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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們對杜詩的熟悉程度提高了,所以出現了「集杜詩」,②如文天祥有《集

  杜詩》一卷,凡五言絕句二百首,又有集杜《胡前十八拍》十八首,是為古

  代最著名的集杜詩。

  從總體上看,宋人學杜與唐人學杜有很大的不同:唐人學杜多出於個人

  的風格傾向與藝術嗜好,而宋人學杜則出於整個詩壇的典範選擇;唐入學社

  直接體現於創作實踐,宋人學杜則以深刻的理論思考為指導。所以我們認為,

  宋人學杜是一種整體性的自覺的詩學活動,杜詩在古典詩歌史上的典範地位

  是由宋人確立的。

  我們在第三章第五節中說過,杜詩(尤其是晚期杜詩)的藝術造詣既是

  對一代詩歌的總結,又體現了對整個時代的超越,借用趙翼的話來說,可稱

  「預支五百年新意」(《論詩》之一,《甌北集》卷二八)。古典詩歌由唐

  轉宋,後人或以韓愈為關鍵,①其實杜甫才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真正發軔者,因

  為正是杜甫的藝術探索為韓愈及宋人開闢了新的道路。宋人在創造宋詩獨特

  風貌的艱苦過程中最終選擇杜甫而不是韓愈作為詩學典範,原因就在於此。

  唐詩和宋詩代表著古典詩歌的兩種基本風格範疇,「故自宋以來,曆元、明、

  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珍域。」(錢

  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這樣,既集唐詩藝術之大成又啟宋詩風氣

  之開端的杜甫就勢必成為後代詩人的不挑之祖了。由於這個原因,宋人選擇

  杜甫為詩家典範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元至清,除了少數人(例如王士禛)

  ① 有趣的是,當南宋詩人因國家多難而接受杜詩沉鬱風格影響的時候,被他們視作敵國的北方中國詩壇上

  也經歷著類似的變化。這種變化最顯著地體現在元好問的身上,趙翼評元詩云:「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

  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甌北詩話》卷

  八)

  ② 王安石喜作集句詩,如《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中集社句共二十九句(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七),但

  還沒有出現專集壯句的作品。從現存材料來看,最早作集杜詩的是南宋詩人楊萬里,他的《類試所戲集杜

  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誠齋集》卷一九)共三十句,全部集自杜詩。稍後的楊冠卿作有集社詩

  一卷(見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① 葉燮云:「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

  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原詩》卷一)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影響很大。

  對杜甫敬而遠之以外,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接受了宋人的選擇。也正是由於這

  個原因,元、明、清各代詩人學習杜甫雖然各有所得,但其總體成就卻再也

  未能超越宋人。

  四、人格楷模:「常使詩人拜畫圖」

  中晚唐人談到杜甫時,都著眼其詩歌本身,並未對杜甫的人格表示過什

  麼看法。五代人劉昫主編的《舊唐書》在杜甫本傳中雖然接受了元稹的尊杜

  觀點,但對於社甫的人品卻頗有微辭:「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

  「盪無拘檢」、「做誕」。宋初孫僅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中先從文學的角

  度說杜甫「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又從政治的角度說,「以

  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鹵,汩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

  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最早從人品的角度對杜甫作了高度的評價。到宋

  祁寫《新唐書?杜甫傳》時,雖批評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

  而不切」,但同時又說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雲。」這為後人從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定下了基調。蘇軾則

  把這個觀點表達得更加形象、生動:「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

  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王定國詩集敘》,

  《東坡集》卷二四)在宋人談論杜甫忠君的言論中,蘇軾此論最為引人注目,

  也最受到後代封建統治者的讚賞。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追溢杜甫為「文

  貞公」,清乾隆帝則說:「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唐

  宋詩醇》卷九)封建統治者強調、鼓吹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出於維護封建統

  治的政治目的,當然是不足為訓的。那麼,對於宋代以及宋以後歷代的詩壇

  來說,宋祁、蘇軾的觀點是不是人們肯定杜甫人格的唯一依據呢?這種觀點

  對詩人們的影響是不是純屬消極意義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對當時詩

  壇的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考察。

  我們在第四章中說過,社甫確實具有強烈的忠君意識,蘇軾的說法僅是

  誇張而不是捏造。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與愛國、愛民的思想緊密結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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