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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學（尤其是詩歌）本身即是玩物喪志，所以韓愈被看作「倒學」，杜
詩也被稱為「閒言語」（見《二程遺書》卷一八）。如果整個詩壇都受這種
思想支配的話，那麼連詩壇自身的存在都成問題，更不用說把一位詩人樹為
① 蘇轍批評李白「不知義理之所在」，而稱杜甫「有好義之心」（《詩病五事》，《攣城集》卷八）；張
戒說「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歲寒堂詩後》卷上）；黃徹則批評李
白：「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溪詩話》卷二）。
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學家中文學修養最高的一位，他對杜詩也
是毀譽參半，但他對社甫的人品頗為敬重，曾把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
愈、范仲淹五人稱為「五君子」，說：「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
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這種認識在宋代理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而且當朱
熹說這話時，杜甫的典範早已由北宋人樹立起來了，所以這並不能說明理學
思想對杜甫評價的影響，倒是體現了理學家對文學家觀點的認同。所以理學
思想對於宋人選擇杜甫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產生了一些影響，並沒有起到支
配的作用。這樣，當我們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時，就不應僅僅把目光盯著理
學思想。
我們的看法是：宋人對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對自我人格的
尊重。眾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們的主體意識和參政熱情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壇上叱吒風
雲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與弄權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雖說士大夫階
層本身也有忠奸賢不肖之分，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是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
使命感的。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對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滿自
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業彪炳者是這樣，王令、陳師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
這樣。因為後者雖然失去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卻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價
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轉向注重內心修養。宋人能夠選擇終生窮 愁潦倒、
對唐代政治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的杜甫作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於此。從這個
基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唐人對杜甫的憂國之心熟視無睹，而宋人卻
對之焚香頂禮；為什麼五代人把杜甫的生活態度看成是「盪無拘檢」，而宋
人卻認為那是「樂易可人」。
如果說北宋詩人對杜甫的尊重出於人格的認同，那麼南宋詩人則主要是
在愛國精神上與杜甫產生深刻的共鳴。前文說過，靖康事變以後，呂本中、
陳與義等人對杜詩的思想意義有了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必然伴隨以對杜甫人
格的新評價，因為只有身受亡國之痛的人才能充分體會杜甫對國家命運的深
沉關切。愛國名將宗澤因受投降派掣時，憂憤成疾，臨終前長吟杜詩「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見《宋史?宗澤傳》）。李綱在決心
以死報國之際，書杜詩贈義士王周士，「以激其氣」（《書杜子美魏將軍歌
贈王周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後來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云：「平時讀之，未見其工。遣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
然有當於人心。」（同上卷一三八）陸游不但在創作中「重尋子美行程舊」
（楊萬里《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之一，《誠齋集》卷二○），而且無比
景仰杜甫的為人。陸游中年人蜀，一路上憑弔了許多杜甫遺蹟，他在《游錦
屏山謁少陵祠堂》詩中說：「古來磨滅知幾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文章
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劍南詩稿》卷三）後來又作《讀杜詩》
說：「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
詩。向今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
（同上卷三三）陸游對杜甫的「忠義」、「胸次」作出如此高度的讚頌，對
其不遇發出如此激動的感慨，完全是借古 人之酒懷澆胸中之塊壘。他心
目中的杜甫形象正是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而報國無路是這兩位愛國詩人的
共同悲劇。
南宋滅亡後，不但連半壁江山都不再存在，而且宋王室也已屈膝投降。
在異族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下，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或從容就義，或拒
不出仕，以各種方式堅持了民族氣節。毫無疑問，他們曾從杜甫身上汲取精
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中說：「少年讀杜詩，頗嫌其
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湖山類稿》卷二）鄭思肖在《子美
詩也被稱為「閒言語」（見《二程遺書》卷一八）。如果整個詩壇都受這種
思想支配的話，那麼連詩壇自身的存在都成問題，更不用說把一位詩人樹為
① 蘇轍批評李白「不知義理之所在」，而稱杜甫「有好義之心」（《詩病五事》，《攣城集》卷八）；張
戒說「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歲寒堂詩後》卷上）；黃徹則批評李
白：「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溪詩話》卷二）。
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學家中文學修養最高的一位，他對杜詩也
是毀譽參半，但他對社甫的人品頗為敬重，曾把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
愈、范仲淹五人稱為「五君子」，說：「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
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這種認識在宋代理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而且當朱
熹說這話時，杜甫的典範早已由北宋人樹立起來了，所以這並不能說明理學
思想對杜甫評價的影響，倒是體現了理學家對文學家觀點的認同。所以理學
思想對於宋人選擇杜甫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產生了一些影響，並沒有起到支
配的作用。這樣，當我們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時，就不應僅僅把目光盯著理
學思想。
我們的看法是：宋人對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對自我人格的
尊重。眾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們的主體意識和參政熱情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壇上叱吒風
雲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與弄權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雖說士大夫階
層本身也有忠奸賢不肖之分，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是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
使命感的。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對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滿自
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業彪炳者是這樣，王令、陳師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
這樣。因為後者雖然失去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卻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價
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轉向注重內心修養。宋人能夠選擇終生窮 愁潦倒、
對唐代政治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的杜甫作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於此。從這個
基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唐人對杜甫的憂國之心熟視無睹，而宋人卻
對之焚香頂禮；為什麼五代人把杜甫的生活態度看成是「盪無拘檢」，而宋
人卻認為那是「樂易可人」。
如果說北宋詩人對杜甫的尊重出於人格的認同，那麼南宋詩人則主要是
在愛國精神上與杜甫產生深刻的共鳴。前文說過，靖康事變以後，呂本中、
陳與義等人對杜詩的思想意義有了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必然伴隨以對杜甫人
格的新評價，因為只有身受亡國之痛的人才能充分體會杜甫對國家命運的深
沉關切。愛國名將宗澤因受投降派掣時，憂憤成疾，臨終前長吟杜詩「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見《宋史?宗澤傳》）。李綱在決心
以死報國之際，書杜詩贈義士王周士，「以激其氣」（《書杜子美魏將軍歌
贈王周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後來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云：「平時讀之，未見其工。遣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
然有當於人心。」（同上卷一三八）陸游不但在創作中「重尋子美行程舊」
（楊萬里《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之一，《誠齋集》卷二○），而且無比
景仰杜甫的為人。陸游中年人蜀，一路上憑弔了許多杜甫遺蹟，他在《游錦
屏山謁少陵祠堂》詩中說：「古來磨滅知幾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文章
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劍南詩稿》卷三）後來又作《讀杜詩》
說：「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
詩。向今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
（同上卷三三）陸游對杜甫的「忠義」、「胸次」作出如此高度的讚頌，對
其不遇發出如此激動的感慨，完全是借古 人之酒懷澆胸中之塊壘。他心
目中的杜甫形象正是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而報國無路是這兩位愛國詩人的
共同悲劇。
南宋滅亡後，不但連半壁江山都不再存在，而且宋王室也已屈膝投降。
在異族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下，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或從容就義，或拒
不出仕，以各種方式堅持了民族氣節。毫無疑問，他們曾從杜甫身上汲取精
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中說：「少年讀杜詩，頗嫌其
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湖山類稿》卷二）鄭思肖在《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