍，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經利瑪竇與徐光啟為時一年的共同努力，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前六卷被譯成中文。徐光啟將六卷合印成一冊出版，並為其寫了《譯幾何原本引》和《刻幾何原本序》兩篇序言。《譯幾何原本引》是以利瑪竇神父的名義撰寫的，該書的出版，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種新的科學的推演方法開始被中國人所接受。同年，他們又合編《測量法義》。通過向利瑪竇學習數學和天文學，李之藻編譯了《渾蓋通憲圖說》，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寫成的介紹西方天文學的著作。利瑪竇又與他合譯了《同文算指》併合著了《乾坤體義》。 萬曆十一年（1583年），從利瑪竇在肇慶第一次將標有經緯度的《坤輿萬國全圖》展示給中國人後，這幅地圖在二十多年中廣為流傳，它使中國人第一次認識了整個世界。這次又通過太監呈獻給明神宗，神宗將其看成是裝飾品，十分喜愛；下令以織錦的方式複製十二幅，每幅用六扇大屏風裝成，他要把它們送給他的皇子和親屬。 利瑪竇於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30日病臥在床，11日臨近黃昏時逝世，終年五十八歲。按中國的習俗，棺材用瀝青密封，停放在教堂中。喪葬費用和棺木由李之藻出資。教徒中有人建議向皇上請求賜給利瑪竇神父一塊墓地，這樣做還可以使教會和基督教在中國更加合法化。奏疏以龐迪我神父的名義上呈，由李之藻為之潤色。在都御使孫瑋和翰林院官員的幫助下，奏疏很快轉呈皇上。他們又請葉向高與另一位內閣官員從中疏通。葉向高認為，僅就翻譯《幾何原本》一書的貢獻，就應該賜予墓地。神宗讓禮部複議，禮部根據《大明會典》的有關規定，認為可以同意龐迪我等人的請求，賜予一處無人居住的土地以安葬利瑪竇。最後選定阜成門外二里溝的“仁恩寺”。由龍華民神父設計，通過對寺廟的改造，建成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座墓地。北京的地方長官順天府丞黃吉士，為了表示對死者的敬意，親書“慕義立言”匾額，放於利瑪竇神父的墓上，還為此組織了一個隆重的送匾儀式。
利瑪竇等人很快認識了皇宮裡所有重要的侍衛，並與一些人建立了友誼，又在官員中結識了一批新朋友。在這段時間裡，對他們幫助最大的，莫過於時任吏科都給事中的東林黨人曹於汴。他主動先去拜訪了利瑪竇。當利瑪竇問他怎麼會首先來訪問象自己這樣一個很少為人所知的人物時，曹於汴回答道：“因為我從某些途徑聽說你是一位模範人物，傳播一種教導人們如何正當生活的教義。” 由於沒有事先到會同館報導而遷怒了該衙門的官員，提督會同館的主事下令將傳教士統統拘上公堂審問，並且明令他們住在會同館中。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給正在準備請求在北京建立傳教點的利瑪竇等人當頭一棒。因為會同館將按外國人來對待他們，而外國人是不能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利瑪竇等人按例被召入皇宮，向皇帝的龍椅行了跪拜禮。又拜訪了禮部右侍郎朱國祚。朱國祚詳細了解了他們到中國來的目的。這次利瑪竇等人索性公開大膽地聲明，他們是被派到中國傳播上帝的教義的，並希望永久居住在北京。朱國祚為此上奏皇帝，但是一月過去了，杳無音信，於是禮部決定再上奏章。奉命管理自鳴鐘的太監也希望耶穌會士們留下，因為如果鍾發生故障，會受到神宗的責罰。 在科臣曹於汴的干預下，利瑪竇等人從會同館中遷出，住在城內。派了四名差役，隔五天給他們送去生活用品，還派了一名差役供日常使用，這樣，耶穌會士們又獲得了自由。曹於汴再次修改了奏章，禮部第三次上呈神宗。這次總算得到神宗的口喻，即：他們可以放心住在京城裡，並且不願再聽到讓他們回到南京，或遣送回國的建議。同時朝廷還四個月發放一次生活津貼，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即使在歐洲也如此。 皇帝批准利瑪竇等人以個人身份在京城居住，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前來訪問利瑪竇等人的士大夫越來越多，其中較著名的有內閣首輔沈一貫、刑部侍郎王汝訓、兵部尚書蕭大亨、禮部尚書馮琦、吏部尚書李戴、禮部侍郎楊道賓和郭正域等。內閣大學士葉向高早在南京就與利瑪竇相識，入閣後又在北京的家中兩次款待利瑪竇，他有《贈西國諸子》詩，充分肯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義：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躡屏歷窮荒，浮槎過弱水。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多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 由於宮中的自鳴鐘又出了故障，神宗命令拿到耶穌會士的家中去修理，於是好奇的百姓蜂湧而至。神宗覺得不成體統，於是欽准神父們一年可以進宮四次修鍾，而後來實際上變成可以隨意出入皇宮了。 利瑪竇等人在京期間極力宣傳基督教，他們的住所向所有人開放，與他們相識的還有皇親國戚，甚至擴大到普通窮人，時常有下層群眾來拜訪。在北京有兩個明朝的官員皈依了基督教，一個是湖廣僉事馮應京，另一個是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 馮應京因反對稅監陳奉而聞名於世，在任時，就曾派他的學生劉元珍請教當時居住在南京的利瑪竇。馮應京被械送入京，利瑪竇在他入獄前看過他。獄中三年，他們之間始終保持著友誼。馮應京重印了利瑪竇神父的《交友論》，並為書寫了序言；還印了所有可以搜集到的神父們的著作，其中有利瑪竇的《天主實義》。馮應京允許僕人自願領洗，自己則在獄中虔奉著神父們送給他的十字架。出獄後，他本來想立即洗禮，但又怕招惹事非，決定回南京受洗；然而到達南京後幾天，便病逝了。 當時在京的李之藻，看到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十分驚訝，於是開始向利瑪竇學習地理學、數學和天文學，他重新繪製了一幅近兩平方米的世界地圖，即《坤輿萬國全圖》，還出資刊印了利瑪竇的《教義問答》，分贈友人與百姓。幾年後，他也接受了洗禮。
慕義立言利瑪竇(3)
萬曆三十年（1602年），利瑪竇在北京會見了後來被譽為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廷筠（另外兩人是徐光啟和李之藻），那一年，楊廷筠奉旨進京正準備接任湖廣道監察御使一職。九年以後，即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他在杭州領受了洗禮。 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北京獲得居住權後，基督教在中國從南到北，依次有了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五個居留點，特別是在北京的定居，使它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已經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啟到北京參加會試，他進京後第一件事就是拜訪教堂（神父們自用的小教堂），行懺悔禮和領聖餐，據說他在領聖餐時竟虔誠地留下淚來。徐光啟這次還把他七十多歲高齡的老父親也帶到北京，想爭取讓老人在有生之年也皈依基督教。經過徐光啟和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努力，老人終於在逝世的前一年受了洗禮。萬曆三十二年是會試之年，各地舉子匯集京城；這一年又是外察之年，外任官都到京城朝覲，傳教士們利用這個機會與各地官員、士子及商人結交，擴大基督教的影響。 在北京，傳教士們靠租房子住了六年，最初住在宮門附近，後來為了侯命隨時入宮修鍾而住在欽天監；從會同館遷出後，仍租房居住。他們一直在選擇可以修建教堂的地方，最終看中了順城門（北京市宣武門東）附近一處面積寬敞的宅院，於是找來在京的一些朋友共議此事，徐光啟也在其中，還幫助湊足了買房的錢。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8月27日，傳教士們遷入新居，接著，他們修建了一間正式的禮拜堂，從此，北京有了最早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南堂”。教堂中陳列有千里鏡、地球儀、簡平儀等天文儀器，以及龍尾車、砂漏、自鳴鐘、天琴等。上至士大夫達官，下至普通窮人，各階層不斷有人登門“領教”，這一年在北京受洗的教徒超過了200人。利瑪竇還專程去過北直隸保定府的鄉村考察，發現在他們到北京之後的一年中，這裡已經有150多名信徒加入基督教，而且人數正在增多。 徐光啟進一步向傳教士提出，應該印行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的書籍，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經利瑪竇與徐光啟為時一年的共同努力，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前六卷被譯成中文。徐光啟將六卷合印成一冊出版，並為其寫了《譯幾何原本引》和《刻幾何原本序》兩篇序言。《譯幾何原本引》是以利瑪竇神父的名義撰寫的，該書的出版，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種新的科學的推演方法開始被中國人所接受。同年，他們又合編《測量法義》。通過向利瑪竇學習數學和天文學，李之藻編譯了《渾蓋通憲圖說》，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寫成的介紹西方天文學的著作。利瑪竇又與他合譯了《同文算指》併合著了《乾坤體義》。 萬曆十一年（1583年），從利瑪竇在肇慶第一次將標有經緯度的《坤輿萬國全圖》展示給中國人後，這幅地圖在二十多年中廣為流傳，它使中國人第一次認識了整個世界。這次又通過太監呈獻給明神宗，神宗將其看成是裝飾品，十分喜愛；下令以織錦的方式複製十二幅，每幅用六扇大屏風裝成，他要把它們送給他的皇子和親屬。 利瑪竇於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30日病臥在床，11日臨近黃昏時逝世，終年五十八歲。按中國的習俗，棺材用瀝青密封，停放在教堂中。喪葬費用和棺木由李之藻出資。教徒中有人建議向皇上請求賜給利瑪竇神父一塊墓地，這樣做還可以使教會和基督教在中國更加合法化。奏疏以龐迪我神父的名義上呈，由李之藻為之潤色。在都御使孫瑋和翰林院官員的幫助下，奏疏很快轉呈皇上。他們又請葉向高與另一位內閣官員從中疏通。葉向高認為，僅就翻譯《幾何原本》一書的貢獻，就應該賜予墓地。神宗讓禮部複議，禮部根據《大明會典》的有關規定，認為可以同意龐迪我等人的請求，賜予一處無人居住的土地以安葬利瑪竇。最後選定阜成門外二里溝的“仁恩寺”。由龍華民神父設計，通過對寺廟的改造，建成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座墓地。北京的地方長官順天府丞黃吉士，為了表示對死者的敬意，親書“慕義立言”匾額，放於利瑪竇神父的墓上，還為此組織了一個隆重的送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