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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明史學家都認為，終萬曆一朝，從小萬曆否定張居正的萬曆新政開始，算是真正埋下了大明王朝覆滅的種子！
所以，後來不斷有人悲嘆，在萬曆十年之後，“世間再無張居正”！
這其實不是對張居正個人命運的悲嘆，而是對一個國家、一個王朝命運的悲嘆！
這種人亡政息之嘆，在我來看，是對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人治大於法治的諷刺！
改變歷史的是某個英雄，而不是某種制度，這就是人治的社會。在沒有制度保障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悲劇與悲嘆其實是早晚都要發生的。
在張居正死後的四年，在考成法被徹底否定之後的兩年，遼東巡撫周詠注意到一個女真部落的首領正在遼東以外的建州地區擴張勢力，周詠就上疏朝廷，主張予以痛擊，以免養虎遺患。
但是，在沒有考成法督促的環境下，從北京到遼東的地方官僚，誰都不認真地去做這件事。執行的將領可以擅自把征剿改成招安，把招安改成安撫。而北京的高層拿了賄賂之後也不管不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這位建州女真族的首領得以從容坐大，開疆拓土，最後成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這個本來應該被消滅在萌芽里的首領，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
我常想，要是張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時、戚繼光都在，努爾哈赤還會是後來的努爾哈赤嗎？
可惜，歷史不相信假如，生前要把該做的事兒“務為一了百當”的張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
那麼，後人又會如何來評價張居正呢？
在張居正死後的60年，以及在他死後的360年，又會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張居正來？而他們念念不忘的原因又會是什麼呢？
請看下集：《生前身後之名》
第二十五講 尋找張居正
兩個疑問
我講張居正的過程中，參看了許多資料，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和《明神宗實錄》這樣的史料，也有現代人有關張居正的一些著作。
這其中對我幫助尤其巨大的當數現代學者寫的一些有關張居正的傳記。比如說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有關張居正的最為權威的一本傳記《張居正大傳》，比如說中國社科院劉志琴老師寫的《中國思想家評傳》系列中的《張居正評傳》，還有像馮藝遠、戴潔茹兩位學者寫的《張居正傳》等。在此，我想特別對這些前輩學者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謝意。
沒有這些前輩的努力，就不會有我們今天這個《風雨張居正》的系列。
當然，在這其中，我個人最為欽佩的，也是學術界有關張居正研究最為推崇的，還是要數已故著名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
對於這本書，一方面，我個人非常喜歡，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他為什麼要給張居正的傳起名叫“大傳”呢？
比如說他還寫過《陸游傳》、《梅堯臣傳》、《元好問傳》，甚至還寫過一本《朱東潤自傳》，但這些他只起名叫“傳”，為什麼寫張居正就要叫“大傳”呢？
二是這部《張居正大傳》的寫作時間也讓我感到奇怪。
這部《張居正大傳》是朱東潤先生四十六歲的時候，也就是1941年，於四川樂山寫的。當時，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而武漢大學是因為抗日戰爭所以才臨時流亡遷徒到樂山的。連學校都是流亡學校，所以朱東潤當時過的也是流亡生活。據朱東潤先生自己回憶說，就是在這種流亡生活中，他於1941年的1月3號開始動筆，僅過了七個月，到了1941年的8月6號，這部洋洋灑灑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張居正大傳》就全部完成了。
那麼，朱東潤先生為什麼在生活極不穩定的情況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這部《張居正大傳》呢？
對比他其他的傳記作品來看，這本《張居正大傳》字數最多，用時卻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當時惡劣的創作環境，我們尤其想知道，是什麼讓朱東潤先生在種種不利條件下卻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創作熱情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朱東潤先生為什麼要給這本《張居正傳》起名叫“張居正大傳”，朱東潤先生自己在這本書的序言裡倒有過一個簡單的解釋。
他說：“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裡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可見朱東潤先生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會讓後人產生疑問。那麼他是怎麼解釋的呢？
朱東潤先生說“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詞，尚書就有《尚書大傳》。而傳紀的“傳”原來最早也是從經學裡過渡後才使用到史學裡的。既然“傳紀”的“傳”可以從經學中借用到史學裡來，那麼經學中“大傳”這個詞為什麼不可以借用到史學裡來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張居正大傳”了。
朱東潤先生的這個解釋非常學術，他的意思是說自己是跨學科領域，從經學裡借用了“大傳”這個詞，但為什麼要突破常規如此借用，他也沒說。所以，只能說朱東潤先生只說了“是什麼”，卻沒說“為什麼”。
所以，後來不斷有人悲嘆，在萬曆十年之後，“世間再無張居正”！
這其實不是對張居正個人命運的悲嘆，而是對一個國家、一個王朝命運的悲嘆！
這種人亡政息之嘆，在我來看，是對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人治大於法治的諷刺！
改變歷史的是某個英雄，而不是某種制度，這就是人治的社會。在沒有制度保障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悲劇與悲嘆其實是早晚都要發生的。
在張居正死後的四年，在考成法被徹底否定之後的兩年，遼東巡撫周詠注意到一個女真部落的首領正在遼東以外的建州地區擴張勢力，周詠就上疏朝廷，主張予以痛擊，以免養虎遺患。
但是，在沒有考成法督促的環境下，從北京到遼東的地方官僚，誰都不認真地去做這件事。執行的將領可以擅自把征剿改成招安，把招安改成安撫。而北京的高層拿了賄賂之後也不管不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這位建州女真族的首領得以從容坐大，開疆拓土，最後成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這個本來應該被消滅在萌芽里的首領，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
我常想，要是張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時、戚繼光都在，努爾哈赤還會是後來的努爾哈赤嗎？
可惜，歷史不相信假如，生前要把該做的事兒“務為一了百當”的張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
那麼，後人又會如何來評價張居正呢？
在張居正死後的60年，以及在他死後的360年，又會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張居正來？而他們念念不忘的原因又會是什麼呢？
請看下集：《生前身後之名》
第二十五講 尋找張居正
兩個疑問
我講張居正的過程中，參看了許多資料，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國榷》和《明神宗實錄》這樣的史料，也有現代人有關張居正的一些著作。
這其中對我幫助尤其巨大的當數現代學者寫的一些有關張居正的傳記。比如說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有關張居正的最為權威的一本傳記《張居正大傳》，比如說中國社科院劉志琴老師寫的《中國思想家評傳》系列中的《張居正評傳》，還有像馮藝遠、戴潔茹兩位學者寫的《張居正傳》等。在此，我想特別對這些前輩學者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謝意。
沒有這些前輩的努力，就不會有我們今天這個《風雨張居正》的系列。
當然，在這其中，我個人最為欽佩的，也是學術界有關張居正研究最為推崇的，還是要數已故著名美學家朱東潤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
對於這本書，一方面，我個人非常喜歡，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他為什麼要給張居正的傳起名叫“大傳”呢？
比如說他還寫過《陸游傳》、《梅堯臣傳》、《元好問傳》，甚至還寫過一本《朱東潤自傳》，但這些他只起名叫“傳”，為什麼寫張居正就要叫“大傳”呢？
二是這部《張居正大傳》的寫作時間也讓我感到奇怪。
這部《張居正大傳》是朱東潤先生四十六歲的時候，也就是1941年，於四川樂山寫的。當時，朱東潤先生在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而武漢大學是因為抗日戰爭所以才臨時流亡遷徒到樂山的。連學校都是流亡學校，所以朱東潤當時過的也是流亡生活。據朱東潤先生自己回憶說，就是在這種流亡生活中，他於1941年的1月3號開始動筆，僅過了七個月，到了1941年的8月6號，這部洋洋灑灑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張居正大傳》就全部完成了。
那麼，朱東潤先生為什麼在生活極不穩定的情況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這部《張居正大傳》呢？
對比他其他的傳記作品來看，這本《張居正大傳》字數最多，用時卻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當時惡劣的創作環境，我們尤其想知道，是什麼讓朱東潤先生在種種不利條件下卻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創作熱情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朱東潤先生為什麼要給這本《張居正傳》起名叫“張居正大傳”，朱東潤先生自己在這本書的序言裡倒有過一個簡單的解釋。
他說：“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裡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可見朱東潤先生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會讓後人產生疑問。那麼他是怎麼解釋的呢？
朱東潤先生說“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詞，尚書就有《尚書大傳》。而傳紀的“傳”原來最早也是從經學裡過渡後才使用到史學裡的。既然“傳紀”的“傳”可以從經學中借用到史學裡來，那麼經學中“大傳”這個詞為什麼不可以借用到史學裡來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張居正大傳”了。
朱東潤先生的這個解釋非常學術，他的意思是說自己是跨學科領域，從經學裡借用了“大傳”這個詞，但為什麼要突破常規如此借用，他也沒說。所以，只能說朱東潤先生只說了“是什麼”，卻沒說“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