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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想明白了,何心隱知道自己必將是個思想家,思想家可以沒飯吃,但一定得有話說,或者說思想家的嘴巴首先不是用來吃飯的,而是首先用來說話的,用來批評的,用來議論的。而張居正必將是個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沒話說,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說政治家寧肯多做事,而不願多說話。要是你的說話,妨礙了他的做事,那麼他就一定會做一件事——那就是讓你閉嘴!

  所以,作為動嘴的何心隱早晚要死在動手的張居正的手裡,這也就是一條可以說得通的邏輯了。

  連何心隱在幾十年前就料到張居正掌權後會對天下動嘴的人下手,那麼現在張居正詔毀天下書院、進行文化專制也就不是什麼極為出人意料的事兒了。也就是說,他這時候的“操切”表現,看來也並不完全是突發的。

  能證明這一點的更有力的證據是,張居正的操切,並不只是針對下級與改革的反對力量,他甚至對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萬曆和李太后也是操切的。

  對小萬曆就不用說了,我們上一講已經詳細分析過,小萬曆在成長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逆反心理來,可以說就是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所謂“家長式”教育造成的。

  張居正對小萬曆有些操切那還好說,因為小萬曆畢竟是他的學生,也是他心目中要著力培養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后絕對要算是他的主人,雖然這個女人也依賴張居正,而且還跟張居正在情感上有著一些“說不清、理還亂”的關係,但不管怎麼說,張居正總是他兒子手下的一個大臣,他怎麼敢對向來強勢的李太后也“操切”呢?

  您還別說,張居正就是有這個膽兒。

  有一次,張居正最為親信的邊關大將戚繼光飛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衝到張府,拿一件棉衣給張居正看。原來,戚繼光拿來的是邊關將士過冬穿的棉衣。戚繼光撕開棉衣給張居正看,裡頭根本沒有棉花,全是一些敗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質量還差。張居正知道戚繼光為啥為棉衣激動成這樣,戚繼光是個愛兵如子的人,他打仗從來都是跟士兵共進退,連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這麼這一個疼愛士兵的人,看到士兵過冬的棉衣居然是這種次品,他能不生氣、他能不激動嗎?

  所以張居正當時也很生氣,也很激動。但換了別人,生氣歸生氣,激動歸激動,這事還不好明目張胆地查,因為負責軍需後勤物資這個肥差的是李太后的親爹武清伯李偉。那可是太后的爹,皇帝的姥爺,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張居正、戚繼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給人家打工的啊!你總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爺、太后的爹吧!所以我說換了別人,這事沒轍兒。

  可張居正不一樣,他不僅查清了李偉貪污的事實,還把難題直接交給李太后,讓李太后自己看著辦。

  李太后當時也羞愧難當,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繩之以法,在封建社會那是大不孝,最後只好把李偉叫到宮裡來,當面狠罵了一頓,然後讓他爹在外面大雪天裡罰站,罰站完剝奪公職,在家好好呆著,別管什麼後勤了。

  我們說李太后還是不簡單的,她並沒有護著她爹,對張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們說李太后這樣做是為了他兒子的江山考慮啊,她不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而是迫於穩固皇權、穩固江山的考慮,再加上她不是一個糊塗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張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後來,張居正死後,小萬曆對張居正反攻清算,當時有人請李太后出面為張居正說情,李太后最終沒有出面為張居正說半句話,只說“當初我爹站在大雪裡,誰又為他說情來著?”

  所以,李太后對張居正不是完全沒有怨氣,也就是說她也感受到了張居正的“操切”。

  那麼,從李太后和萬曆皇帝開始,到張居正的親信、手下,到萬曆新政的反對派,都感受到了張居正的“操切”風格,難道張居正自己就沒感受到嗎?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為什麼還要這麼“操切”,這麼極端呢?

  我們說,造成張居正工作風格越來越“操切”,當然首先有兩個客觀的原因。

  一是奪情事件確實激怒了張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階層反奪情的過程中,大家對他的指責以及張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張居正在性情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變化是越來越偏激的,所導致的工作風格也就是越來越“操切”的。

  二是隨著年齡與權勢的增長,張居正的心態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惡性膨脹,我想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們說他殺楊修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其實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隨著他稱魏王、加九錫、生前的權勢達到極致之後,他再也不像年輕的時候那樣可以唯才是舉、禮賢下士了,他變得越來越不能容人,連荀彧這樣他曾經最為倚重的大謀士,不過因為他晚年的時候勸他幾句,他就把人家殺了。更不用說楊修這種好議論是非、嘴巴上沒有把門兒的人了。

  所以但凡權勢顯赫的,到了晚年沒有幾個不操切的,這也是種規律。

  但我們說張居正晚年的“操切”還有幾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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