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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臨風吊李贄(2)
按照李贄的情況，頂多是發回原籍，不會治其他的罪，但卻遲遲沒有處理結果。對李贄來說，被自己的敵人投進監獄卻無力反擊，這本身就是恥辱和遺憾，而重病使反擊的可能變得更加渺茫，這是他所無法容忍的。實際上，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論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什麼，他都會以死作為最後的抗爭。1602年的三月十五日，李贄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次日逝世，終年76歲。一代奇人，用壯烈的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大大的驚嘆號，也向後世控訴了封建專制的黑暗。 李贄死後，馬經綸將李贄葬在通州城北三里的迎福寺西，其葬式完全依照李贄在《李卓吾遺言》的吩咐。墓高一丈，樹碑二通，周圍種滿白楊…… 李贄一生四次到北京，通州之行是最後一次。 李贄第一次來京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目的是求官。但他只是舉人出身，求官十分不易。李贄後來追述首次來京的情景：“在京師住了十個月，得不到位置，錢快用光了，只好到塾館中教學生來養家，又教了十多個月的書，才得到一個空位置”，也就是說，在失業近2年後，到了1563年他才重新有了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北京國子監博士，仍是教書。此前李贄做過河南共城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都是教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經40歲的李贄來到北京，擔任了禮部司務，這是他第二次來京，也是他在京生活時間最長的一次。禮部司務是一個隸屬於禮部司務廳的九品小官，相當於幹事或文書，負責辦理一些具體的事務。在這個職務上，李贄一直做了四年，直到隆慶四年（1570年）他升任南京刑部員外郎為止。禮部司務是一個窮官，經濟上所得極為有限，但李贄卻不以為意，他把求“道”（關於人生的真學問），作為來京的目的。這是他此前多年的追求。 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同僚李逢陽、徐用儉的影響下，李贄終於認識和接受了流行的陽明心學。在接受心學之前，李贄所信奉的是傳統的儒學思想，在這樣的思想範圍里，他不可能創造不朽；因此可以說，心學的接受，是李贄叛逆思想的發端。而這，又與北京是分不開的；當然，他人生旅途中的更大坎坷也是從這開始的。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71歲的李贄第三次來到北京。 李贄這一次是路過，他要等待他的另一個朋友焦竑一同前往南京，商討他的著作《藏書》的出版事宜。《藏書》是他在山西改定的一部歷史著作。 李贄寓居京西極樂寺，此時正是深秋時節，他不以詩詞見長，但面對久別重逢的京師秋景，還是吟出了“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已蘇；老檜深枝喧暮鴉，西風落日下庭梧”的詩句。秋盡冬來，冬去春回，李贄在極樂寺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第一天，大雪紛飛，漫天皆白，他在《元日極樂寺大雨雪》中寫道：“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花飛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卻惹塵”。詩的後兩句，寫的是他的煩惱，而這嚴酷的現實，與“萬國衣冠共一新”的新氣象是那麼遙遠，這令他十分的感慨。這年春末，李贄與焦竑一同乘船，順運河南行，離開了北京。 通州迎福寺西的李贄墓一直保存了350年，1953年，衛生部在該地建造北京結核病醫院，將墓遷走。其後又幾經遷移，終於在1983年將李贄墓遷至通州西海子公園內。當年焦竑題寫的“李卓吾先生墓”的石碑仍樹立在墓前。 （張兆裕）
慕義立言利瑪竇(1)
在明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耶穌會士利瑪竇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北京則是他獲得這一地位的最重要“平台”。如今的北京，還保留著許多與利瑪竇有關的遺蹟。 利瑪竇是義大利人，字西泰，1552年10月16日生於義大利馬塞拉塔城，1571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自願到遠東傳教。1577年他參加了耶穌會派往印度傳教的教團，同行十四人，次年三月乘船從里斯本出發，九月到達印度果阿。1582年4月利瑪竇與巴范濟被耶穌會負責遠東教務的觀察員派往中國協助羅明堅傳教。他於1582年（萬曆十年）8月抵達澳門，第二年他們被兩廣地方當局獲許在肇慶居住。1589年（萬曆十七年）利瑪竇又遷居韶州，以後又到達南京。不久被逐出南京，暫避江西南昌傳教。傳教團考慮到如果不被明朝皇帝所接見，想長期居留在中國進行傳教幾乎是不可能的。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利瑪竇重返南京，開始了到北京傳教的努力。 利瑪竇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得到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的資助和護送。他們從南昌出發到達南京，又從南京起程沿水路北上，於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9月17日）到達北京。在北京，他們獲得的一項重大收穫，是終於弄明白了他們所在的中華帝國，就是某些書中稱之的契丹，而北京就是所謂的汗八里城。利瑪竇立刻寄書印度和歐洲，建議修改地圖。因為歐洲人一直認為契丹位於中國長城以北，是另一個國家。在北京，利瑪竇等人住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府中。由於當時正在進行援朝抗倭戰爭，明神宗拒絕接見利瑪竇一行。一個月以後，利瑪竇等人被迫返回南京。 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等人又一次從南京啟程去北京。船靠濟寧時，利瑪竇在漕運總督劉東星家中又一次見到了李贄，並向他們傳播了基督教的教義。與他們的交談，使利瑪竇感到完全是在歐洲的家裡，或與好友在他的教會的教堂中，而不是與異教徒在一起。 在天津，太監馬堂沒收了他們的全部行李，並將其看管起來，拜見皇帝又變得遙遙無期。六個月過去了，正當傳教士們度日如年的時候，一天，明神宗忽然想起一份奏書中提到的利瑪竇要獻給他的自鳴鐘，於是下旨命傳教士們進京。他們到達北京是在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獻給皇帝的禮物中有：聖母像、基督像、十字架、自鳴鐘、《山海輿地全圖》、三稜鏡、古翼琴、印度棉布、粗羊毛布、玻璃製品、日晷、砂漏、《世界現狀》等。明神宗第一次看到了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驚奇地高聲說：“這才是活神仙！”據說他選擇了一個最小的耶穌受難十字架，放在他的房間裡。神宗很快派太監田爾耕接見了利瑪竇，並詢問進呈禮物給皇帝的目的。利瑪竇等人特別向太監介紹了自鳴鐘，並願意教會中國人對這些鐘的操作。於是明神宗指派了欽天監的四名太監學習自鳴鐘的管理。三天後鐘被送到皇帝面前，明神宗非常喜愛，把一座小鍾放在自己的面前。神宗命工部在御花園為最大的鐘建一座鐘樓。 這時神宗已經多年不見大臣了，雖然也想見見這些異國人，但是孤僻固執的性格，最終還是讓他放棄了召見的決定。不過他派了兩名畫師畫了兩個神父的全身像，神宗見後，說：“嗬！嗬！一看就知道是回回人。”太監告訴他，他們不是回回，他們吃豬肉，是歐洲人。神宗出於好奇，想進一步了解歐洲君主如何穿著，問他們是否帶來了皇宮的模型？神宗命畫師按照利瑪竇等人獻上的描寫聖經故事的畫，繪製成一幅更大的畫。利瑪竇等人還呈上一幅畫有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以及威尼斯共和國旗幟的畫。 幾天後，皇帝又派了四名太監來向神父們學習演奏古翼琴，因為古琴也是獻給皇帝的禮物之一，它是鋼琴的前身。後來龐迪我神父每天進入皇宮給太監上音樂課。音樂課上了一個多月，被演奏的外國樂曲配上中文歌詞。利瑪竇又親自編寫了八支歌曲，稱之為《西琴曲意》八章，內容涉及倫理道德，是教導人們具有良好品行的抒情詩，還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話加以說明。這些歌曲非常受文人士大夫的歡迎和讚揚，人們認為皇帝應該以歌曲中提倡的道德去治理國家。
按照李贄的情況，頂多是發回原籍，不會治其他的罪，但卻遲遲沒有處理結果。對李贄來說，被自己的敵人投進監獄卻無力反擊，這本身就是恥辱和遺憾，而重病使反擊的可能變得更加渺茫，這是他所無法容忍的。實際上，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論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什麼，他都會以死作為最後的抗爭。1602年的三月十五日，李贄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次日逝世，終年76歲。一代奇人，用壯烈的死，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大大的驚嘆號，也向後世控訴了封建專制的黑暗。 李贄死後，馬經綸將李贄葬在通州城北三里的迎福寺西，其葬式完全依照李贄在《李卓吾遺言》的吩咐。墓高一丈，樹碑二通，周圍種滿白楊…… 李贄一生四次到北京，通州之行是最後一次。 李贄第一次來京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目的是求官。但他只是舉人出身，求官十分不易。李贄後來追述首次來京的情景：“在京師住了十個月，得不到位置，錢快用光了，只好到塾館中教學生來養家，又教了十多個月的書，才得到一個空位置”，也就是說，在失業近2年後，到了1563年他才重新有了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北京國子監博士，仍是教書。此前李贄做過河南共城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都是教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經40歲的李贄來到北京，擔任了禮部司務，這是他第二次來京，也是他在京生活時間最長的一次。禮部司務是一個隸屬於禮部司務廳的九品小官，相當於幹事或文書，負責辦理一些具體的事務。在這個職務上，李贄一直做了四年，直到隆慶四年（1570年）他升任南京刑部員外郎為止。禮部司務是一個窮官，經濟上所得極為有限，但李贄卻不以為意，他把求“道”（關於人生的真學問），作為來京的目的。這是他此前多年的追求。 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同僚李逢陽、徐用儉的影響下，李贄終於認識和接受了流行的陽明心學。在接受心學之前，李贄所信奉的是傳統的儒學思想，在這樣的思想範圍里，他不可能創造不朽；因此可以說，心學的接受，是李贄叛逆思想的發端。而這，又與北京是分不開的；當然，他人生旅途中的更大坎坷也是從這開始的。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71歲的李贄第三次來到北京。 李贄這一次是路過，他要等待他的另一個朋友焦竑一同前往南京，商討他的著作《藏書》的出版事宜。《藏書》是他在山西改定的一部歷史著作。 李贄寓居京西極樂寺，此時正是深秋時節，他不以詩詞見長，但面對久別重逢的京師秋景，還是吟出了“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已蘇；老檜深枝喧暮鴉，西風落日下庭梧”的詩句。秋盡冬來，冬去春回，李贄在極樂寺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第一天，大雪紛飛，漫天皆白，他在《元日極樂寺大雨雪》中寫道：“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花飛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卻惹塵”。詩的後兩句，寫的是他的煩惱，而這嚴酷的現實，與“萬國衣冠共一新”的新氣象是那麼遙遠，這令他十分的感慨。這年春末，李贄與焦竑一同乘船，順運河南行，離開了北京。 通州迎福寺西的李贄墓一直保存了350年，1953年，衛生部在該地建造北京結核病醫院，將墓遷走。其後又幾經遷移，終於在1983年將李贄墓遷至通州西海子公園內。當年焦竑題寫的“李卓吾先生墓”的石碑仍樹立在墓前。 （張兆裕）
慕義立言利瑪竇(1)
在明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耶穌會士利瑪竇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北京則是他獲得這一地位的最重要“平台”。如今的北京，還保留著許多與利瑪竇有關的遺蹟。 利瑪竇是義大利人，字西泰，1552年10月16日生於義大利馬塞拉塔城，1571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自願到遠東傳教。1577年他參加了耶穌會派往印度傳教的教團，同行十四人，次年三月乘船從里斯本出發，九月到達印度果阿。1582年4月利瑪竇與巴范濟被耶穌會負責遠東教務的觀察員派往中國協助羅明堅傳教。他於1582年（萬曆十年）8月抵達澳門，第二年他們被兩廣地方當局獲許在肇慶居住。1589年（萬曆十七年）利瑪竇又遷居韶州，以後又到達南京。不久被逐出南京，暫避江西南昌傳教。傳教團考慮到如果不被明朝皇帝所接見，想長期居留在中國進行傳教幾乎是不可能的。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利瑪竇重返南京，開始了到北京傳教的努力。 利瑪竇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得到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的資助和護送。他們從南昌出發到達南京，又從南京起程沿水路北上，於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9月17日）到達北京。在北京，他們獲得的一項重大收穫，是終於弄明白了他們所在的中華帝國，就是某些書中稱之的契丹，而北京就是所謂的汗八里城。利瑪竇立刻寄書印度和歐洲，建議修改地圖。因為歐洲人一直認為契丹位於中國長城以北，是另一個國家。在北京，利瑪竇等人住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府中。由於當時正在進行援朝抗倭戰爭，明神宗拒絕接見利瑪竇一行。一個月以後，利瑪竇等人被迫返回南京。 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等人又一次從南京啟程去北京。船靠濟寧時，利瑪竇在漕運總督劉東星家中又一次見到了李贄，並向他們傳播了基督教的教義。與他們的交談，使利瑪竇感到完全是在歐洲的家裡，或與好友在他的教會的教堂中，而不是與異教徒在一起。 在天津，太監馬堂沒收了他們的全部行李，並將其看管起來，拜見皇帝又變得遙遙無期。六個月過去了，正當傳教士們度日如年的時候，一天，明神宗忽然想起一份奏書中提到的利瑪竇要獻給他的自鳴鐘，於是下旨命傳教士們進京。他們到達北京是在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獻給皇帝的禮物中有：聖母像、基督像、十字架、自鳴鐘、《山海輿地全圖》、三稜鏡、古翼琴、印度棉布、粗羊毛布、玻璃製品、日晷、砂漏、《世界現狀》等。明神宗第一次看到了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驚奇地高聲說：“這才是活神仙！”據說他選擇了一個最小的耶穌受難十字架，放在他的房間裡。神宗很快派太監田爾耕接見了利瑪竇，並詢問進呈禮物給皇帝的目的。利瑪竇等人特別向太監介紹了自鳴鐘，並願意教會中國人對這些鐘的操作。於是明神宗指派了欽天監的四名太監學習自鳴鐘的管理。三天後鐘被送到皇帝面前，明神宗非常喜愛，把一座小鍾放在自己的面前。神宗命工部在御花園為最大的鐘建一座鐘樓。 這時神宗已經多年不見大臣了，雖然也想見見這些異國人，但是孤僻固執的性格，最終還是讓他放棄了召見的決定。不過他派了兩名畫師畫了兩個神父的全身像，神宗見後，說：“嗬！嗬！一看就知道是回回人。”太監告訴他，他們不是回回，他們吃豬肉，是歐洲人。神宗出於好奇，想進一步了解歐洲君主如何穿著，問他們是否帶來了皇宮的模型？神宗命畫師按照利瑪竇等人獻上的描寫聖經故事的畫，繪製成一幅更大的畫。利瑪竇等人還呈上一幅畫有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以及威尼斯共和國旗幟的畫。 幾天後，皇帝又派了四名太監來向神父們學習演奏古翼琴，因為古琴也是獻給皇帝的禮物之一，它是鋼琴的前身。後來龐迪我神父每天進入皇宮給太監上音樂課。音樂課上了一個多月，被演奏的外國樂曲配上中文歌詞。利瑪竇又親自編寫了八支歌曲，稱之為《西琴曲意》八章，內容涉及倫理道德，是教導人們具有良好品行的抒情詩，還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話加以說明。這些歌曲非常受文人士大夫的歡迎和讚揚，人們認為皇帝應該以歌曲中提倡的道德去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