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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關於客觀性究竟有無可能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方的認識論建立在實證主義的對事實的認知之上。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如此。經驗的世界一般被當作客觀的世界,它是由內在規律加以控制的,這一規律是自然形成的。

  在最近的20年間,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人們對純粹的客觀性產生懷疑,並圍繞客觀性這個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其中包括究竟什麼是客觀的,什麼不是客觀的;我們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觀性;我們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觀性;我們如何得到客觀性;等等。在這一爭論中,雙方的分野是:實證論者對目的論者;客觀論者對解釋論者;現實主義者對結構主義者 (其中包括後結構主義者)。女性主義認識論對於觀察的客觀性質疑,認為人的偏見與預期會影響到觀察的結果。她們引用一個研究的結果來說明這一觀點,在這項研究里,觀察者被要求數扁形蟲蠕動的次數。研究者讓一半觀察者預期有大量的蠕動,讓另一半觀察者預期有很少的蠕動,結果前者比後者報告蠕動的次數多一倍。這一研究結果被解釋為,你預期什麼就會觀察到什麼。(海德,第13頁)

  社會建構理論出現之後,實證主義的觀點受到了強烈的質疑:認知並不是客觀的、無偏見的、非政治的過程。學術範式就像人類意識的其他形式一樣,是特殊世界觀的表達。在認知過程中去除人的主觀性的目標從來就沒有達到過。最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甚至認為,就連現實都是由話語創造出來的,關於現實的知識就更加是人類的創造物,知識只是關於某事的敘事和文本,甚至是某個群體的信仰。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2)

  福柯指出,現代知識是用一套正規標準來規訓個人和群體,促使我們自我監視,以符合這些標準。我們的主體性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我們的價值觀甚至我們的自我意識都是某時某地的權力關係的產物。人類選擇這種理論還是那種理論並沒有理性的基礎。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是將客體融入主體。客觀真理並不存在。福柯的這一思想是振聾發聵的,具有雷霆萬鈞般的衝擊力、震撼力和顛覆性,因此,這一思想的影響被稱為「認識論電擊療法」。(插fetz, 27)

  女性主義者向傳統的男權主義認識論提出挑戰,她們在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揭示出,所謂客觀性往往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她們認為,當今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現代認識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啟蒙主義;自歐洲的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據了統治的地位,人們全都相信人性的進步和相信科學方法在發現真理方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科學對公眾關於什麼是真理、如何發現真理一直有著持久而強大的影響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於感情,客觀高於主觀,精神高於肉體。隨後,它同實證主義-實驗主義原則混合在一起,自我認定為純粹客觀和價值中立的認識論。

  女性主義認識論提出這樣的問題:客觀性能夠得到嗎?值得去追求嗎?很多的所謂「事實」都只不過是事物的一個橫斷面,既脫離背景,也缺乏整體性。例如,性別特徵就被視為個人特徵,而沒有被視為制度化的社會實踐的產物。在心理測試或社會學的問卷調查中,調查者讓被調查者回答幾十個問題,然後就把這些回答當作「事實」來看待了。這樣的「事實」其實是實驗和調查創造出來的,並不是人類生活實踐的內在「事實」。

  女性主義認識論批判了客觀主義認識論的五大前題:第一,方法、程序和技術被當作價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識是有範圍、分領域的;第三,存在著判斷某種知識的有效性與真實性的標準;第四,知識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恆真理;第五,儘管知識是由個人獲得的,但它卻不是獨特的和個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的「理性危機」是發人深省的,它具有認識論、方法論和政治的含義。它認為,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來自精神 (及純粹概念) 超越肉體的歷史特權。理性危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研究的客觀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學模式一樣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實際上是不可能獲得的:長期以來,以人類為對象的科學研究試圖產生實證主義版本的「人類科學」,典型的例子有行為心理學和統計社會學,試圖把研究對象——人性——縮小為物質對象,但並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會科學日益面臨著理性自我認知的不可能性,這是一個兩難命題——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內核;知識無法理解自身作為知識的自我發展過程;不可能在相互競爭的由不同立場產生出來的方法和範式中作出理性的選擇。

  然而,在女性運動內部也有人懷疑「理性危機」的說法,懷疑僅憑感覺、詩、神秘的沉默就能夠取代理性。這種觀點認為,發生了危機的並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擁有的特權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統治程度。女性主義不應當從根本上否定理性,而應當反對理性的狹義的工具概念,以及過去人們加在理性問題上的性別歸屬——理性是有性別的,它是屬於男性的。

  最後,看一看女性主義認識論是如何為非理性和主觀性正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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