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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時間上的疑點，也就是他為什麼在1941年的流亡歲月里，在短短的七個月的時間，要趕出這樣一部三十萬字的煌煌巨著，朱東潤先生就更沒有提及過了。
帶著這兩個疑問，還有在講述《風雨張居正》的過程中所積澱下來種種難以釋懷的情感與情緒，我在一個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去那片生下張居正並養育了張居正的荊楚大地，去尋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後名
我來到荊州古城的時候，正是傍晚時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遠處的天邊有一道血色殘陽把古城籠罩在一種巨大的歷史滄桑感中。
我走在荊州城東門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個因為爺爺夢到了一隻白烏龜而取名叫張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這條大街旁的某個房屋裡呱呱落地的，想到那個叫張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這裡改了一個張居正的名字，從而走向了天下，也從而開始名滿天下的，心中對這種歷史的偶然就充滿了一種敬畏和嘆息。
荊州人無疑非常愛戴他們這位建立了豐功偉績的神奇的先人，荊州的張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氣勢，說老實話，絕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為，經過了四百年的歲月滄桑，沒有多少人會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麼；我本以為，四百年的歲月變遷早就把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化景點“壓榨”成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微縮景觀。
可事實是，無論從占地規模和修繕程度來看，張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見過的名人故居景點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當地人聊天的時候，說起張居正故居非常有氣勢，有位當地人跟我說：“這算什麼，張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國古代雖然有很多名相，但誰能跟他比啊！”
這話聽起來特牛，但牛得讓人服氣。
當時我聽了這話，一堅大拇哥，說了四個字：“名至實歸”！
我在張居正故居里流連了大半天，首先產生的一個感慨就是：一個人的生前身後，得失毀譽，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也不是可以預料的，所以只要能夠無愧於心，就應該像張居正那樣，無所顧忌，奔著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張居正生前的時候，權勢達到了極點，聲譽也達到了極點，甚至他還活著的時候，就有人為了表彰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為他建祠堂，這叫生祠。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拍馬屁之舉。可是張居正對於這些，就像當初面對荊州的官員為他建三詔亭一樣，表現得極為冷靜，說我死之後，恐怕連找塊安葬的地都困難，誰又會在乎你生前的顯赫呢！
我們曾經分析過，張居正在建下豐功偉業、在權勢達到頂峰的時候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真的是太冷靜了，也太有政治遠見了。果然，張居正一死，小萬曆開始對他口口聲聲要報答的恩師反攻清算了，因為在張家沒有抄出預期的兩百萬兩白銀，甚至要把張居正開棺戮屍。果然像張居正生前預料的那樣，他幾乎連塊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終萬曆一朝，張居正被定性為萬曆皇帝碰到過的最大的奸臣，小萬曆不許任何人為張居正翻案，大明萬曆朝的政治口徑非常統一，不要再提張居正的貢獻了，最好把張居正這個人徹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畢竟不是可以人為地抹殺的。
就在萬曆朝當時，就有不少人為張居正鳴冤報屈。要說像潘季馴這樣的張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為張居正叫屈還可以理解，但連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反對他的人也為他叫屈，這就更有說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曾經在張居正詔毀天下書院的文化專治過程中飽受打擊，他也是張居正生前少數能敢於痛批張居正的人。可當張居正死後，當他目睹了朝廷對張居正的誣陷以及對張家後人無情的迫害後，他不僅指責那些不能為張居正辯護的官員，還把張居正與當時人們都特別愛戴的清官海瑞作對比，說海瑞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卻不可以“任棟樑”，但張居正雖然執政時“膽大如天”，卻可以稱得上是古今“宰相之傑”！
李贄是思想家，所以看得遠，看得深。可一般人並沒有他這麼洞燭觀火的認識，所以終萬曆一朝，雖然有李贄這樣的人為張居正說話，可畢竟身微言輕，也並不為人所重視。所以到了萬曆朝的後期，張居正真的是漸漸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們以為張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時候，就在張居正死後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禎年間，不論是廟堂之上，還是鄉野之間，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張居正來了。
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一句老話——“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相”！
上至崇禎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的歷史洪流面前，都意識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關頭。誰能挽狂瀾於即倒？誰能扶大廈於將傾？誰能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個張居正來呢？
第一個跳出來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絕對想不到，我估計泉下有知的張居正也絕對想不到。他就是在奪情倫理風暴中號稱反奪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個人中把張居正和萬曆新政罵得最凶、罵得最狠的鄒元標。
鄒元標因為反奪情，在廷杖中被打斷了雙腿，落下了終生殘疾。過後又被流放到雲貴邊遠山區，弄得渾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經說，每到陰雨天，那叫一個“天陰雨濕聲啾啾”啊，渾身的骨頭縫裡都疼痛異常，有時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聲來。這可以說，都是拜張居正所賜的。
帶著這兩個疑問，還有在講述《風雨張居正》的過程中所積澱下來種種難以釋懷的情感與情緒，我在一個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去那片生下張居正並養育了張居正的荊楚大地，去尋找我自己的答案。
身後名
我來到荊州古城的時候，正是傍晚時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遠處的天邊有一道血色殘陽把古城籠罩在一種巨大的歷史滄桑感中。
我走在荊州城東門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個因為爺爺夢到了一隻白烏龜而取名叫張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這條大街旁的某個房屋裡呱呱落地的，想到那個叫張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這裡改了一個張居正的名字，從而走向了天下，也從而開始名滿天下的，心中對這種歷史的偶然就充滿了一種敬畏和嘆息。
荊州人無疑非常愛戴他們這位建立了豐功偉績的神奇的先人，荊州的張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氣勢，說老實話，絕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以為，經過了四百年的歲月滄桑，沒有多少人會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麼；我本以為，四百年的歲月變遷早就把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化景點“壓榨”成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微縮景觀。
可事實是，無論從占地規模和修繕程度來看，張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見過的名人故居景點中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當地人聊天的時候，說起張居正故居非常有氣勢，有位當地人跟我說：“這算什麼，張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國古代雖然有很多名相，但誰能跟他比啊！”
這話聽起來特牛，但牛得讓人服氣。
當時我聽了這話，一堅大拇哥，說了四個字：“名至實歸”！
我在張居正故居里流連了大半天，首先產生的一個感慨就是：一個人的生前身後，得失毀譽，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也不是可以預料的，所以只要能夠無愧於心，就應該像張居正那樣，無所顧忌，奔著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
張居正生前的時候，權勢達到了極點，聲譽也達到了極點，甚至他還活著的時候，就有人為了表彰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為他建祠堂，這叫生祠。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拍馬屁之舉。可是張居正對於這些，就像當初面對荊州的官員為他建三詔亭一樣，表現得極為冷靜，說我死之後，恐怕連找塊安葬的地都困難，誰又會在乎你生前的顯赫呢！
我們曾經分析過，張居正在建下豐功偉業、在權勢達到頂峰的時候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真的是太冷靜了，也太有政治遠見了。果然，張居正一死，小萬曆開始對他口口聲聲要報答的恩師反攻清算了，因為在張家沒有抄出預期的兩百萬兩白銀，甚至要把張居正開棺戮屍。果然像張居正生前預料的那樣，他幾乎連塊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
終萬曆一朝，張居正被定性為萬曆皇帝碰到過的最大的奸臣，小萬曆不許任何人為張居正翻案，大明萬曆朝的政治口徑非常統一，不要再提張居正的貢獻了，最好把張居正這個人徹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畢竟不是可以人為地抹殺的。
就在萬曆朝當時，就有不少人為張居正鳴冤報屈。要說像潘季馴這樣的張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為張居正叫屈還可以理解，但連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反對他的人也為他叫屈，這就更有說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曾經在張居正詔毀天下書院的文化專治過程中飽受打擊，他也是張居正生前少數能敢於痛批張居正的人。可當張居正死後，當他目睹了朝廷對張居正的誣陷以及對張家後人無情的迫害後，他不僅指責那些不能為張居正辯護的官員，還把張居正與當時人們都特別愛戴的清官海瑞作對比，說海瑞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卻不可以“任棟樑”，但張居正雖然執政時“膽大如天”，卻可以稱得上是古今“宰相之傑”！
李贄是思想家，所以看得遠，看得深。可一般人並沒有他這麼洞燭觀火的認識，所以終萬曆一朝，雖然有李贄這樣的人為張居正說話，可畢竟身微言輕，也並不為人所重視。所以到了萬曆朝的後期，張居正真的是漸漸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們以為張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時候，就在張居正死後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禎年間，不論是廟堂之上，還是鄉野之間，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張居正來了。
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一句老話——“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相”！
上至崇禎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的歷史洪流面前，都意識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關頭。誰能挽狂瀾於即倒？誰能扶大廈於將傾？誰能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個張居正來呢？
第一個跳出來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絕對想不到，我估計泉下有知的張居正也絕對想不到。他就是在奪情倫理風暴中號稱反奪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個人中把張居正和萬曆新政罵得最凶、罵得最狠的鄒元標。
鄒元標因為反奪情，在廷杖中被打斷了雙腿，落下了終生殘疾。過後又被流放到雲貴邊遠山區，弄得渾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經說，每到陰雨天，那叫一個“天陰雨濕聲啾啾”啊，渾身的骨頭縫裡都疼痛異常，有時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聲來。這可以說，都是拜張居正所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