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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紛說定陵人(2)
親政之後的朱翊鈞，很快就想到了要營建自己最終的歸宿。萬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朱翊鈞命令大臣們為他前去天壽山祖陵祭拜做準備，包括先為他遴選可以建造自己壽宮的地點。於是，當時的大學士張四維便派禮部、工部的官員，會同欽天監官員、風水先生，前往天壽山斟察。官員們選擇了潭峪嶺、勒草窪、祥子嶺作為吉壤，以備皇帝定奪。閏二月十二日，神宗朱翊鈞陪著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生母慈聖皇太后李氏往天壽山祭拜祖陵。但是，看過潭峪嶺、勒草窪、祥子嶺，又再看了陽翠嶺、東山、聖蹟山等地，仍未選定壽官的理想地點。於是，選定壽宮的任務專門派了通政司的參議梁子琦負責。但是，梁子琦也許是太過於認真了，他先後與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欽天監官員、禮部尚書徐學謨發生爭執。最後，神宗皇帝對梁子琦也不耐煩起來，罰了他三個月的工資。接下來，事情還是落在禮部和工部這兩個專門負責陵寢事宜的部門頭上。最後，經過多名官員的勘探，首輔申時行等人選擇了形龍山、小峪山兩處。小峪山後來改名為“大峪山”。萬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六日，朱翊鈞再帶著后妃們前往天壽山，最後選定了大峪山為自己的壽宮所在地，並在次年十月任命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班子來籌建壽宮。萬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日，定陵正式開始營建。但是，之後立即又有一拔臣工說三道四。李植、江東之、羊可立，這三個曾經靠彈劾已故的張居正而起家的人，上疏說大峪山不適合做皇帝的壽宮。三人的目的，只是想借壽宮選址來攻擊內閣大臣申時行。但是，大峪山壽宮選址是皇帝親自做決定的，內閣並沒有什麼責任。因此，萬曆皇帝下令將三人外調，壽宮仍然按原有方案營建。萬曆十八年（1590年）六月，定陵營建完成。整個工程費時五年，費銀八百萬兩，相當於明代戶部太倉三年的收入。 定陵的設計方案，是由當時的禮部尚書陳經邦擬定的。設計的格局是仿照朱翊鈞的祖父明世宗的永陵，但外觀較永陵更為寬大深邃。定陵陵園的總面積為84,462.4平方米。從建築格局上看，有地面建築、地下建築兩部分。地面建築是模仿皇宮外朝的格局；地下建築則是模仿皇宮的內廷部分。地面建築中的祾恩殿、明樓和寶頂，相當於皇宮外朝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地下玄宮有前殿、中殿、後殿，左右配室，相當於皇宮內廷中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和東西六宮。整個地下的玄宮，是用青白石和漢白玉砌成，不設樑柱，全部採用雙曲拱券形式。皇帝與皇后的棺槨，就是安放在後殿中。因此，後殿是地下玄宮的主體部分，較其它部分要高大寬敞。正是在這裡，漢白玉製成的寶床上，安放著萬曆皇帝、王皇、恭妃王氏三人的金絲楠木棺槨。棺槨的兩側，照例擱放著盆、盂、碗、盤等生活用品。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朱翊鈞病逝。繼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皇帝便在九月初一日隨著他的父親去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神宗的玄宮內的諡冊上，卻寫著九月初四日“孝子嗣皇帝臣常洛稽首百拜上言”。該年十月，將萬曆皇帝安葬於定陵的，是他的孫子朱由校。這一年的十月，連年號都已經改了。因為，從1620年的八月起，為紀念朱常洛，改年號為泰昌。 （陳時龍）
貢院春秋思江陵(1)
在建國門內大街路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周圍的胡同，分別叫貢院東街、貢院西街以及貢院頭條、二條、三條等名，而且以前還有三條和貢院有關的胡同，即鯉魚胡同、筆管胡同和驢蹄子胡同。這個片區所在，就是明清“貢院”舊地。 明清的科舉考試，每隔三年要會試一次，會試是在春二月，所以叫“春闈”。會試考三場，每場三天，從初九日考到十七日。參加考試的是全國的舉人，考中的稱為“貢士”，再到紫禁城的中和殿由皇帝面試。考取的叫“進士”，進士的第一名叫“狀員”，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並刻名於國子監的石碑上。北京的貢院又為順天府鄉試的考場，鄉試也是三年一次，考試是在秋八月，故叫“秋闈”，也是在初九日到十七日。鄉試的考生是由童生經縣、府、院三試及格成為“秀才”，秀才應鄉試，及格者為舉人。全國的舉人在第二年春天集中到北京會試。 貢院是古代明清時期的考場。在貢院發展史上，明萬曆間大學士張居正為它的擴建修葺值得一提。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萬曆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在張居正任首輔時，對於當時國力匱乏等問題，張居正認為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於是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這種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減蘇松地區和應天府織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畝聲勢最為浩大。清丈田畝的措施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從而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到萬曆十年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使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得贈上柱國，諡“文忠”。然而他逝世後不久，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官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他的家屬也不能倖免。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張居正才得以平反，復官追蔭。 在張居正一系列興革舉措中，他對北京貢院的修葺擴建的擴建較少有人注意。 貢院在北京城東南隅，本為元朝禮部舊址。永樂十三年（1415年）時改為貢院。因當時京城的城垣和皇宮尚未完成，財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葦席等搭蓋成考棚。四周圍起先是用荊棘圍成的牆。大門五間，稱為“龍門”，有鯉魚跳龍門之意。中間三門上有橫匾，中門上題“天開文運”，東門上題“明經取士”，西門上題“為國求賢”。貢院內的中路主要有明遠樓、公堂、聚奎閣和會經堂等。東西兩旁則是低矮的考棚，又叫“號棚”，貢院的四角還有瞭望樓。貢院裡的監考很嚴，進貢院大門時，要進行嚴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夾帶”。所謂“夾帶”，即是把考試的答案或提綱藏在身上。如有夾帶，則送刑部嚴辦。當考生進入考場的考棚後，就要鎖門。稱為“鎖院貢試”，因貢院的外圍四周是用荊棘圍圈的。所以又叫“鎖棘貢試”。考生每人一間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蠟燭。待試題發下來，明遠樓上響起鼓聲，應試的舉子們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來。因當時還沒有鐘錶，就以點香為計時。
親政之後的朱翊鈞，很快就想到了要營建自己最終的歸宿。萬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朱翊鈞命令大臣們為他前去天壽山祖陵祭拜做準備，包括先為他遴選可以建造自己壽宮的地點。於是，當時的大學士張四維便派禮部、工部的官員，會同欽天監官員、風水先生，前往天壽山斟察。官員們選擇了潭峪嶺、勒草窪、祥子嶺作為吉壤，以備皇帝定奪。閏二月十二日，神宗朱翊鈞陪著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生母慈聖皇太后李氏往天壽山祭拜祖陵。但是，看過潭峪嶺、勒草窪、祥子嶺，又再看了陽翠嶺、東山、聖蹟山等地，仍未選定壽官的理想地點。於是，選定壽宮的任務專門派了通政司的參議梁子琦負責。但是，梁子琦也許是太過於認真了，他先後與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欽天監官員、禮部尚書徐學謨發生爭執。最後，神宗皇帝對梁子琦也不耐煩起來，罰了他三個月的工資。接下來，事情還是落在禮部和工部這兩個專門負責陵寢事宜的部門頭上。最後，經過多名官員的勘探，首輔申時行等人選擇了形龍山、小峪山兩處。小峪山後來改名為“大峪山”。萬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六日，朱翊鈞再帶著后妃們前往天壽山，最後選定了大峪山為自己的壽宮所在地，並在次年十月任命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班子來籌建壽宮。萬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日，定陵正式開始營建。但是，之後立即又有一拔臣工說三道四。李植、江東之、羊可立，這三個曾經靠彈劾已故的張居正而起家的人，上疏說大峪山不適合做皇帝的壽宮。三人的目的，只是想借壽宮選址來攻擊內閣大臣申時行。但是，大峪山壽宮選址是皇帝親自做決定的，內閣並沒有什麼責任。因此，萬曆皇帝下令將三人外調，壽宮仍然按原有方案營建。萬曆十八年（1590年）六月，定陵營建完成。整個工程費時五年，費銀八百萬兩，相當於明代戶部太倉三年的收入。 定陵的設計方案，是由當時的禮部尚書陳經邦擬定的。設計的格局是仿照朱翊鈞的祖父明世宗的永陵，但外觀較永陵更為寬大深邃。定陵陵園的總面積為84,462.4平方米。從建築格局上看，有地面建築、地下建築兩部分。地面建築是模仿皇宮外朝的格局；地下建築則是模仿皇宮的內廷部分。地面建築中的祾恩殿、明樓和寶頂，相當於皇宮外朝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地下玄宮有前殿、中殿、後殿，左右配室，相當於皇宮內廷中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和東西六宮。整個地下的玄宮，是用青白石和漢白玉砌成，不設樑柱，全部採用雙曲拱券形式。皇帝與皇后的棺槨，就是安放在後殿中。因此，後殿是地下玄宮的主體部分，較其它部分要高大寬敞。正是在這裡，漢白玉製成的寶床上，安放著萬曆皇帝、王皇、恭妃王氏三人的金絲楠木棺槨。棺槨的兩側，照例擱放著盆、盂、碗、盤等生活用品。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朱翊鈞病逝。繼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皇帝便在九月初一日隨著他的父親去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神宗的玄宮內的諡冊上，卻寫著九月初四日“孝子嗣皇帝臣常洛稽首百拜上言”。該年十月，將萬曆皇帝安葬於定陵的，是他的孫子朱由校。這一年的十月，連年號都已經改了。因為，從1620年的八月起，為紀念朱常洛，改年號為泰昌。 （陳時龍）
貢院春秋思江陵(1)
在建國門內大街路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周圍的胡同，分別叫貢院東街、貢院西街以及貢院頭條、二條、三條等名，而且以前還有三條和貢院有關的胡同，即鯉魚胡同、筆管胡同和驢蹄子胡同。這個片區所在，就是明清“貢院”舊地。 明清的科舉考試，每隔三年要會試一次，會試是在春二月，所以叫“春闈”。會試考三場，每場三天，從初九日考到十七日。參加考試的是全國的舉人，考中的稱為“貢士”，再到紫禁城的中和殿由皇帝面試。考取的叫“進士”，進士的第一名叫“狀員”，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並刻名於國子監的石碑上。北京的貢院又為順天府鄉試的考場，鄉試也是三年一次，考試是在秋八月，故叫“秋闈”，也是在初九日到十七日。鄉試的考生是由童生經縣、府、院三試及格成為“秀才”，秀才應鄉試，及格者為舉人。全國的舉人在第二年春天集中到北京會試。 貢院是古代明清時期的考場。在貢院發展史上，明萬曆間大學士張居正為它的擴建修葺值得一提。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萬曆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在張居正任首輔時，對於當時國力匱乏等問題，張居正認為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於是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這種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減蘇松地區和應天府織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畝聲勢最為浩大。清丈田畝的措施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從而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到萬曆十年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使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得贈上柱國，諡“文忠”。然而他逝世後不久，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官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他的家屬也不能倖免。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張居正才得以平反，復官追蔭。 在張居正一系列興革舉措中，他對北京貢院的修葺擴建的擴建較少有人注意。 貢院在北京城東南隅，本為元朝禮部舊址。永樂十三年（1415年）時改為貢院。因當時京城的城垣和皇宮尚未完成，財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葦席等搭蓋成考棚。四周圍起先是用荊棘圍成的牆。大門五間，稱為“龍門”，有鯉魚跳龍門之意。中間三門上有橫匾，中門上題“天開文運”，東門上題“明經取士”，西門上題“為國求賢”。貢院內的中路主要有明遠樓、公堂、聚奎閣和會經堂等。東西兩旁則是低矮的考棚，又叫“號棚”，貢院的四角還有瞭望樓。貢院裡的監考很嚴，進貢院大門時，要進行嚴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夾帶”。所謂“夾帶”，即是把考試的答案或提綱藏在身上。如有夾帶，則送刑部嚴辦。當考生進入考場的考棚後，就要鎖門。稱為“鎖院貢試”，因貢院的外圍四周是用荊棘圍圈的。所以又叫“鎖棘貢試”。考生每人一間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蠟燭。待試題發下來，明遠樓上響起鼓聲，應試的舉子們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來。因當時還沒有鐘錶，就以點香為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