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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和復興都等於消滅共產黨，但消滅共產黨又談何容易。“共產黨能籠絡人心”，自己的作為又恰恰不得人心，為了維護和保持在山西的統治，除了軍隊之外，只有依靠特務組織。因此，返回太原後，他大力發展和強化特務機構，迅速組成了三大特務系統：特警處，政衛處和參訓隊。“特警處”全稱是“特種警憲指揮處”，擁有大小70多個單位，1400多名專職特工人員，720名武裝特務和900多名派出人員。其骨幹分子是第二戰區政治部閻的親信梁化之手下的特工和共產黨、八路軍的一些敗類。它規模龐大，權力無限，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可以隨意扣捕山西境內任何軍政人員和民眾，任意審訊、殘酷毒打並處死。在太原市的行政、軍事、經濟、教育各機關以及工廠、學校、商號、飯店、旅店等地方，都有秘密發展的“細胞”，隨時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人們稍有不慎，言論中透露出對閻錫山的不滿，就會被特警處抓捕、審訊、禁閉，以至殺死。日軍投降後的山西大地，成為特務統治下的黑暗世界。“政衛處”僅次於特警處，是閻錫山掌握軍隊內部動向，搜集共產黨、犧盟會和決死隊情報的耳目。“參訓隊”全稱是“太原綏靖公署諜報參謀訓練隊”，是訓練軍事諜報參謀和進行軍事情報活動的特務機關。這些特務機關，與軍隊一起，成為閻錫山存在的支柱。依靠這些力量，閻錫山千方百計製造名堂，對軍隊和民眾進行空前的殘酷統治。
上黨戰役中，近三萬官兵被俘，其他地區，也有許多當過八路軍俘虜的兵士。八路軍優待俘虜，採取寬大政策，對願返回者，都發給路費，開給路條，予以釋放。這些被放回來的官兵，特別是幹部，成為閻錫山心中的一塊病。一方面，他懼怕這些人受了共產黨的教育，變成了他的敵人；另一方面，更怕他們回來宣傳，瓦解和動搖軍心。於是就成立了“晉綏軍返部幹部集訓團”，簡稱“返干團”，他親自擔任團長，將被俘釋放的幹部都集中於內，實際上就是變相的集中營，以“警戒嚴密，追查徹底，寧枉勿漏，斷絕歸路”為原則，由“特警處”等特務組織進行殘酷迫害。釋放幹部進團編隊後，三個月內不准外出、不准竄隊、不准和家屬親友見面，嚴密拘禁，強迫寫自白書，並揭發別人。對所謂“有問題”者，分別開班鬥爭、隊鬥爭、團鬥爭大會，採取車輪戰、圍攻、棒打等辦法，反覆予以肉體和精神的折磨。1947年6月之後，竟然仿照封建時代給囚犯刺字的做法，採用滅絕人性的“刺字刑”，給釋放官兵臂部針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樣。他以為用這樣卑劣的辦法，就能夠斷絕向共產黨向人民歸順的道路，迫使這些人永遠受他的驅使，為他賣命終生。有一個上士班長，在額部明顯位置刺了“誓死剿滅共匪”六字，受到閻錫山的特別嘉獎，獎給法幣300萬元，並賜予“忠貞先鋒”稱號；而在上黨戰役中被俘的一個中將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恥”二字，受到嚴厲責難，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滅共”二字，才被釋放出團。一個炮兵團長，被人密報在被俘期間說過“閻錫山已成瓮中之鱉”的話，立即被“特警處”拷打審訊後秘密活埋；還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針毒死。閻錫山居然將這些罪行稱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紅紅擦紅紅的政治教育”。經過上述迫害和折磨後，這些釋放官兵，還被組成所謂“奮鬥雪恥團”，再次送到前線充當炮灰。閻錫山的做法，可謂喪心病狂而壞事做絕。
在對普通民眾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閻錫山也設計出了一套辦法。他制定所謂《動員戡亂復興工作綱領》，提出要建立“鐵村”，完成“鐵政”，展開了亂打亂殺的“三自傳訓”運動。“三自”包括“自清”、“自衛”、“自治”。所謂“自清”，就是讓老百姓自己動手肅清“偽裝分子”，即對閻錫山的統治不滿，同情和傾向共產黨的民眾；“自衛”，就是讓老百姓自己武裝起來，反對共產黨；“自治”，就是要達到處處、村村都加強他的反動統治的目的。晉綏軍有一名團長名叫趙俊義，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謂“肅偽辦法”。把駐區內的民眾集中起來，先進行“自清”，讓人們坦白或相互揭發是否共產黨，是否給八路軍辦過事。“徹底坦白”的人算是“轉生”，對“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別進行鬥爭直到隨意殺死。“自清”之後，將青壯年編成自衛隊，經過訓練，發給槍枝，實行“自衛”；“自衛”之下，“秩序”和“治安”較好的村莊就實行“兵農合一”，讓群眾領取份地進行生產，就算是實現了“自治”。趙俊義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殘殺革命群眾和無辜百姓，僅在壽陽一個十餘萬人口的小縣，便殺了600餘人。或亂棍打死，或刀砍、槍斃、草刀鍘，或活埋、水淹，慘絕人寰，令人髮指。而閻錫山卻認為這是對付共產黨的有效辦法，並親自命名為“俊義奮鬥法”，將趙俊義擢升為副師長，以示表彰。“三自傳訓”的辦法推廣開後，強迫縣、區、村的幹部進行“自白轉生”，“自白自己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自白之後，如被揭發為“不徹底”，就被大會鬥爭，當場亂棍打死。在閻錫山統治所及的地區，特別是太原附近的晉中地區，到處發生亂棍打死所謂“偽裝分子”的慘劇。根據閻錫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統計，推行“三自傳訓”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在晉中各縣遭受毒打和被殺害的民眾，達到八、九萬人之多。其中，被亂棍打死和殺害的就有三千餘人。平遙縣一夜打死700餘人，介休縣打死180餘人，太谷縣200餘人，榆次縣打死540餘人，陽曲縣300餘人，清源縣300餘人，文水縣200餘人，晉源縣打死100餘人，祁縣110餘人，交城縣86人，徐溝縣68人，孝義縣62人，汾陽縣總共打死400餘人，而一天之內，就亂棍打死180餘人。太原城內一個澡塘里的青年工人李某，受不了被迫進行軍訓的勞苦，說了句“共產党進來怕什麼”，便立即被捆起來用亂棍活活打死。在閻錫山直接指使下，閻軍和特務機關犯下的這種駭人聽聞、慘絕人寰的暴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閻錫山同樣將這些殘害民眾的辦法讚美為“大慈大悲”，說什麼：“處理人越是慘無人道，越殘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見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產黨，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來了。” 1947年1月12日，得到叛徒的告密，駐文水縣的晉綏軍和當地反動武裝，包圍了雲周西村。年僅16歲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劉胡蘭和地下交通員石三槐等人，不幸被捕。閻軍頭目強迫他們“自白”，劉胡蘭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坦然躺在鍘刀下，光榮犧牲。她的大無畏英雄氣慨和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辭的崇高氣節，使一切反動派膽戰心驚。毛澤東親筆題詞讚頌：“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上黨戰役中，近三萬官兵被俘，其他地區，也有許多當過八路軍俘虜的兵士。八路軍優待俘虜，採取寬大政策，對願返回者，都發給路費，開給路條，予以釋放。這些被放回來的官兵，特別是幹部，成為閻錫山心中的一塊病。一方面，他懼怕這些人受了共產黨的教育，變成了他的敵人；另一方面，更怕他們回來宣傳，瓦解和動搖軍心。於是就成立了“晉綏軍返部幹部集訓團”，簡稱“返干團”，他親自擔任團長，將被俘釋放的幹部都集中於內，實際上就是變相的集中營，以“警戒嚴密，追查徹底，寧枉勿漏，斷絕歸路”為原則，由“特警處”等特務組織進行殘酷迫害。釋放幹部進團編隊後，三個月內不准外出、不准竄隊、不准和家屬親友見面，嚴密拘禁，強迫寫自白書，並揭發別人。對所謂“有問題”者，分別開班鬥爭、隊鬥爭、團鬥爭大會，採取車輪戰、圍攻、棒打等辦法，反覆予以肉體和精神的折磨。1947年6月之後，竟然仿照封建時代給囚犯刺字的做法，採用滅絕人性的“刺字刑”，給釋放官兵臂部針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樣。他以為用這樣卑劣的辦法，就能夠斷絕向共產黨向人民歸順的道路，迫使這些人永遠受他的驅使，為他賣命終生。有一個上士班長，在額部明顯位置刺了“誓死剿滅共匪”六字，受到閻錫山的特別嘉獎，獎給法幣300萬元，並賜予“忠貞先鋒”稱號；而在上黨戰役中被俘的一個中將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恥”二字，受到嚴厲責難，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滅共”二字，才被釋放出團。一個炮兵團長，被人密報在被俘期間說過“閻錫山已成瓮中之鱉”的話，立即被“特警處”拷打審訊後秘密活埋；還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針毒死。閻錫山居然將這些罪行稱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紅紅擦紅紅的政治教育”。經過上述迫害和折磨後，這些釋放官兵，還被組成所謂“奮鬥雪恥團”，再次送到前線充當炮灰。閻錫山的做法，可謂喪心病狂而壞事做絕。
在對普通民眾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閻錫山也設計出了一套辦法。他制定所謂《動員戡亂復興工作綱領》，提出要建立“鐵村”，完成“鐵政”，展開了亂打亂殺的“三自傳訓”運動。“三自”包括“自清”、“自衛”、“自治”。所謂“自清”，就是讓老百姓自己動手肅清“偽裝分子”，即對閻錫山的統治不滿，同情和傾向共產黨的民眾；“自衛”，就是讓老百姓自己武裝起來，反對共產黨；“自治”，就是要達到處處、村村都加強他的反動統治的目的。晉綏軍有一名團長名叫趙俊義，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謂“肅偽辦法”。把駐區內的民眾集中起來，先進行“自清”，讓人們坦白或相互揭發是否共產黨，是否給八路軍辦過事。“徹底坦白”的人算是“轉生”，對“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別進行鬥爭直到隨意殺死。“自清”之後，將青壯年編成自衛隊，經過訓練，發給槍枝，實行“自衛”；“自衛”之下，“秩序”和“治安”較好的村莊就實行“兵農合一”，讓群眾領取份地進行生產，就算是實現了“自治”。趙俊義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殘殺革命群眾和無辜百姓，僅在壽陽一個十餘萬人口的小縣，便殺了600餘人。或亂棍打死，或刀砍、槍斃、草刀鍘，或活埋、水淹，慘絕人寰，令人髮指。而閻錫山卻認為這是對付共產黨的有效辦法，並親自命名為“俊義奮鬥法”，將趙俊義擢升為副師長，以示表彰。“三自傳訓”的辦法推廣開後，強迫縣、區、村的幹部進行“自白轉生”，“自白自己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自白之後，如被揭發為“不徹底”，就被大會鬥爭，當場亂棍打死。在閻錫山統治所及的地區，特別是太原附近的晉中地區，到處發生亂棍打死所謂“偽裝分子”的慘劇。根據閻錫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統計，推行“三自傳訓”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在晉中各縣遭受毒打和被殺害的民眾，達到八、九萬人之多。其中，被亂棍打死和殺害的就有三千餘人。平遙縣一夜打死700餘人，介休縣打死180餘人，太谷縣200餘人，榆次縣打死540餘人，陽曲縣300餘人，清源縣300餘人，文水縣200餘人，晉源縣打死100餘人，祁縣110餘人，交城縣86人，徐溝縣68人，孝義縣62人，汾陽縣總共打死400餘人，而一天之內，就亂棍打死180餘人。太原城內一個澡塘里的青年工人李某，受不了被迫進行軍訓的勞苦，說了句“共產党進來怕什麼”，便立即被捆起來用亂棍活活打死。在閻錫山直接指使下，閻軍和特務機關犯下的這種駭人聽聞、慘絕人寰的暴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閻錫山同樣將這些殘害民眾的辦法讚美為“大慈大悲”，說什麼：“處理人越是慘無人道，越殘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見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產黨，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來了。” 1947年1月12日，得到叛徒的告密，駐文水縣的晉綏軍和當地反動武裝，包圍了雲周西村。年僅16歲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劉胡蘭和地下交通員石三槐等人，不幸被捕。閻軍頭目強迫他們“自白”，劉胡蘭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坦然躺在鍘刀下，光榮犧牲。她的大無畏英雄氣慨和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辭的崇高氣節，使一切反動派膽戰心驚。毛澤東親筆題詞讚頌：“生的偉大，死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