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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美國境外，國安局這一周過得也並不舒坦。聯合國大會通過不記名投票對德國和巴西所提出的決議予以支持，確認在線隱私屬於基本人權。就此有專家表示，這是“聯合國給出的強烈信號，認為是時候該改變進程，終止美國國安局拉網式大規模監聽的做法了”。在同一天，巴西宣布將不再從總部設在美國的波音公司購買45億美元的戰鬥機，而準備將這筆期待已久的大單給到瑞典公司薩博（Saab）手中。巴西對美國國安局就其領導人、企業和公民所實施監控的強烈不滿顯然是這一意外決策的主要因素。“美國國安局的所作所為給美國人帶來了大麻煩。”一位巴西政府知情人士這樣對路透社表示。
所有這些並未說明這場硬仗已經以勝利告終。美國安全部門的勢力異乎尋常地強大，手中的權力甚至會超過我們選舉出的最高官員，它們還有著大量極富影響力的忠實擁躉，願意以一切代價捍衛它的利益。在聯邦法官理察·利昂公布裁定結果兩周後，另一名聯邦法官利用人們對“9·11”事件的記憶，宣稱國安局監控項目在憲法中應當另當別論。歐洲盟國一反開始時所表現出的義憤填膺，又和以往一樣，順從地與美國保持一致。美國公眾的支持也是變化無常：民意測驗顯示大部分美國人雖然反對斯諾登所揭露的國安局監控項目，但還是希望他因曝光信息而遭到指控。還有些美國高官甚至認為，不僅是斯諾登本人，就連包括我在內的與他一道工作的部分記者也應被一同指控，並投入大牢。
可是國安局的支持者顯然被反對意見所逼退，他們反對改革的觀點也日益站不住腳。例如，支持對毫無嫌疑的大眾進行監控的人士常常認為，部分監控手段的確不可缺少，但這只是個稻草人論證式的謬論，不會有人對此表示反對。反對對大眾進行監聽，並非是要取消一切監控手段；相反，是要鎖定具體監控目標，只針對那些有切實證據表明確有不軌企圖的人士實施監控。這種有針對性的監控較現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對阻止恐怖主義陰謀行之有效，因為全面監聽的做法會使得情報機構面對巨量數據無從下手，無法有效進行分析和匯總。與不加區分地對廣大民眾進行監控不同，針對性監控符合美國憲法的價值觀，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準則。
的確，美國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為研究政府情報活動所成立了丘奇委員會，該委員會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了一系列監控濫用醜聞，受此影響才有了這樣明確的規定，政府必須提供證據表明可能存在違法行為，或是對方具備國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監聽他人對話，於是才有了海外情報監控法庭。不幸的是，這家法院的作用僅是個橡皮圖章，對政府的監控要求無法提供有實際意義的司法審查。儘管如此，其中體現的基本理念還是相當合理，而且是某種進步。將海外情報監控法庭納入真正的司法體系，而不是設立現行這種單方面機構，僅聽政府一面之詞，那麼則會是一種積極的改革措施。
僅憑美國國內如此的立法改變本身很可能還無法解決監控問題，因為國家安全部門經常會拉攏其他機構，以便對其所作所為大開綠燈。（例如正如我們所知，國會的情報委員會現如今已經被其完全拿下。）可是這類立法改變至少可以推動這樣的原則，即不加區別的大規模監控在隱私受到憲法保護的民主社會中並無立足之地。
還可採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復在線隱私權並限制政府的監控行為。在國際上，目前德國和巴西正在牽頭打造新型網際網路基礎架構，這樣大部分網絡流量將不再經美國中轉，這對降低美國對網際網路的把控將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個人也在要求恢復在線隱私方面發揮著一定作用。拒絕使用與國安局及其聯盟有合作的科技企業的服務，這將對這些公司施加壓力，使其停止這類合作，並會激勵其競爭對手致力於隱私保護方面的工作。現在已有相當數量的歐洲科技公司在推廣自己的電子郵件和聊天服務，以替代谷歌和臉書的相關產品，並驕傲地聲稱他們在現在和將來都不會為美國國安局提供用戶數據。
此外，為防止政府侵入到個人層面的溝通交流和網際網路使用，所有的用戶都應使用加密和匿名瀏覽工具。這對在諸如記者、律師、人權激進分子等敏感行業就職的人們尤顯重要。科技社區應繼續開發更行之有效且用戶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這些領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與斯諾登在香港首度見面尚不足一年之際，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經在很多國家、許多領域帶來不可逆轉的根本性改變。除卻國安局具體的改革措施，斯諾登此舉已經為極大推動政府透明度和整體改革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為大家樹立了榜樣，未來的激進分子很可能會踏著他的足跡，繼續完善他的做法。
歐巴馬政府對泄密者的打擊力度超過了美國以往各屆政府的總和，希望以製造緊張空氣的方式，讓任何泄密行為的企圖都不能得逞。可斯諾登一舉粉碎了這一局面。他想方設法在美國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還拒絕了隱姓埋名，而是驕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的公共形象並非是身著橙色連體褲和披枷帶鎖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達見解的獨立個體，他據理力爭，解釋自己所作所為的動機所在，使美國政府無法再僅僅通過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眾。這為以後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課：將真相和盤托出並不一定會毀掉自己的生活。
所有這些並未說明這場硬仗已經以勝利告終。美國安全部門的勢力異乎尋常地強大，手中的權力甚至會超過我們選舉出的最高官員，它們還有著大量極富影響力的忠實擁躉，願意以一切代價捍衛它的利益。在聯邦法官理察·利昂公布裁定結果兩周後，另一名聯邦法官利用人們對“9·11”事件的記憶，宣稱國安局監控項目在憲法中應當另當別論。歐洲盟國一反開始時所表現出的義憤填膺，又和以往一樣，順從地與美國保持一致。美國公眾的支持也是變化無常：民意測驗顯示大部分美國人雖然反對斯諾登所揭露的國安局監控項目，但還是希望他因曝光信息而遭到指控。還有些美國高官甚至認為，不僅是斯諾登本人，就連包括我在內的與他一道工作的部分記者也應被一同指控，並投入大牢。
可是國安局的支持者顯然被反對意見所逼退，他們反對改革的觀點也日益站不住腳。例如，支持對毫無嫌疑的大眾進行監控的人士常常認為，部分監控手段的確不可缺少，但這只是個稻草人論證式的謬論，不會有人對此表示反對。反對對大眾進行監聽，並非是要取消一切監控手段；相反，是要鎖定具體監控目標，只針對那些有切實證據表明確有不軌企圖的人士實施監控。這種有針對性的監控較現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對阻止恐怖主義陰謀行之有效，因為全面監聽的做法會使得情報機構面對巨量數據無從下手，無法有效進行分析和匯總。與不加區分地對廣大民眾進行監控不同，針對性監控符合美國憲法的價值觀，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準則。
的確，美國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為研究政府情報活動所成立了丘奇委員會，該委員會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了一系列監控濫用醜聞，受此影響才有了這樣明確的規定，政府必須提供證據表明可能存在違法行為，或是對方具備國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監聽他人對話，於是才有了海外情報監控法庭。不幸的是，這家法院的作用僅是個橡皮圖章，對政府的監控要求無法提供有實際意義的司法審查。儘管如此，其中體現的基本理念還是相當合理，而且是某種進步。將海外情報監控法庭納入真正的司法體系，而不是設立現行這種單方面機構，僅聽政府一面之詞，那麼則會是一種積極的改革措施。
僅憑美國國內如此的立法改變本身很可能還無法解決監控問題，因為國家安全部門經常會拉攏其他機構，以便對其所作所為大開綠燈。（例如正如我們所知，國會的情報委員會現如今已經被其完全拿下。）可是這類立法改變至少可以推動這樣的原則，即不加區別的大規模監控在隱私受到憲法保護的民主社會中並無立足之地。
還可採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復在線隱私權並限制政府的監控行為。在國際上，目前德國和巴西正在牽頭打造新型網際網路基礎架構，這樣大部分網絡流量將不再經美國中轉，這對降低美國對網際網路的把控將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個人也在要求恢復在線隱私方面發揮著一定作用。拒絕使用與國安局及其聯盟有合作的科技企業的服務，這將對這些公司施加壓力，使其停止這類合作，並會激勵其競爭對手致力於隱私保護方面的工作。現在已有相當數量的歐洲科技公司在推廣自己的電子郵件和聊天服務，以替代谷歌和臉書的相關產品，並驕傲地聲稱他們在現在和將來都不會為美國國安局提供用戶數據。
此外，為防止政府侵入到個人層面的溝通交流和網際網路使用，所有的用戶都應使用加密和匿名瀏覽工具。這對在諸如記者、律師、人權激進分子等敏感行業就職的人們尤顯重要。科技社區應繼續開發更行之有效且用戶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這些領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與斯諾登在香港首度見面尚不足一年之際，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經在很多國家、許多領域帶來不可逆轉的根本性改變。除卻國安局具體的改革措施，斯諾登此舉已經為極大推動政府透明度和整體改革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為大家樹立了榜樣，未來的激進分子很可能會踏著他的足跡，繼續完善他的做法。
歐巴馬政府對泄密者的打擊力度超過了美國以往各屆政府的總和，希望以製造緊張空氣的方式，讓任何泄密行為的企圖都不能得逞。可斯諾登一舉粉碎了這一局面。他想方設法在美國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還拒絕了隱姓埋名，而是驕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的公共形象並非是身著橙色連體褲和披枷帶鎖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達見解的獨立個體，他據理力爭，解釋自己所作所為的動機所在，使美國政府無法再僅僅通過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眾。這為以後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課：將真相和盤托出並不一定會毀掉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