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頁
說小萬曆聽了這通道理也火了，道理上他說不過張居正，最後只好怒氣沖沖地問：“難道皇上的岳父還不如一個總兵重要嗎？”
張居正聽了這話突然不說話了，死死地盯著坐在龍椅上的小萬曆，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不錯！在我眼裡，你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成梁這個總兵官重要！
小萬曆看張居正不說話，自己也不說話。他倆不說話，旁邊誰也不敢說話。兩個人就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
最後，張居正就是沒給王偉的爵位上加世襲。小萬曆最終象一隻鬥敗的小公雞蔫下去了。
如果說前面的鑄錢還是小萬曆因為實際需要而與張居正爭執，後面的封爵就有點兒蓄意找茬兒的味道了。
那麼，這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為什麼要對自己一直敬愛的張老師找茬兒呢？
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萬曆的心裡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奇特情結？
在小萬曆成長的煩惱中，張居正又會面臨怎樣的煩惱？這些煩惱又會給張居正帶來怎樣不可預料的後果呢？
請看下集：《誤判去留之間》
第二十三講 誤判去留之間
政治智慧
還是在萬曆六年，也就是張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親的時候，等張居正趕回老家湖北荊州之後，他在老家鋪開架勢給老父親下葬，而小萬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翹首以待，就盼著這位張首輔、張先生能早點回來。
所以，在張居正安葬父親期間，小萬曆一連發了三道詔書，問安葬情況怎麼樣，問安葬的事結束沒有，問安葬結束了你張先生什麼時候才能動身回京啊，總之，那意思很明確，就像那句歌詞寫的——
“你快回來，我一人承受不來！”
當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賴張居正，這讓湖北當地的大小官員都很震動，也感到無尚光榮，於是當地官員就有了一個拍馬屁的舉動——為張居正在荊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詔亭”，以資紀念。
建成之後，當地官員請張居正出席落成典禮，結果張居正當時就給這幫人澆了一盆冷冷水。他說，你們為我建這座亭子，現在看，好像風光得很。可過不了多少年，等時局變化、形勢變化了，誰還會記得這亭子是因三道詔書而起的呢？也就是誰還管它是不是“三詔亭”呢？它終將只不過是五里舖上一個迎來送往的、讓人駐足歇腳的普通亭子罷了。
說罷，張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幫拍馬屁的官員面面相覷地愣在當場。
我們不禁想知道，萬曆六年，剛剛經歷了奪情倫理風暴，剛剛堅定了奪情決心、要以鐵腕把萬曆新政推行下去的張居正，為什麼在這時候會有這麼消極的認識呢？
或者，我們不應該用“消極”這個詞，更準確點說，這應該是個極為“清醒”的認識。
那麼，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賴張居正，在整個萬曆新政完全依賴張居正，在整個大明王朝完全依賴張居正的時候，在他可以權傾天下、無所不能的時候，他張居正怎麼會有這麼清醒的認識呢？
我覺得，這就要說到張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們以前提到過，國學大師梁啓超先生認為張居正是“明代唯一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我個人是非常贊同這個觀點的。作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個”，張居正肯定應該有極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麼，張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當然首先要算他作為一個改革家，根據形勢，適時地施行了名為萬曆新政的這場明代最大的改革運動。這也是張居正一生最大的歷史功績所在，所以當然能體現出他的政治智慧來。這一點，我想我們已經講了很多了，這裡不用多說了。
第二個，我以為要算他敢於選擇奪情的勇氣和決心。或者說，叫敢於把改革推行下去、堅持下去的勇氣和決心。
要知道，張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也是一個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為思想根本的知識分子。奪情在名義上就是不守孝道，這算是動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學和封建倫理綱常的根本。但為了改革的大業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張居正能與自己所奉行的這套倫理規範、思想信念為敵，繼而發展到與天下士大夫階層為敵，這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光這種大無畏的勇氣，我以為就可以算是一種大智慧了。
第三個方面，我以為要算他以相權鉗制皇權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時代，皇權實際上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你看歷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兩個宰相、四五個大臣能整出來的呢？不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後都必須有強大皇權的支持。所以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個治世來，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相權本質上還是完全受劉禪的皇權控制著的。而控制他的皇權正好是個昏庸的皇權，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沒轍兒了。
歷史上唯一一個特例，就是張居正的時代。他背後的皇權應該也不算英明，這從萬曆皇帝完全主政後極為昏庸的表現就可看出來。但張居正不同於諸葛亮，他的相權不像諸葛亮那樣絕對服從於皇權，而是採取與皇權合作並適度鉗制的策略，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徹底推行，使得張居正在世時的萬曆新政成為中國封建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蹟。
張居正聽了這話突然不說話了，死死地盯著坐在龍椅上的小萬曆，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不錯！在我眼裡，你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成梁這個總兵官重要！
小萬曆看張居正不說話，自己也不說話。他倆不說話，旁邊誰也不敢說話。兩個人就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
最後，張居正就是沒給王偉的爵位上加世襲。小萬曆最終象一隻鬥敗的小公雞蔫下去了。
如果說前面的鑄錢還是小萬曆因為實際需要而與張居正爭執，後面的封爵就有點兒蓄意找茬兒的味道了。
那麼，這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為什麼要對自己一直敬愛的張老師找茬兒呢？
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萬曆的心裡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奇特情結？
在小萬曆成長的煩惱中，張居正又會面臨怎樣的煩惱？這些煩惱又會給張居正帶來怎樣不可預料的後果呢？
請看下集：《誤判去留之間》
第二十三講 誤判去留之間
政治智慧
還是在萬曆六年，也就是張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親的時候，等張居正趕回老家湖北荊州之後，他在老家鋪開架勢給老父親下葬，而小萬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翹首以待，就盼著這位張首輔、張先生能早點回來。
所以，在張居正安葬父親期間，小萬曆一連發了三道詔書，問安葬情況怎麼樣，問安葬的事結束沒有，問安葬結束了你張先生什麼時候才能動身回京啊，總之，那意思很明確，就像那句歌詞寫的——
“你快回來，我一人承受不來！”
當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賴張居正，這讓湖北當地的大小官員都很震動，也感到無尚光榮，於是當地官員就有了一個拍馬屁的舉動——為張居正在荊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詔亭”，以資紀念。
建成之後，當地官員請張居正出席落成典禮，結果張居正當時就給這幫人澆了一盆冷冷水。他說，你們為我建這座亭子，現在看，好像風光得很。可過不了多少年，等時局變化、形勢變化了，誰還會記得這亭子是因三道詔書而起的呢？也就是誰還管它是不是“三詔亭”呢？它終將只不過是五里舖上一個迎來送往的、讓人駐足歇腳的普通亭子罷了。
說罷，張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幫拍馬屁的官員面面相覷地愣在當場。
我們不禁想知道，萬曆六年，剛剛經歷了奪情倫理風暴，剛剛堅定了奪情決心、要以鐵腕把萬曆新政推行下去的張居正，為什麼在這時候會有這麼消極的認識呢？
或者，我們不應該用“消極”這個詞，更準確點說，這應該是個極為“清醒”的認識。
那麼，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賴張居正，在整個萬曆新政完全依賴張居正，在整個大明王朝完全依賴張居正的時候，在他可以權傾天下、無所不能的時候，他張居正怎麼會有這麼清醒的認識呢？
我覺得，這就要說到張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們以前提到過，國學大師梁啓超先生認為張居正是“明代唯一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我個人是非常贊同這個觀點的。作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個”，張居正肯定應該有極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麼，張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當然首先要算他作為一個改革家，根據形勢，適時地施行了名為萬曆新政的這場明代最大的改革運動。這也是張居正一生最大的歷史功績所在，所以當然能體現出他的政治智慧來。這一點，我想我們已經講了很多了，這裡不用多說了。
第二個，我以為要算他敢於選擇奪情的勇氣和決心。或者說，叫敢於把改革推行下去、堅持下去的勇氣和決心。
要知道，張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也是一個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為思想根本的知識分子。奪情在名義上就是不守孝道，這算是動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學和封建倫理綱常的根本。但為了改革的大業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張居正能與自己所奉行的這套倫理規範、思想信念為敵，繼而發展到與天下士大夫階層為敵，這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光這種大無畏的勇氣，我以為就可以算是一種大智慧了。
第三個方面，我以為要算他以相權鉗制皇權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時代，皇權實際上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你看歷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兩個宰相、四五個大臣能整出來的呢？不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後都必須有強大皇權的支持。所以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個治世來，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相權本質上還是完全受劉禪的皇權控制著的。而控制他的皇權正好是個昏庸的皇權，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沒轍兒了。
歷史上唯一一個特例，就是張居正的時代。他背後的皇權應該也不算英明，這從萬曆皇帝完全主政後極為昏庸的表現就可看出來。但張居正不同於諸葛亮，他的相權不像諸葛亮那樣絕對服從於皇權，而是採取與皇權合作並適度鉗制的策略，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徹底推行，使得張居正在世時的萬曆新政成為中國封建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