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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家一起在曾醒處用午餐。汪精衛因有施旦在座，顯得特別有興致。曾仲鳴、方君璧都說，施旦相貌舉止很像方君瑛，誠懇地向她表示：希望她有空常來玩，把大家的生活改變得有趣一些。
汪精衛回到書房，心情舒暢地口吟龔自珍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自此以後，施旦常來汪精衛的官邸陪伴他，直到陳璧君歸來才疏遠。
陳璧君從廬山歸來後，發現有個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衛，於是與汪寸步不離。汪又不好發作，只有徒然生悶氣。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被人行刺受傷，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醫治，醫生說他只有10年壽命。翌年底回國，心情很壞，常對陳璧君怨言相向。陳璧君也不敢多與爭論，有時藉故出遊，緩和一下夫妻間的緊張氣氛，汪精衛遂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特別提高了施旦丈夫凌某的地位，當作親信人員。施旦也常出入汪精衛的官邸，對他曲意奉承，甚至與工人輪值，服侍他的病體。漸漸地，施旦在汪宅成為重要的人。陳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來往，儘量承順陳的顏色，陳因她是有夫之婦，他的丈夫又是汪的親信，也以為她有巴結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衛之間已有相愛的成份，所以對她尚好，一切相安無事，甚至陳璧君還托她在自己不在時多照顧汪精衛的生活呢。施旦做了汪精衛的情婦抗戰爆發以後，日本對汪精衛的誘降活動，早在1938年初就開始了。同年1O月，武漢、廣州失守，汪精衛以為抗戰必亡，力主與日本謀和，他的主張未被蔣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劃下，汪精衛下決心離開重慶，於同年12月21日抵達河內。次日，日本政府即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汪精衛乃於12月28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1940年底，汪精衛又以賣國的《中日關係基本條約》為基石，登上了“國民政府主席”的寶座，從而墮落為徹頭徹尾的大漢奸、大賣國賊。充當為千人指、萬人罵的漢奸，日子是不好過的。汪精衛心情沉重，脾氣暴躁，更需要尋求柔情的慰藉，於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戰而闊別已久的施旦，並派人打聽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離婚了。
一次，在陳璧君剛出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現在南京汪精衛的官邸。她丰容盛飾，越發艷麗，汪精衛大喜過望地款待她，驚問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告訴他，一年來，是在九龍一家庵堂里，和她的堂姑母一起帶髮修行。與丈夫離婚後，復來故地，那是為了擺脫法律與道德的約束，自由的去愛。
汪精衛激動地向施旦表示：“已經錯過了方君瑛，不能再錯過你了。”
施旦卻很灑脫地說：“以你的名譽地位，不能離婚再婚。何況，我這次來找你，也不是為了想和你結婚。”
她表明，她只想跟在汪精衛身邊，做一個情人。於是，汪精衛就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個女秘書。當晚，二人在書房小酌，情話綿綿，不知東方之既白。
陳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以為施旦既然和丈夫離婚，又到官邸和汪精衛有親密舉動，既生氣，又害怕，於是匆匆趕回南京。她接受過去方君瑛事件的教訓，不便用大吵大鬧的方法，而想以比較理性的質難干預此事。
當陳璧君向汪精衛提起此事時，汪精衛堅決而嚴厲地向她表示：“施旦是個人的秘書，也是心愛的情人，誰也不准反對！”一種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心態，大出陳璧君的意料之外。陳璧君按捺不住，正想吵鬧，施旦卻和顏悅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無人可爭；我不能，也不願我們之間，有任何爭執。”
稍停，她繼續說：“他愛我，是因為我長得像方君瑛；把我當她來愛，當然是種心理變態。我是已離婚的人，我覺得讓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應付當前他所處的艱難環境，所以才對他遷就，成為他心目中的情人。這對你們夫妻之愛，並沒有妨礙。”
“他對我說，他的生命，只有5年。醫生的話，報紙也發表過了。為肉慾談不到，為財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愛惜他，仰慕他。我這樣做，對我並無利益可圖，但對你卻有好處，起碼我能以和他相處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覺生氣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臉吵鬧，結果對你卻未必有利。。”
施旦這番話，使陳璧君想起當年方君瑛的事；同時再想到汪精衛的身體與處境，再也不能在感情上給他打擊了。於是她變得沉吟不語。施旦見她態度有變化，緊接著說：“我只是一個僕人，禍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間，只要你決定要我走，我馬上離開此地，離開他！”
陳璧君思前想後，覺得施旦的話有理，也就不再吵鬧。而默認她在汪宅的身份；而施且也對汪精衛保持正常的工作態度，最多注意他的生活起居而已。
不久，陳璧君為她的弟弟陳耀祖爭取到汪偽政權的廣東省長，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到廣州去，做了陳耀祖的太上皇。於是，施旦在汪精衛的身邊，身兼三任：汪精衛的情人、秘書和管家。
曲終人散長齋念佛。
1944年1月，汪精衛病情劇變，不但發高燒，而且舊創痛得幾乎不能行動。施旦不但要護理他，還要陪伴他批閱公文。醫生診斷，判明汪的病系壓迫性脊髓炎，非去日本醫治不可。
汪精衛回到書房，心情舒暢地口吟龔自珍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自此以後，施旦常來汪精衛的官邸陪伴他，直到陳璧君歸來才疏遠。
陳璧君從廬山歸來後，發現有個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衛，於是與汪寸步不離。汪又不好發作，只有徒然生悶氣。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被人行刺受傷，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醫治，醫生說他只有10年壽命。翌年底回國，心情很壞，常對陳璧君怨言相向。陳璧君也不敢多與爭論，有時藉故出遊，緩和一下夫妻間的緊張氣氛，汪精衛遂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特別提高了施旦丈夫凌某的地位，當作親信人員。施旦也常出入汪精衛的官邸，對他曲意奉承，甚至與工人輪值，服侍他的病體。漸漸地，施旦在汪宅成為重要的人。陳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來往，儘量承順陳的顏色，陳因她是有夫之婦，他的丈夫又是汪的親信，也以為她有巴結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衛之間已有相愛的成份，所以對她尚好，一切相安無事，甚至陳璧君還托她在自己不在時多照顧汪精衛的生活呢。施旦做了汪精衛的情婦抗戰爆發以後，日本對汪精衛的誘降活動，早在1938年初就開始了。同年1O月，武漢、廣州失守，汪精衛以為抗戰必亡，力主與日本謀和，他的主張未被蔣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劃下，汪精衛下決心離開重慶，於同年12月21日抵達河內。次日，日本政府即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汪精衛乃於12月28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1940年底，汪精衛又以賣國的《中日關係基本條約》為基石，登上了“國民政府主席”的寶座，從而墮落為徹頭徹尾的大漢奸、大賣國賊。充當為千人指、萬人罵的漢奸，日子是不好過的。汪精衛心情沉重，脾氣暴躁，更需要尋求柔情的慰藉，於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戰而闊別已久的施旦，並派人打聽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離婚了。
一次，在陳璧君剛出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現在南京汪精衛的官邸。她丰容盛飾，越發艷麗，汪精衛大喜過望地款待她，驚問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告訴他，一年來，是在九龍一家庵堂里，和她的堂姑母一起帶髮修行。與丈夫離婚後，復來故地，那是為了擺脫法律與道德的約束，自由的去愛。
汪精衛激動地向施旦表示：“已經錯過了方君瑛，不能再錯過你了。”
施旦卻很灑脫地說：“以你的名譽地位，不能離婚再婚。何況，我這次來找你，也不是為了想和你結婚。”
她表明，她只想跟在汪精衛身邊，做一個情人。於是，汪精衛就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個女秘書。當晚，二人在書房小酌，情話綿綿，不知東方之既白。
陳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以為施旦既然和丈夫離婚，又到官邸和汪精衛有親密舉動，既生氣，又害怕，於是匆匆趕回南京。她接受過去方君瑛事件的教訓，不便用大吵大鬧的方法，而想以比較理性的質難干預此事。
當陳璧君向汪精衛提起此事時，汪精衛堅決而嚴厲地向她表示：“施旦是個人的秘書，也是心愛的情人，誰也不准反對！”一種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心態，大出陳璧君的意料之外。陳璧君按捺不住，正想吵鬧，施旦卻和顏悅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無人可爭；我不能，也不願我們之間，有任何爭執。”
稍停，她繼續說：“他愛我，是因為我長得像方君瑛；把我當她來愛，當然是種心理變態。我是已離婚的人，我覺得讓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應付當前他所處的艱難環境，所以才對他遷就，成為他心目中的情人。這對你們夫妻之愛，並沒有妨礙。”
“他對我說，他的生命，只有5年。醫生的話，報紙也發表過了。為肉慾談不到，為財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愛惜他，仰慕他。我這樣做，對我並無利益可圖，但對你卻有好處，起碼我能以和他相處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覺生氣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臉吵鬧，結果對你卻未必有利。。”
施旦這番話，使陳璧君想起當年方君瑛的事；同時再想到汪精衛的身體與處境，再也不能在感情上給他打擊了。於是她變得沉吟不語。施旦見她態度有變化，緊接著說：“我只是一個僕人，禍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間，只要你決定要我走，我馬上離開此地，離開他！”
陳璧君思前想後，覺得施旦的話有理，也就不再吵鬧。而默認她在汪宅的身份；而施且也對汪精衛保持正常的工作態度，最多注意他的生活起居而已。
不久，陳璧君為她的弟弟陳耀祖爭取到汪偽政權的廣東省長，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到廣州去，做了陳耀祖的太上皇。於是，施旦在汪精衛的身邊，身兼三任：汪精衛的情人、秘書和管家。
曲終人散長齋念佛。
1944年1月，汪精衛病情劇變，不但發高燒，而且舊創痛得幾乎不能行動。施旦不但要護理他，還要陪伴他批閱公文。醫生診斷，判明汪的病系壓迫性脊髓炎，非去日本醫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