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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們對杜詩的熟悉程度提高了，所以出現了「集杜詩」，②如文天祥有《集
杜詩》一卷，凡五言絕句二百首，又有集杜《胡前十八拍》十八首，是為古
代最著名的集杜詩。
從總體上看，宋人學杜與唐人學杜有很大的不同：唐人學杜多出於個人
的風格傾向與藝術嗜好，而宋人學杜則出於整個詩壇的典範選擇；唐入學社
直接體現於創作實踐，宋人學杜則以深刻的理論思考為指導。所以我們認為，
宋人學杜是一種整體性的自覺的詩學活動，杜詩在古典詩歌史上的典範地位
是由宋人確立的。
我們在第三章第五節中說過，杜詩（尤其是晚期杜詩）的藝術造詣既是
對一代詩歌的總結，又體現了對整個時代的超越，借用趙翼的話來說，可稱
「預支五百年新意」（《論詩》之一，《甌北集》卷二八）。古典詩歌由唐
轉宋，後人或以韓愈為關鍵，①其實杜甫才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真正發軔者，因
為正是杜甫的藝術探索為韓愈及宋人開闢了新的道路。宋人在創造宋詩獨特
風貌的艱苦過程中最終選擇杜甫而不是韓愈作為詩學典範，原因就在於此。
唐詩和宋詩代表著古典詩歌的兩種基本風格範疇，「故自宋以來，曆元、明、
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珍域。」（錢
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這樣，既集唐詩藝術之大成又啟宋詩風氣
之開端的杜甫就勢必成為後代詩人的不挑之祖了。由於這個原因，宋人選擇
杜甫為詩家典範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元至清，除了少數人（例如王士禛）
① 有趣的是，當南宋詩人因國家多難而接受杜詩沉鬱風格影響的時候，被他們視作敵國的北方中國詩壇上
也經歷著類似的變化。這種變化最顯著地體現在元好問的身上，趙翼評元詩云：「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
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甌北詩話》卷
八）
② 王安石喜作集句詩，如《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中集社句共二十九句（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七），但
還沒有出現專集壯句的作品。從現存材料來看，最早作集杜詩的是南宋詩人楊萬里，他的《類試所戲集杜
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誠齋集》卷一九）共三十句，全部集自杜詩。稍後的楊冠卿作有集社詩
一卷（見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① 葉燮云：「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
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原詩》卷一）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影響很大。
對杜甫敬而遠之以外，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接受了宋人的選擇。也正是由於這
個原因，元、明、清各代詩人學習杜甫雖然各有所得，但其總體成就卻再也
未能超越宋人。
四、人格楷模：「常使詩人拜畫圖」
中晚唐人談到杜甫時，都著眼其詩歌本身，並未對杜甫的人格表示過什
麼看法。五代人劉昫主編的《舊唐書》在杜甫本傳中雖然接受了元稹的尊杜
觀點，但對於社甫的人品卻頗有微辭：「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
「盪無拘檢」、「做誕」。宋初孫僅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中先從文學的角
度說杜甫「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又從政治的角度說，「以
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鹵，汩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
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最早從人品的角度對杜甫作了高度的評價。到宋
祁寫《新唐書?杜甫傳》時，雖批評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
而不切」，但同時又說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雲。」這為後人從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定下了基調。蘇軾則
把這個觀點表達得更加形象、生動：「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
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王定國詩集敘》，
《東坡集》卷二四）在宋人談論杜甫忠君的言論中，蘇軾此論最為引人注目，
也最受到後代封建統治者的讚賞。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追溢杜甫為「文
貞公」，清乾隆帝則說：「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唐
宋詩醇》卷九）封建統治者強調、鼓吹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出於維護封建統
治的政治目的，當然是不足為訓的。那麼，對於宋代以及宋以後歷代的詩壇
來說，宋祁、蘇軾的觀點是不是人們肯定杜甫人格的唯一依據呢？這種觀點
對詩人們的影響是不是純屬消極意義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對當時詩
壇的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考察。
我們在第四章中說過，社甫確實具有強烈的忠君意識，蘇軾的說法僅是
誇張而不是捏造。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與愛國、愛民的思想緊密結合在一
杜詩》一卷，凡五言絕句二百首，又有集杜《胡前十八拍》十八首，是為古
代最著名的集杜詩。
從總體上看，宋人學杜與唐人學杜有很大的不同：唐人學杜多出於個人
的風格傾向與藝術嗜好，而宋人學杜則出於整個詩壇的典範選擇；唐入學社
直接體現於創作實踐，宋人學杜則以深刻的理論思考為指導。所以我們認為，
宋人學杜是一種整體性的自覺的詩學活動，杜詩在古典詩歌史上的典範地位
是由宋人確立的。
我們在第三章第五節中說過，杜詩（尤其是晚期杜詩）的藝術造詣既是
對一代詩歌的總結，又體現了對整個時代的超越，借用趙翼的話來說，可稱
「預支五百年新意」（《論詩》之一，《甌北集》卷二八）。古典詩歌由唐
轉宋，後人或以韓愈為關鍵，①其實杜甫才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真正發軔者，因
為正是杜甫的藝術探索為韓愈及宋人開闢了新的道路。宋人在創造宋詩獨特
風貌的艱苦過程中最終選擇杜甫而不是韓愈作為詩學典範，原因就在於此。
唐詩和宋詩代表著古典詩歌的兩種基本風格範疇，「故自宋以來，曆元、明、
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珍域。」（錢
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這樣，既集唐詩藝術之大成又啟宋詩風氣
之開端的杜甫就勢必成為後代詩人的不挑之祖了。由於這個原因，宋人選擇
杜甫為詩家典範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元至清，除了少數人（例如王士禛）
① 有趣的是，當南宋詩人因國家多難而接受杜詩沉鬱風格影響的時候，被他們視作敵國的北方中國詩壇上
也經歷著類似的變化。這種變化最顯著地體現在元好問的身上，趙翼評元詩云：「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
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甌北詩話》卷
八）
② 王安石喜作集句詩，如《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中集社句共二十九句（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七），但
還沒有出現專集壯句的作品。從現存材料來看，最早作集杜詩的是南宋詩人楊萬里，他的《類試所戲集杜
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誠齋集》卷一九）共三十句，全部集自杜詩。稍後的楊冠卿作有集社詩
一卷（見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① 葉燮云：「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
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原詩》卷一）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影響很大。
對杜甫敬而遠之以外，幾乎所有的詩人都接受了宋人的選擇。也正是由於這
個原因，元、明、清各代詩人學習杜甫雖然各有所得，但其總體成就卻再也
未能超越宋人。
四、人格楷模：「常使詩人拜畫圖」
中晚唐人談到杜甫時，都著眼其詩歌本身，並未對杜甫的人格表示過什
麼看法。五代人劉昫主編的《舊唐書》在杜甫本傳中雖然接受了元稹的尊杜
觀點，但對於社甫的人品卻頗有微辭：「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
「盪無拘檢」、「做誕」。宋初孫僅在《讀杜工部詩集序》中先從文學的角
度說杜甫「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又從政治的角度說，「以
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鹵，汩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
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最早從人品的角度對杜甫作了高度的評價。到宋
祁寫《新唐書?杜甫傳》時，雖批評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
而不切」，但同時又說他「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雲。」這為後人從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定下了基調。蘇軾則
把這個觀點表達得更加形象、生動：「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
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王定國詩集敘》，
《東坡集》卷二四）在宋人談論杜甫忠君的言論中，蘇軾此論最為引人注目，
也最受到後代封建統治者的讚賞。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追溢杜甫為「文
貞公」，清乾隆帝則說：「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唐
宋詩醇》卷九）封建統治者強調、鼓吹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出於維護封建統
治的政治目的，當然是不足為訓的。那麼，對於宋代以及宋以後歷代的詩壇
來說，宋祁、蘇軾的觀點是不是人們肯定杜甫人格的唯一依據呢？這種觀點
對詩人們的影響是不是純屬消極意義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對當時詩
壇的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考察。
我們在第四章中說過，社甫確實具有強烈的忠君意識，蘇軾的說法僅是
誇張而不是捏造。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與愛國、愛民的思想緊密結合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