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頁
何處豹房覓武宗(3)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於清江浦（今江蘇清江市）垂釣，不慎落水受寒，身體每況愈下。次年，武宗病死於豹房，終年三十一歲，葬於昌平金嶺山東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綠水間，康陵中靜靜的安息著武宗。武宗一生，貪杯、好色、尚兵、無賴，所行之事多荒謬不經，為世人所詬病。同時武宗又處事剛毅果斷，彈指之間誅劉瑾，英州大敗小王子，還能禮賢下士，親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於藝妓……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後人評說了。 （許文繼）
西涯懷古道東陽(1)
北京的後海，如今已經成為一處著名的休閒文化旅遊區，各具風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邇聞名。在古代，包括後海在內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剎海、積水潭構成的內城城市水系，不僅是北京得以營建國都和皇家園林的基礎，也孕育了眾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李東陽就生長於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後海的人情風物，我們就不能不感懷這位生於斯長於斯的古人。 李東陽（1447-1516年），字賓之，別號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標示了李東陽的出身之地。說起來，今天提起李東陽，人們多會聯想到湖南茶陵。這是因為他祖籍茶陵，當時人們多以茶陵稱呼他，他的傳世文集名為《懷麓堂集》，取懷念嶽麓的意思，而後人將以他為領袖的詩人群體稱為“茶陵詩派”。其實李東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過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東陽說自己“楚人而燕產”，他真正有感情的故鄉還是北京，還是後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東陽為何會生長於北京？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頗有一段周折。據李東陽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肅臨洮人，後來遷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來。到了明初，東陽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遷居北京。有一種說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亂中參加了義兵，後隨軍移駐北京。但這很可疑，因為所謂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軍至某地所登記的戶籍，一般被視為賤民。況且當時的北京不僅不是首善之區，還是國家的軍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資匱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動亂的局勢下被抓了“壯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論如何，李東陽的家庭出身非常貧賤是無疑的，要不是北京後來成為首都，歷史上很可能就不會留下李東陽這個名字了。李東陽的祖父李允興參與了靖難之役，朱棣遷都北京之後，他調入禁衛軍“金吾左衛”，當了一個製造軍器的小軍官。大概由於有些工匠手藝，李允興後來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來，開始做起了小買賣，這時已經是明英宗正統時期（1436-1449年）。這便是李東陽生長在西涯的緣由。 李東陽的父親李淳並未考取科第，但已經成為了讀書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為生，所以他對東陽的教育很重視。景泰年間（1450-1456年），不足十歲的李東陽成為京中著名的神童，還先後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見。關於他小時候跟景帝的見面，傳記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頗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內的各種傳記都說，他在三四歲的時候就能寫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覺得很好奇，就召見他來表演，還賜了他菓鈔若干。野史中則將這個故事演繹為景帝讓他寫“麟、鳳、龜、龍”等字，當他寫到“龍”字時，手腕沒有力氣了，最後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劃完，惹得皇帝龍顏大悅。又有一次，景帝召見他和比他大兩歲的神童程敏政，在過大殿門檻時，他個子太小邁不過去。於是太監取笑他，說：“神童腳短。”他應聲就說：“天子門高。”這個神童後來果然不負眾望，十六歲中舉，十七歲成進士，不僅成為開一代風氣的文壇領袖，蜚聲中外，還“立朝五十年”，歷事三朝皇帝，最終當上內閣大學士。朝堂風雲屢經變幻，他都能從容應對，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風雲人物。 然而，能夠保持政治上的歷久不衰並非易事，換來的可能是身後的毀譽參半。李東陽在世時，就被很多高潔的氣節之士譏為眷戀利祿，死後二百年間人們對他仍然褒貶不一。這都源自於正德年間他對宦官劉瑾委曲隱忍的那些舊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將軍，完全不理儒家對皇帝的禮法約束，其中最為禍害的是寵信宦官劉瑾。李東陽與劉健、謝遷是孝宗皇帝的託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顧念先帝遺願，並不重視他的輔臣。開始的時候，李東陽和劉健等人上疏武宗，請他遠離群小（宦官），戒絕深夜遊樂，勤於朝政。武宗皇帝還做做樣子，表示自己會處理。可是過了不到一年，他乾脆對李東陽等人說：“卿等所言，皆為朕憂國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然群小錮弊日深，不能改也。”這意思就是，我承認錯誤，但決不改正！
西涯懷古道東陽(2)
面對武宗這種不合作態度，劉健、李東陽、謝遷除了連續上疏請誅劉瑾等宦官，還同時以辭職作為威脅。這給了劉瑾一個上位的機會，將託孤大臣一掃而光，僅僅留下了李東陽一人。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劉健、李東陽和謝遷等大學士在內閣和當時的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商量要里外呼應逼武宗除去劉瑾等人。結果消息泄露，劉瑾先發制人，奪了司禮監的權，使外臣失了內應。第二天早朝，群臣剛要伏闕請旨，宮中就放出了保全劉瑾的聖旨。劉健和李東陽等人知道事情已經不可為，於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慣例，輔臣乞休，必須等三到四次請求之後才能應允。可是劉瑾等人唯恐劉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長夢多，於是攛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為什麼獨留李東陽一人呢？其實，大學士們請誅劉瑾的奏疏是由李東陽執筆草就的，不過在內閣議事的時候他的辭令較為緩和，所以宦官們以為他並不是主事之人。況且輔臣盡去必會引起更大的風波，劉瑾也確實需要一個在朝臣和皇帝之間周旋的人，於是他選擇了李東陽。李東陽又是何等無奈。 事實證明，李東陽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極大積極作用的。劉瑾表面上對李東陽非常禮敬，李東陽也對劉瑾採取了委曲求全的態度，但並未與他同流合污。李東陽不僅要避開劉瑾對他投來的明槍暗箭，還要時時對遭遇劉瑾迫害的正直大臣進行營救和翼護。在劉瑾被誅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東陽救護過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學士劉健、謝遷，還有後來設計除去劉瑾的楊一清。若無李東陽的彌縫其間，則劉瑾亂政的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明史》稱善類賴東陽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說“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這是對他歷史功績的肯定。 然而，一時的隱忍和委曲求全使李東陽陷入了輿論危機。在送劉健和謝遷歸田的時候，東陽不禁黯然泣下。劉健正色對他說：“有什麼好哭的？要是當日你與我們一起力爭，今天就跟我們一起走了。”這或許是責備他的話，認為他的立場不夠堅定；又或許劉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還留有李東陽在廟堂之上，不至於使皇帝身邊一個能用的人都沒有。無論他的意思是怎樣的，士論對李東陽的保留原職都是有很大不滿的。有人用“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的詩句諷刺他留戀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來了“伴食宰相”的惡名。李東陽的門人羅玘還曾寫信給他，不僅勸他及早隱退，甚至還要與他劃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門生籍。史稱，李東陽看到這樣的書信，“俯首長嘆而已”。其中的苦澀當時又有幾人能體會？ 李東陽的一生可算位極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這座城市，這座城市也給他留下了太多的悲傷。李東陽兄弟四人，他是長兄，可是三個弟弟紛紛英年早逝，這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悲傷。然而悲傷並未到此為止。東陽親生有三子，長子兆先，善為詩歌古文，年少而負盛名，年二十七歲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歲而殤；三子午孫，未周歲而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為他養老！暮年的李東陽身邊只有已故四弟的兒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斷地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離去。連續的喪親，讓他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人會戀棧權力。如果有機會，他確實想離開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歲的時候曾計劃在宜興或者武進置業定居，可惜未能實現。 拋開廟堂之上的政治紛爭，李東陽終歸是個文人，生命中的悲傷和孤單只能寄情於山水和文藝，他性格中最愛的還是吟詩為文。明初以後，源自台閣宰輔的“台閣體”詩歌流行，這種詩作內容多是歌功頌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穩，甚少新意。李東陽開創了新的詩歌創作路線，處處可見真性情。他在《懷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認為文章有館閣、山林二體，“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清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他身處台閣而主文柄，又喜歡“以詩文引後進”，所以對改變時代風氣具有很大的作用。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於清江浦（今江蘇清江市）垂釣，不慎落水受寒，身體每況愈下。次年，武宗病死於豹房，終年三十一歲，葬於昌平金嶺山東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綠水間，康陵中靜靜的安息著武宗。武宗一生，貪杯、好色、尚兵、無賴，所行之事多荒謬不經，為世人所詬病。同時武宗又處事剛毅果斷，彈指之間誅劉瑾，英州大敗小王子，還能禮賢下士，親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於藝妓……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後人評說了。 （許文繼）
西涯懷古道東陽(1)
北京的後海，如今已經成為一處著名的休閒文化旅遊區，各具風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邇聞名。在古代，包括後海在內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剎海、積水潭構成的內城城市水系，不僅是北京得以營建國都和皇家園林的基礎，也孕育了眾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李東陽就生長於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後海的人情風物，我們就不能不感懷這位生於斯長於斯的古人。 李東陽（1447-1516年），字賓之，別號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標示了李東陽的出身之地。說起來，今天提起李東陽，人們多會聯想到湖南茶陵。這是因為他祖籍茶陵，當時人們多以茶陵稱呼他，他的傳世文集名為《懷麓堂集》，取懷念嶽麓的意思，而後人將以他為領袖的詩人群體稱為“茶陵詩派”。其實李東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過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東陽說自己“楚人而燕產”，他真正有感情的故鄉還是北京，還是後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東陽為何會生長於北京？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頗有一段周折。據李東陽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肅臨洮人，後來遷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來。到了明初，東陽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遷居北京。有一種說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亂中參加了義兵，後隨軍移駐北京。但這很可疑，因為所謂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軍至某地所登記的戶籍，一般被視為賤民。況且當時的北京不僅不是首善之區，還是國家的軍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資匱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動亂的局勢下被抓了“壯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論如何，李東陽的家庭出身非常貧賤是無疑的，要不是北京後來成為首都，歷史上很可能就不會留下李東陽這個名字了。李東陽的祖父李允興參與了靖難之役，朱棣遷都北京之後，他調入禁衛軍“金吾左衛”，當了一個製造軍器的小軍官。大概由於有些工匠手藝，李允興後來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來，開始做起了小買賣，這時已經是明英宗正統時期（1436-1449年）。這便是李東陽生長在西涯的緣由。 李東陽的父親李淳並未考取科第，但已經成為了讀書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為生，所以他對東陽的教育很重視。景泰年間（1450-1456年），不足十歲的李東陽成為京中著名的神童，還先後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見。關於他小時候跟景帝的見面，傳記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頗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內的各種傳記都說，他在三四歲的時候就能寫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覺得很好奇，就召見他來表演，還賜了他菓鈔若干。野史中則將這個故事演繹為景帝讓他寫“麟、鳳、龜、龍”等字，當他寫到“龍”字時，手腕沒有力氣了，最後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劃完，惹得皇帝龍顏大悅。又有一次，景帝召見他和比他大兩歲的神童程敏政，在過大殿門檻時，他個子太小邁不過去。於是太監取笑他，說：“神童腳短。”他應聲就說：“天子門高。”這個神童後來果然不負眾望，十六歲中舉，十七歲成進士，不僅成為開一代風氣的文壇領袖，蜚聲中外，還“立朝五十年”，歷事三朝皇帝，最終當上內閣大學士。朝堂風雲屢經變幻，他都能從容應對，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風雲人物。 然而，能夠保持政治上的歷久不衰並非易事，換來的可能是身後的毀譽參半。李東陽在世時，就被很多高潔的氣節之士譏為眷戀利祿，死後二百年間人們對他仍然褒貶不一。這都源自於正德年間他對宦官劉瑾委曲隱忍的那些舊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將軍，完全不理儒家對皇帝的禮法約束，其中最為禍害的是寵信宦官劉瑾。李東陽與劉健、謝遷是孝宗皇帝的託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顧念先帝遺願，並不重視他的輔臣。開始的時候，李東陽和劉健等人上疏武宗，請他遠離群小（宦官），戒絕深夜遊樂，勤於朝政。武宗皇帝還做做樣子，表示自己會處理。可是過了不到一年，他乾脆對李東陽等人說：“卿等所言，皆為朕憂國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然群小錮弊日深，不能改也。”這意思就是，我承認錯誤，但決不改正！
西涯懷古道東陽(2)
面對武宗這種不合作態度，劉健、李東陽、謝遷除了連續上疏請誅劉瑾等宦官，還同時以辭職作為威脅。這給了劉瑾一個上位的機會，將託孤大臣一掃而光，僅僅留下了李東陽一人。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劉健、李東陽和謝遷等大學士在內閣和當時的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商量要里外呼應逼武宗除去劉瑾等人。結果消息泄露，劉瑾先發制人，奪了司禮監的權，使外臣失了內應。第二天早朝，群臣剛要伏闕請旨，宮中就放出了保全劉瑾的聖旨。劉健和李東陽等人知道事情已經不可為，於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慣例，輔臣乞休，必須等三到四次請求之後才能應允。可是劉瑾等人唯恐劉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長夢多，於是攛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為什麼獨留李東陽一人呢？其實，大學士們請誅劉瑾的奏疏是由李東陽執筆草就的，不過在內閣議事的時候他的辭令較為緩和，所以宦官們以為他並不是主事之人。況且輔臣盡去必會引起更大的風波，劉瑾也確實需要一個在朝臣和皇帝之間周旋的人，於是他選擇了李東陽。李東陽又是何等無奈。 事實證明，李東陽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極大積極作用的。劉瑾表面上對李東陽非常禮敬，李東陽也對劉瑾採取了委曲求全的態度，但並未與他同流合污。李東陽不僅要避開劉瑾對他投來的明槍暗箭，還要時時對遭遇劉瑾迫害的正直大臣進行營救和翼護。在劉瑾被誅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東陽救護過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學士劉健、謝遷，還有後來設計除去劉瑾的楊一清。若無李東陽的彌縫其間，則劉瑾亂政的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明史》稱善類賴東陽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說“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這是對他歷史功績的肯定。 然而，一時的隱忍和委曲求全使李東陽陷入了輿論危機。在送劉健和謝遷歸田的時候，東陽不禁黯然泣下。劉健正色對他說：“有什麼好哭的？要是當日你與我們一起力爭，今天就跟我們一起走了。”這或許是責備他的話，認為他的立場不夠堅定；又或許劉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還留有李東陽在廟堂之上，不至於使皇帝身邊一個能用的人都沒有。無論他的意思是怎樣的，士論對李東陽的保留原職都是有很大不滿的。有人用“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的詩句諷刺他留戀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來了“伴食宰相”的惡名。李東陽的門人羅玘還曾寫信給他，不僅勸他及早隱退，甚至還要與他劃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門生籍。史稱，李東陽看到這樣的書信，“俯首長嘆而已”。其中的苦澀當時又有幾人能體會？ 李東陽的一生可算位極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這座城市，這座城市也給他留下了太多的悲傷。李東陽兄弟四人，他是長兄，可是三個弟弟紛紛英年早逝，這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悲傷。然而悲傷並未到此為止。東陽親生有三子，長子兆先，善為詩歌古文，年少而負盛名，年二十七歲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歲而殤；三子午孫，未周歲而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為他養老！暮年的李東陽身邊只有已故四弟的兒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斷地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離去。連續的喪親，讓他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人會戀棧權力。如果有機會，他確實想離開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歲的時候曾計劃在宜興或者武進置業定居，可惜未能實現。 拋開廟堂之上的政治紛爭，李東陽終歸是個文人，生命中的悲傷和孤單只能寄情於山水和文藝，他性格中最愛的還是吟詩為文。明初以後，源自台閣宰輔的“台閣體”詩歌流行，這種詩作內容多是歌功頌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穩，甚少新意。李東陽開創了新的詩歌創作路線，處處可見真性情。他在《懷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認為文章有館閣、山林二體，“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清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他身處台閣而主文柄，又喜歡“以詩文引後進”，所以對改變時代風氣具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