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頁
#
在越戰先驅記者戴維· 哈潑斯坦（David Halberstam）於2005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學生們作了一次演講。他這樣告訴學生們：在他事業最輝煌的時刻，駐越南的美軍將領威脅他，下令讓《紐約時報》的編輯把他撤離，讓他不得再對越戰進行報導。哈潑斯坦稱，他令“美國和南越政府對越戰充滿了悲觀情緒”。美軍將領認為他代表著“敵對方”，因為他攪亂了美軍的新聞發布會，並面斥他們是在當眾撒謊。
在哈潑斯坦看來，令政府怒不可遏的是他引以為豪的根源，也是新聞工作的神聖召喚和真實目的。他深知作為一名記者則意味著要承擔風險，要勇敢面對權力的濫用，而不是奴顏婢膝、趨炎附勢。
今天，很多新聞工作者都在所謂的“負責任的報導”中為政府高唱讚歌，就哪些內容應該發表與否事先請示政府意見，認為這是政府給自己面子而臉上有光。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國，反對現行體制的新聞報導已經沉淪到了何種地步。
後記
在我和愛德華·斯諾登首次進行在線溝通時，他告訴我說，他對於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唯一擔心的就是世人對他的爆料表現出漠然和冷淡，那將意味著他不惜犧牲正常生活、冒著牢獄之災換來的這一切毫無意義可言。如果說這一擔憂是杞人憂天，則未免有些過於輕描淡寫。
的確，本次揭秘行動所引發的效果相當深遠，相當巨大，波及範圍之廣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此舉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政府機密的普遍存在；在全球首次引發了數字時代個人隱私的價值觀大討論，對美國在網際網路上的霸權統治提出了挑戰，並改變了全世界看待美國官方言論可靠性的方式，扭轉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它極大地影響到人們怎樣看待新聞工作在政府權力間所應發揮適當作用的問題。在美國一國之內，此事在各黨派人士意識形態方面產生廣泛影響，積極促進了對國家監控的改革。
有件趣事更說明了斯諾登揭秘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在斯諾登掌握的揭露國安局大量數據的首篇文章在《衛報》發表幾周後，兩名國會議員聯名推出一項法案，意在對國安局的監控項目取消資助。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的兩位倡議人中包括約翰·科尼爾斯，他是底特律的一位自由黨人，在眾議院已經任職20個任期，另一位是保守的新茶葉黨成員賈斯汀·阿馬什（Justin Amash），他僅為眾議院效力了兩個任期。很難想像國會中差異如此巨大的兩個議員會就反對國安局監控一事上形成統一意見。他們的提案很快得到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數十位倡議人的支持，從最典型的自由主義到最保守人士，再到政見居於二者間的人士均有參與，這在華盛頓尚屬罕見。
當這一法案進入投票環節時，美國有線電視頻道C-SPAN播出了相關的辯論，我和斯諾登在線聊天時看到了這一節目，身處莫斯科的他在自己的電腦上也在收看C-SPAN頻道。我們兩人為所看到的內容備感驚訝。我相信這是他首次真正為自己所作所為產生的影響而感到欣慰。一個接著一個的眾議員起身厲聲批駁國安局的監控計劃，對通過監聽每個美國公民的電話以求阻止恐怖主義的這種想法嗤之以鼻。這是美國自“9·11”襲擊以來，國會對國家安全部門所做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戰。
直到斯諾登泄密之日，很難設想一項旨在搗毀國家安全計劃的法案能獲得幾張選票。可是這項科尼爾斯–阿馬什法案的最終投票結果令華盛頓官方非常震驚：205票支持，217票反對，僅以微弱差距未獲通過。支持法案的人士來自兩黨代表，共有111位民主黨議員和94位共和黨議員投了支持票。這種擯棄傳統的黨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諾登非常振奮，這對遏制國安局起到了極大的支持作用。華盛頓官方需要依賴僵化的黨派之爭所產生的盲目宗派主義。如果民主黨和共和黨對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麼根據公民的實際利益來制定政策便會成為可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越來越多有關國安局的報導在世界各地爭相發表，很多權威評論員都預言公眾會逐漸對這一話題喪失興趣。但實際上，對監控計劃的討論熱度卻在持續升溫，不僅在美國是這樣，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距我在《衛報》首篇相關報導發表6個月後的2013年12月，在一周內所發生的事說明了斯諾登揭秘所引發的後果還在繼續發酵，也顯示出國安局的立場是多麼的難以為繼。
這一周有著一個戲劇化的開端，美國聯邦法官理察·利昂（Ri插rd Leon）裁定國安局大規模電話監控行為很可能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譴責他們幾乎運用了奧威爾小說中相同的監聽手段。除此之外，這位當初布希任命的法官尖銳地指出：“政府並未能提出任何一個案例，是通過對國安局大規模電話監控所搜集的大量數據的分析切實阻止了恐怖襲擊的發生。”僅在兩天之後，在國安局醜聞首度曝光後歐巴馬總統成立的一個顧問小組就此事發表了一份長達308頁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也斷然否定了國安局有關監聽項目至關重要的說法。該小組的報告中寫道：“我們的調查表明，根據《愛國者法案》第215款所進行的大規模電話監控對防止襲擊並非必不可少。並無實例可以讓國安局有信心地表示，若沒有根據該法案第215款所進行大規模電話監控，最後的結果會截然不同。”
在越戰先驅記者戴維· 哈潑斯坦（David Halberstam）於2005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學生們作了一次演講。他這樣告訴學生們：在他事業最輝煌的時刻，駐越南的美軍將領威脅他，下令讓《紐約時報》的編輯把他撤離，讓他不得再對越戰進行報導。哈潑斯坦稱，他令“美國和南越政府對越戰充滿了悲觀情緒”。美軍將領認為他代表著“敵對方”，因為他攪亂了美軍的新聞發布會，並面斥他們是在當眾撒謊。
在哈潑斯坦看來，令政府怒不可遏的是他引以為豪的根源，也是新聞工作的神聖召喚和真實目的。他深知作為一名記者則意味著要承擔風險，要勇敢面對權力的濫用，而不是奴顏婢膝、趨炎附勢。
今天，很多新聞工作者都在所謂的“負責任的報導”中為政府高唱讚歌，就哪些內容應該發表與否事先請示政府意見，認為這是政府給自己面子而臉上有光。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國，反對現行體制的新聞報導已經沉淪到了何種地步。
後記
在我和愛德華·斯諾登首次進行在線溝通時，他告訴我說，他對於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唯一擔心的就是世人對他的爆料表現出漠然和冷淡，那將意味著他不惜犧牲正常生活、冒著牢獄之災換來的這一切毫無意義可言。如果說這一擔憂是杞人憂天，則未免有些過於輕描淡寫。
的確，本次揭秘行動所引發的效果相當深遠，相當巨大，波及範圍之廣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此舉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和政府機密的普遍存在；在全球首次引發了數字時代個人隱私的價值觀大討論，對美國在網際網路上的霸權統治提出了挑戰，並改變了全世界看待美國官方言論可靠性的方式，扭轉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它極大地影響到人們怎樣看待新聞工作在政府權力間所應發揮適當作用的問題。在美國一國之內，此事在各黨派人士意識形態方面產生廣泛影響，積極促進了對國家監控的改革。
有件趣事更說明了斯諾登揭秘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在斯諾登掌握的揭露國安局大量數據的首篇文章在《衛報》發表幾周後，兩名國會議員聯名推出一項法案，意在對國安局的監控項目取消資助。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的兩位倡議人中包括約翰·科尼爾斯，他是底特律的一位自由黨人，在眾議院已經任職20個任期，另一位是保守的新茶葉黨成員賈斯汀·阿馬什（Justin Amash），他僅為眾議院效力了兩個任期。很難想像國會中差異如此巨大的兩個議員會就反對國安局監控一事上形成統一意見。他們的提案很快得到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數十位倡議人的支持，從最典型的自由主義到最保守人士，再到政見居於二者間的人士均有參與，這在華盛頓尚屬罕見。
當這一法案進入投票環節時，美國有線電視頻道C-SPAN播出了相關的辯論，我和斯諾登在線聊天時看到了這一節目，身處莫斯科的他在自己的電腦上也在收看C-SPAN頻道。我們兩人為所看到的內容備感驚訝。我相信這是他首次真正為自己所作所為產生的影響而感到欣慰。一個接著一個的眾議員起身厲聲批駁國安局的監控計劃，對通過監聽每個美國公民的電話以求阻止恐怖主義的這種想法嗤之以鼻。這是美國自“9·11”襲擊以來，國會對國家安全部門所做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戰。
直到斯諾登泄密之日，很難設想一項旨在搗毀國家安全計劃的法案能獲得幾張選票。可是這項科尼爾斯–阿馬什法案的最終投票結果令華盛頓官方非常震驚：205票支持，217票反對，僅以微弱差距未獲通過。支持法案的人士來自兩黨代表，共有111位民主黨議員和94位共和黨議員投了支持票。這種擯棄傳統的黨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諾登非常振奮，這對遏制國安局起到了極大的支持作用。華盛頓官方需要依賴僵化的黨派之爭所產生的盲目宗派主義。如果民主黨和共和黨對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麼根據公民的實際利益來制定政策便會成為可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越來越多有關國安局的報導在世界各地爭相發表，很多權威評論員都預言公眾會逐漸對這一話題喪失興趣。但實際上，對監控計劃的討論熱度卻在持續升溫，不僅在美國是這樣，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距我在《衛報》首篇相關報導發表6個月後的2013年12月，在一周內所發生的事說明了斯諾登揭秘所引發的後果還在繼續發酵，也顯示出國安局的立場是多麼的難以為繼。
這一周有著一個戲劇化的開端，美國聯邦法官理察·利昂（Ri插rd Leon）裁定國安局大規模電話監控行為很可能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譴責他們幾乎運用了奧威爾小說中相同的監聽手段。除此之外，這位當初布希任命的法官尖銳地指出：“政府並未能提出任何一個案例，是通過對國安局大規模電話監控所搜集的大量數據的分析切實阻止了恐怖襲擊的發生。”僅在兩天之後，在國安局醜聞首度曝光後歐巴馬總統成立的一個顧問小組就此事發表了一份長達308頁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也斷然否定了國安局有關監聽項目至關重要的說法。該小組的報告中寫道：“我們的調查表明，根據《愛國者法案》第215款所進行的大規模電話監控對防止襲擊並非必不可少。並無實例可以讓國安局有信心地表示，若沒有根據該法案第215款所進行大規模電話監控，最後的結果會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