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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強化控制的同時，閻錫山還搞了不少名堂，從經濟上加強控制和搜括，以滿足他擴大軍隊的需要，鞏固其政治統治的基礎。一是強化“兵農合一”政策，強行組織所謂“兵農小組”，以六人為一組，其中一人當常備兵，五人領份地耕種當國民兵。國民兵出優待糧、棉，一部分供給常備兵，一部分優待其家屬。在營的士兵不發餉，把擴軍的負擔完全轉稼到民眾頭上。僅1946年上半年，通過這種“編組”辦法，就拼湊起常備兵二萬多人。閻對這套做法，很是自我欣賞，洋洋自得，他直言不諱地承認：“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二是實行“平民經濟”，為發展官僚資本，恣意搶掠民眾財產，將國計民生緊緊控制在手中。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權進入城市，藉機大發接收財，投機商推波助瀾，造成物價飛漲的嚴重局面。到1946年底，全國通貨膨脹，物價比戰前增加2900多倍。上海物價漲至8000多倍，而山西更厲害，太原物價高於上海，達到了全國的最高峰。閻錫山看到這種局面，也甚為驚慌，認為：“自亂因素不除，本身就有瓦解危險。”於是提出“簡化生活，保護生活，分配工作，配給產物”的四項原則，管制物價，特別是管制生活必需品。隨即嚴厲實行糧食、麵粉、布匹、食鹽等四種生活必需品的經營管制，禁止“非商人”插手買賣，禁止囤積居奇，禁止濫抬物價，禁止買賣空盤。之後又成立了“平民經濟”辦事處，管制物資的輸出輸入，實行統一採購，統一定價，統一批發，將大利都攬到了他的“公營”商號中。在“限制過分利得”的招牌下，對發放高利貸得利的，從每千元日息中抽取一元“歸公”，實際上是縱容和鼓勵了高利貸，最終將負擔轉到了普通民眾身上。
節節敗退 隻身逃出太原
不甘心失敗的閻錫山，還企圖扭轉戰局。1947年元旦，他連續發表三篇文告，吹噓將此年定為“復興年”。晉綏軍再次與胡宗南的中央軍配合，調兵遣將，妄圖收復晉西。人民解放軍太岳軍區和呂梁軍區則集中兵力，揮戈東向，向著晉綏軍兵力薄弱的地帶進攻，迅速攻克孝義，並逼近汾陽城下。孝義失守，就意味著閻錫山在太原周圍的晉中地區的防線被打開一個缺口。閻錫山得到敗兵的報告，十分恐慌，連夜從太原趕赴平遙，親自坐鎮督戰調集大量援兵，企圖收回孝義，解除汾陽之圍，把行將潰決的防線穩住。解放軍發起汾孝戰役，僅僅11天，就將閻錫山的主力部隊消滅了11萬餘人。
1947年3月之後，蔣介石全面進攻解放區的戰略遭到徹底失敗，被迫改為重點進攻。為了配合陝北解放區的作戰，解放軍太岳、晉綏軍區在山西戰場上連續發動晉南、鄉寧、正太、運城等幾個戰役，殲滅了晉綏軍大批有生力量，晉南重鎮運城被解放，臨汾成為一座孤城。正太線沿線300多里被解放軍控制，太行、冀晉兩解放區也連成了一片。閻錫山被打得目瞪口呆，除了大罵部下之外，再也拿不出什麼妙招。1947年不僅沒有成為他的復興年，反倒成為他走向最後末日的轉折年。
1948年2月，解放軍發起了臨汾戰役。在山西全省的地圖上，南邊的臨汾，北邊的大同，是省城太原的南北屏障，也是山西境內南北兩翼的中心。經過多年經營，臨汾城周圍建立起了堅固的工事，城牆又建築在一個大土丘上，易守難攻。激戰展開後，連蔣介石也驚慌失措，忙給閻錫山打氣，宣稱要“決心保衛臨汾”，請美國陳納德的飛行隊派飛機助戰，閻錫山則連續給駐防軍司令梁培璜打電報，聲稱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惡恨恨地令他“人盡物盡，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只能死守到底。梁培璜表示要與臨汾“共存亡”，並在自己的床下堆了柴草，備好了汽油，顯示與臨汾共存亡的決心，同時就給部下下達了所謂“八殺”令：奉令進攻延遲者殺；奉令赴援延遲者殺；未奉令放棄守地者殺；鄰陣被攻有力不援者殺；鄰陣被陷不堅持本陣者殺；濫行射擊虛報彈藥、陣前無敵屍者殺；謊報軍情企圖卸責者殺；主官傷亡次級不挺身代行職務者殺。除了用一個“殺”字逼迫部下賣命之外，這位司令沒有其它命令可發，充分暴露了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面前，已經陷入完全絕望的狀態。而最後的結果又極具諷刺意味：臨汾城被攻破之時，這位晉綏軍第六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並沒有殺身成仁的勇氣，而是乖乖地舉手當了解放軍的俘虜。臨汾解放後，閻錫山失去了晉南，呂梁、太岳解放區連成一片。至此，山西全省只有北邊的大同一座孤城，太原及太原附近的晉中地區若干縣還在閻錫山的控制之下，閻錫山的統治岌岌可危了。
面對一連串失敗，閻錫山倒也還有點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成功地運用了運動戰，“能把孫子的‘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從未實現的兵法，實現在他的軍隊中。”而自己的軍隊，“有飛機，有大炮，占了這飛機大炮的光，學下個守；受了飛機大炮的害，沒有學下個跑。”結果是落下兩條死路：分散開叫人打死，集結起來自己餓死。不能說他的這些總結沒有道理，但他不可能懂得，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對抗，即便學會跑也還是個死。
節節敗退 隻身逃出太原
不甘心失敗的閻錫山，還企圖扭轉戰局。1947年元旦，他連續發表三篇文告，吹噓將此年定為“復興年”。晉綏軍再次與胡宗南的中央軍配合，調兵遣將，妄圖收復晉西。人民解放軍太岳軍區和呂梁軍區則集中兵力，揮戈東向，向著晉綏軍兵力薄弱的地帶進攻，迅速攻克孝義，並逼近汾陽城下。孝義失守，就意味著閻錫山在太原周圍的晉中地區的防線被打開一個缺口。閻錫山得到敗兵的報告，十分恐慌，連夜從太原趕赴平遙，親自坐鎮督戰調集大量援兵，企圖收回孝義，解除汾陽之圍，把行將潰決的防線穩住。解放軍發起汾孝戰役，僅僅11天，就將閻錫山的主力部隊消滅了11萬餘人。
1947年3月之後，蔣介石全面進攻解放區的戰略遭到徹底失敗，被迫改為重點進攻。為了配合陝北解放區的作戰，解放軍太岳、晉綏軍區在山西戰場上連續發動晉南、鄉寧、正太、運城等幾個戰役，殲滅了晉綏軍大批有生力量，晉南重鎮運城被解放，臨汾成為一座孤城。正太線沿線300多里被解放軍控制，太行、冀晉兩解放區也連成了一片。閻錫山被打得目瞪口呆，除了大罵部下之外，再也拿不出什麼妙招。1947年不僅沒有成為他的復興年，反倒成為他走向最後末日的轉折年。
1948年2月，解放軍發起了臨汾戰役。在山西全省的地圖上，南邊的臨汾，北邊的大同，是省城太原的南北屏障，也是山西境內南北兩翼的中心。經過多年經營，臨汾城周圍建立起了堅固的工事，城牆又建築在一個大土丘上，易守難攻。激戰展開後，連蔣介石也驚慌失措，忙給閻錫山打氣，宣稱要“決心保衛臨汾”，請美國陳納德的飛行隊派飛機助戰，閻錫山則連續給駐防軍司令梁培璜打電報，聲稱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惡恨恨地令他“人盡物盡，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只能死守到底。梁培璜表示要與臨汾“共存亡”，並在自己的床下堆了柴草，備好了汽油，顯示與臨汾共存亡的決心，同時就給部下下達了所謂“八殺”令：奉令進攻延遲者殺；奉令赴援延遲者殺；未奉令放棄守地者殺；鄰陣被攻有力不援者殺；鄰陣被陷不堅持本陣者殺；濫行射擊虛報彈藥、陣前無敵屍者殺；謊報軍情企圖卸責者殺；主官傷亡次級不挺身代行職務者殺。除了用一個“殺”字逼迫部下賣命之外，這位司令沒有其它命令可發，充分暴露了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面前，已經陷入完全絕望的狀態。而最後的結果又極具諷刺意味：臨汾城被攻破之時，這位晉綏軍第六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並沒有殺身成仁的勇氣，而是乖乖地舉手當了解放軍的俘虜。臨汾解放後，閻錫山失去了晉南，呂梁、太岳解放區連成一片。至此，山西全省只有北邊的大同一座孤城，太原及太原附近的晉中地區若干縣還在閻錫山的控制之下，閻錫山的統治岌岌可危了。
面對一連串失敗，閻錫山倒也還有點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成功地運用了運動戰，“能把孫子的‘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從未實現的兵法，實現在他的軍隊中。”而自己的軍隊，“有飛機，有大炮，占了這飛機大炮的光，學下個守；受了飛機大炮的害，沒有學下個跑。”結果是落下兩條死路：分散開叫人打死，集結起來自己餓死。不能說他的這些總結沒有道理，但他不可能懂得，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對抗，即便學會跑也還是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