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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哲學和科學中那種排斥和仇視女性的傳統，女性主義者發明出新的更適當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休謨 (Hume) 的認識論同這種新的女性主義的認識論最為接近，因為他主張將道德與美的判斷同事實與數學的判斷結合起來。
在西方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把知識對象劃分為兩個論域，即事實的論域與價值的論域。它認為，價值判斷是不能夠被證實的，因此是無意義的，不應當讓價值判斷來歪曲事實。它認為，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實這一論域中發現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實證主義方法不僅要適用於自然科學，還要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這一認識論的前提是：假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同質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性主義認識論卻認為，人是社會的產物，是歷史的變量，是被權力關係塑造出來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變的本質的存在。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客觀主義的認識論是危險的，解決這種危險的辦法是把主觀性考慮進來。它在爭論中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政治導向的政治學研究能夠得出比價值中立的生物學、社會科學研究更加準確的結果？為什麼那些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夠解答其他自然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它的回答是：人的社會經驗不是性別中立的，因為它是有性別的人們的實踐。
女性主義的認識論的一個典型形式是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這一理論反客觀真理論之道而行，公然標榜認知的主觀性和觀察事物的立場。正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女性主義認識論也公然承認自己的女性立場。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3)
在一些認識論的具體問題上，女性主義也向傳統認識論提出了挑戰。例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凱勒 (Keller) 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科學界在單因性關係和交互作用這兩類對事物的解釋中特別偏愛單因論，總要為複雜的現象尋找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什麼在線性簡化論和互動論當中它也總是偏愛前者。(Keller, 1990)福柯的認識論同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種被壓抑的話語的感覺與女性主義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性主義者提出，女性主義應當超越福柯，要從理論上說明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人可以擁有一種非話語的感覺，這將是人的主觀性的最終勝利；她們說：我們必須緊緊抓住自己那些難以用語言加以表達的感覺。(Ramazanoglu, 94)2、女性主義方法論談到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不能不首先提到獲得許多女性主義者竭誠讚賞的一個關於女性主義研究的定義，那就是：對女性的研究；由女性來做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種與此類似的提法是：由女性來做的研究，關於女性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 由此觀之，女性主義方法論完全不害怕被人攻擊為不客觀、不科學，反倒對自己的傾向性直言不諱。
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男性可以擁有知識，女性只能擁有經驗，而經驗是低於知識的。可是女性主義的研究堅守主觀性和個人經驗的價值。有女性主義者主張：「所謂女性主義的研究絕對是並且必須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為在女權意識和女性主義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Reinharz, 3)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男人雖然可以支持女性主義，但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們缺乏女性的經驗。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男人也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也可以擁有女權視角。有人甚至認為，男人研究女性會更客觀，其結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認真的對待。這就像由白人來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來研究同一題目被人認為會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來研究白人則不但不會被人認為較少偏差，而且會被視為出於「黑人視角」。按照這一邏輯，似乎「高等」的群體可以研究「低等」的群體，其結果會被視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異性戀研究同性戀。女性主義方法論認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權的人群去研究被壓迫的人群，這種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調查者的客體化、「他者化」。為了反對將被調查對象「他者化」，女性主義質疑居特權地位者對受壓迫者的研究資格。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看，早期人類學就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居高臨下地去研究「野蠻人」的文化，充滿了種族或民族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研究者總是傾向於「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關於上層白種女性的研究資料。
這種把人群分等級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只分內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來研究某一群體似乎的確比圈內人來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應當比後者更差，如果不會更好的話。當然他們必須首先克服對研究對象的偏見以及對研究對象不熟悉的弱點。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對它已經是非常熟悉的呢？從這個角度說，平等的觀念和態度也許是社會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義研究對方法論領域的貢獻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研究領域的拓寬；另一個是研究方法的創新。女性主義的研究開拓了如下研究領域和新方法：第一，對特殊群體的研究，例如對上層女性的研究；對農場農婦的研究；對日裔美國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南部奴隸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印地安混血兒的研究；美國社會學家芭麗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隸現象；還有人類學家研究了印地安醫師，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義者等等。第二，對特殊行為的研究，例如，對養家這一行為的研究，對改進社區環境的研究。第三，開創了研究資料的新形式，例如，關於女性的主觀社會經驗的資料；關於女性主觀自我的資料等。(Reinharz, 219)在女性主義看來，傳統的社會研究關注的僅僅是男性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關注人的物質需求（馬克思主義），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慮（神學和世俗哲學），但是忽略生育現象，忽視對養育、人性發展、情感和親密關係的理解，忽視私領域中的日常生活。由於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社會研究將政治、經濟及其相關機制定義為比私人領域更具有社會性。從抽象結構角度論述大型社會體制的研究被視為「宏觀」的，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而對個人的、人際關係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視為「微觀」的，在學術上不重要的，價值較低的。
在西方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把知識對象劃分為兩個論域，即事實的論域與價值的論域。它認為，價值判斷是不能夠被證實的，因此是無意義的，不應當讓價值判斷來歪曲事實。它認為，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實這一論域中發現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實證主義方法不僅要適用於自然科學，還要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這一認識論的前提是：假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同質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性主義認識論卻認為，人是社會的產物，是歷史的變量，是被權力關係塑造出來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變的本質的存在。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客觀主義的認識論是危險的，解決這種危險的辦法是把主觀性考慮進來。它在爭論中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政治導向的政治學研究能夠得出比價值中立的生物學、社會科學研究更加準確的結果？為什麼那些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夠解答其他自然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它的回答是：人的社會經驗不是性別中立的，因為它是有性別的人們的實踐。
女性主義的認識論的一個典型形式是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這一理論反客觀真理論之道而行，公然標榜認知的主觀性和觀察事物的立場。正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女性主義認識論也公然承認自己的女性立場。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3)
在一些認識論的具體問題上，女性主義也向傳統認識論提出了挑戰。例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凱勒 (Keller) 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科學界在單因性關係和交互作用這兩類對事物的解釋中特別偏愛單因論，總要為複雜的現象尋找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什麼在線性簡化論和互動論當中它也總是偏愛前者。(Keller, 1990)福柯的認識論同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種被壓抑的話語的感覺與女性主義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性主義者提出，女性主義應當超越福柯，要從理論上說明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人可以擁有一種非話語的感覺，這將是人的主觀性的最終勝利；她們說：我們必須緊緊抓住自己那些難以用語言加以表達的感覺。(Ramazanoglu, 94)2、女性主義方法論談到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不能不首先提到獲得許多女性主義者竭誠讚賞的一個關於女性主義研究的定義，那就是：對女性的研究；由女性來做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種與此類似的提法是：由女性來做的研究，關於女性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 由此觀之，女性主義方法論完全不害怕被人攻擊為不客觀、不科學，反倒對自己的傾向性直言不諱。
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男性可以擁有知識，女性只能擁有經驗，而經驗是低於知識的。可是女性主義的研究堅守主觀性和個人經驗的價值。有女性主義者主張：「所謂女性主義的研究絕對是並且必須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為在女權意識和女性主義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Reinharz, 3)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男人雖然可以支持女性主義，但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們缺乏女性的經驗。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男人也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也可以擁有女權視角。有人甚至認為，男人研究女性會更客觀，其結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認真的對待。這就像由白人來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來研究同一題目被人認為會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來研究白人則不但不會被人認為較少偏差，而且會被視為出於「黑人視角」。按照這一邏輯，似乎「高等」的群體可以研究「低等」的群體，其結果會被視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異性戀研究同性戀。女性主義方法論認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權的人群去研究被壓迫的人群，這種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調查者的客體化、「他者化」。為了反對將被調查對象「他者化」，女性主義質疑居特權地位者對受壓迫者的研究資格。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看，早期人類學就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居高臨下地去研究「野蠻人」的文化，充滿了種族或民族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研究者總是傾向於「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關於上層白種女性的研究資料。
這種把人群分等級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只分內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來研究某一群體似乎的確比圈內人來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應當比後者更差，如果不會更好的話。當然他們必須首先克服對研究對象的偏見以及對研究對象不熟悉的弱點。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對它已經是非常熟悉的呢？從這個角度說，平等的觀念和態度也許是社會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義研究對方法論領域的貢獻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研究領域的拓寬；另一個是研究方法的創新。女性主義的研究開拓了如下研究領域和新方法：第一，對特殊群體的研究，例如對上層女性的研究；對農場農婦的研究；對日裔美國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南部奴隸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印地安混血兒的研究；美國社會學家芭麗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隸現象；還有人類學家研究了印地安醫師，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義者等等。第二，對特殊行為的研究，例如，對養家這一行為的研究，對改進社區環境的研究。第三，開創了研究資料的新形式，例如，關於女性的主觀社會經驗的資料；關於女性主觀自我的資料等。(Reinharz, 219)在女性主義看來，傳統的社會研究關注的僅僅是男性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關注人的物質需求（馬克思主義），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慮（神學和世俗哲學），但是忽略生育現象，忽視對養育、人性發展、情感和親密關係的理解，忽視私領域中的日常生活。由於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社會研究將政治、經濟及其相關機制定義為比私人領域更具有社會性。從抽象結構角度論述大型社會體制的研究被視為「宏觀」的，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而對個人的、人際關係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視為「微觀」的，在學術上不重要的，價值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