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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方面，那就要說到張居正對鉗制皇權後果的清醒認識了。
當時以及後來，經常會有人評價張居正說，說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說這是張居正後來得禍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這本書里就評價說：“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覺聲色卒震於幼主之前。後來之禍，宜其及矣。”這話就是說，張居正已經位高震主了，將來必將因此而得禍，可惜他自己還不覺得。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評價也對也不對。對在對於張居正用相權來鉗制皇權，甚至多少有點兒凌駕於皇權之上的事實認識得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他們認為張居正身在局中，當局者迷，並沒認識到這一點，那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張居正對這一點認識得很清楚，他曾經有一句特別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張太岳集·歸政乞休疏》）也就是說一個人在政治上獨掌大權久了，雖然風光得很，但高處不勝寒，總有要出事、要樂極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應該在政治生涯的高潮處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漢初急流勇退的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才是聰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則，最終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果子。
所以，張居正在面對為他而建的三詔亭的時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絕了這些當地官員的拍馬屁的行為，並當時就說出了自己對將來的擔憂。
但問題是，這個拒絕“三詔亭”的時間實在太早了些啊！這時候不過是萬曆六年，也就是說萬曆新政也才剛進行了一半，像一條鞭法還沒施行，清丈田畝也還未見成效，一切還談不上大功告成的時候，張居正怎麼這麼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功成呢，怎麼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個人的理解是，這和我們這幾講所說的張居正工作風格的轉變有關。
操切風格
我們知道，張居正在經歷了奪情倫理風暴之後，不僅個人的生活作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奢華，越來越鋪張，而且工作風格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前是“沉毅淵重”，也就是非常沉穩，可現在卻越來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極端。
你比如說，我們前面說到的長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張居正心中一句“國家利益至上”，置整個朝廷的臉面於不顧，從上到下，從萬曆皇帝開始，到他手下的親信、部舊，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頭澆了盆冷水。連他自己都未能倖免，他和他手下的親信因長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賞全部革除，好些人還因此受到處罰。
所以說張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並不是改革的反對派提出來的，恰好是張居正這邊兒的人提出來的。
再比如說，張居正在奪情事件之後，面對士大夫階層的洶洶之口，他心裡也非常生氣，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個人情緒的原因，張居正更認識到這種對他個人的非議極有可能會演變成對整個萬曆新政的非議。於是，張居正於萬曆七年下令詔毀天下書院。
當時的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當時的書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並不能做到統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書院，因為明代士大夫階層崇尚演說與爭論，所以也是培養各種對立意見的沃土。明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個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流派之爭特別激烈，流派也特別多，這都說明明代知識分子崇尚“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習氣。
張居正要把改革順利推行下去，最忌諱的就是士大夫之間的口舌之爭，而愛吵架又剛好是明代知識分子最鮮明的職業特點，所以張居正為了維護改革思想的統一，也為了封住別人議論的嘴巴，他開始大規模地關閉書院。
私立書院基本上不讓開，公立書院的規模也大幅縮小。而且是強制性的，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這就為張居下留下了文化專制的惡名。
客觀地說，這確實算是“文化專制”。但張居正作為一個改革的執行者，他這樣做多少還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來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議論，以異端邪說的名義對各思想流派進行打擊，甚至為此秘密殺害了他的同學、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隱，這就絕對是標準的“文化專制”了。
何心隱當年與張居正同年考進士，兩個人算是同學。後來張居正考上了，何心隱沒考上。有一次，何心隱在一個朋友家裡碰到張居正，對於這位已經飛黃騰達的同學，何心隱上來就挑釁地問：“你可知太學之道乎？”
儒家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隱不談“大學之道”，別出新裁，來了個“太學之道”。張居正少年就特別沉穩，他最反感的就是這些故弄玄虛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沒搭理何心隱，只是略帶著諷刺地回了何心隱一句說：“你是想飛卻飛不起來吧！”說完，張居正掉頭走了。
據說，何心隱當時大驚失色，對朋友說，你記著，將來此人必掌天下的權柄，而將來能殺我的人，也肯定是張居正這個傢伙！
我就想了，何心隱只是被張居正諷刺了一下，又何至於推理到幾十年後張居正一定會殺他呢？
當時以及後來，經常會有人評價張居正說，說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說這是張居正後來得禍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這本書里就評價說：“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覺聲色卒震於幼主之前。後來之禍，宜其及矣。”這話就是說，張居正已經位高震主了，將來必將因此而得禍，可惜他自己還不覺得。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評價也對也不對。對在對於張居正用相權來鉗制皇權，甚至多少有點兒凌駕於皇權之上的事實認識得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他們認為張居正身在局中，當局者迷，並沒認識到這一點，那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張居正對這一點認識得很清楚，他曾經有一句特別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張太岳集·歸政乞休疏》）也就是說一個人在政治上獨掌大權久了，雖然風光得很，但高處不勝寒，總有要出事、要樂極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應該在政治生涯的高潮處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漢初急流勇退的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才是聰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則，最終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果子。
所以，張居正在面對為他而建的三詔亭的時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絕了這些當地官員的拍馬屁的行為，並當時就說出了自己對將來的擔憂。
但問題是，這個拒絕“三詔亭”的時間實在太早了些啊！這時候不過是萬曆六年，也就是說萬曆新政也才剛進行了一半，像一條鞭法還沒施行，清丈田畝也還未見成效，一切還談不上大功告成的時候，張居正怎麼這麼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功成呢，怎麼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個人的理解是，這和我們這幾講所說的張居正工作風格的轉變有關。
操切風格
我們知道，張居正在經歷了奪情倫理風暴之後，不僅個人的生活作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奢華，越來越鋪張，而且工作風格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前是“沉毅淵重”，也就是非常沉穩，可現在卻越來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極端。
你比如說，我們前面說到的長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張居正心中一句“國家利益至上”，置整個朝廷的臉面於不顧，從上到下，從萬曆皇帝開始，到他手下的親信、部舊，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頭澆了盆冷水。連他自己都未能倖免，他和他手下的親信因長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賞全部革除，好些人還因此受到處罰。
所以說張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並不是改革的反對派提出來的，恰好是張居正這邊兒的人提出來的。
再比如說，張居正在奪情事件之後，面對士大夫階層的洶洶之口，他心裡也非常生氣，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個人情緒的原因，張居正更認識到這種對他個人的非議極有可能會演變成對整個萬曆新政的非議。於是，張居正於萬曆七年下令詔毀天下書院。
當時的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當時的書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並不能做到統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書院，因為明代士大夫階層崇尚演說與爭論，所以也是培養各種對立意見的沃土。明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個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流派之爭特別激烈，流派也特別多，這都說明明代知識分子崇尚“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習氣。
張居正要把改革順利推行下去，最忌諱的就是士大夫之間的口舌之爭，而愛吵架又剛好是明代知識分子最鮮明的職業特點，所以張居正為了維護改革思想的統一，也為了封住別人議論的嘴巴，他開始大規模地關閉書院。
私立書院基本上不讓開，公立書院的規模也大幅縮小。而且是強制性的，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這就為張居下留下了文化專制的惡名。
客觀地說，這確實算是“文化專制”。但張居正作為一個改革的執行者，他這樣做多少還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來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議論，以異端邪說的名義對各思想流派進行打擊，甚至為此秘密殺害了他的同學、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隱，這就絕對是標準的“文化專制”了。
何心隱當年與張居正同年考進士，兩個人算是同學。後來張居正考上了，何心隱沒考上。有一次，何心隱在一個朋友家裡碰到張居正，對於這位已經飛黃騰達的同學，何心隱上來就挑釁地問：“你可知太學之道乎？”
儒家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隱不談“大學之道”，別出新裁，來了個“太學之道”。張居正少年就特別沉穩，他最反感的就是這些故弄玄虛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沒搭理何心隱，只是略帶著諷刺地回了何心隱一句說：“你是想飛卻飛不起來吧！”說完，張居正掉頭走了。
據說，何心隱當時大驚失色，對朋友說，你記著，將來此人必掌天下的權柄，而將來能殺我的人，也肯定是張居正這個傢伙！
我就想了，何心隱只是被張居正諷刺了一下，又何至於推理到幾十年後張居正一定會殺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