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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在軍機處任職20餘年，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軍機處做了大量的調整，等到後來和珅倒台，早已將很多政策融入其中，難以分辨了。
洪亮吉就曾經說過：“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行一己私人，猶未嘗平心而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何為國家之成法，何為和珅所更張，誰為國家自用之人，誰為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舞弊之人，皇上縱極仁慈，縱慾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
嘉慶賜死和珅後，雖然有心徹查其黨羽，但終因人數過多，法不責眾，只好作罷。和珅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他改變了過去軍機處章京人數均有定額的做法，而是規定，“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取，並不帶領引見”，這樣一來，軍機處的人事任免權就從皇帝手中轉移到了和珅手中。從此可以不經過皇帝就決定人選。這就有利於和珅排擠與自己不和的人。和珅利用這一機會，將軍機處中絕大部分不依附於他的人撤職或調出，肆意安插黨羽，使偌大的一個軍機處完全成了和珅的會議室，使他有機會搞“一言堂”。
和珅還對傳統的台諫制度做了變更。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中，因為制度建設的鬆散和不健全，主要還是由官員進行“人治”。而彈性極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才設立了所謂的“諫官”制度。諫官起源於漢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稱“台諫”之官。諫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和操守，有權直接向皇帝上書報告官員的行為或彈劾官員，而且可以僅憑“風聞”即採取行動，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視。
這一職位大多選用清正耿直之士來擔任。而和珅以年輕官員辦事不如老年官員持重，多為無稽之談為由，規定諫官只能任用60歲以上的人員。其實他這是一種變相的削權，試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紀，既沒有年輕人的銳氣，也早已半截黃土蓋身，離告老還鄉的日子不遠了，誰還肯為了得罪其他官員而毀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從執行這個規定後，台諫官員大多緘口無言，對那些不軌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形同虛設。
在軍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權，他除了擔任正藍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鑲藍旗的副都統、都統之外，還曾兼任過兵部尚書，掌握過整個國家的兵權。乾隆後期，甘肅農民起義，和珅曾作為欽差大臣前去督軍，後來台灣起義，又是和珅向乾隆舉薦福康安任主帥征討台灣，而且整個用兵的糧餉、後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變更最為重要的是議罪銀制度的設立。這項制度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開始設立，一直延續到乾隆逝世才告終止，其間大約經歷了20年。議罪銀由和珅在軍機處內部設立的密記處加以管理，收取的銀兩絕大部分不用歸入國庫，如果官員犯了過失“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也就是官員交納銀兩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皇帝需要銀兩了，可以很容易地尋找緣由，叫官員出錢。因為議罪銀採取的是“自願”交納的形式，有一些貪贓枉法的官員，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為了日後減少麻煩，未雨綢繆，常常不等上面降罪就先交上銀兩，而且從重交納，以博取皇上歡心。據記載，僅議罪銀一項，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達30萬兩左右。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變革，在嘉慶親政後大多被廢除，但是，這些變革畢竟對乾隆統治後期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客觀上造成了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官員貪污成性等混亂局面。
皇帝的理財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別寵信和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和珅善於斂財。他總是運用各種方式，為乾隆聚斂財富供他揮霍和講排場，尤其是皇族的盛大節日，耗費總是高得驚人。因此，乾隆是無法離開給他搜刮財富的和珅的。
乾隆統治時期，清朝社會表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社會生產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國庫也不再捉襟見肘。乾隆因此有些沾沾自喜，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滿意，喜歡時不時聽大臣們稱頌一番。況且過慣了富貴日子的乾隆，很難一下子改變自己的生活，所以迫切需要一個既善於理財又能廣開財路的人。和珅恰巧就是這樣的人，他一出現立即就成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視做國之棟樑。
和珅的信條就是，他只對皇帝一人負責，只要能使皇帝高興，他就會搶著去做，哪管他是否正確、是否對人民有利。
為了滿足乾隆奢侈排場的需求，他的廣開財路，其實就是巧立名目，利用權力命令官員和商人將財富進貢到乾隆和他那裡而已。但是，為了保證不讓皇帝背上“亂收費”的黑鍋，收這些錢都要名正言順，讓乾隆用得心安理得。為此，他打著“皇恩浩蕩”的旗號，讓各地官員以向皇帝謝恩的名義“自願”進貢，以示忠心。他的這個理由既充分又無懈可擊，下面的官員誰敢不聽？如果不貢獻財物，豈不是皇帝的恩澤沒有惠及你，而你也無法向皇帝表達忠心了？因此，這個大旗一豎起來，無論是朝中的官員，還是各地的地方官都爭先恐後、不遺餘力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貢獻朝廷，讓皇帝知道自己的忠心。乾隆見全國各地的官員紛紛向自己表達忠心並對皇恩感恩戴德，心中的那份自豪感越發膨脹，對和珅更是言聽計從。
洪亮吉就曾經說過：“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行一己私人，猶未嘗平心而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何為國家之成法，何為和珅所更張，誰為國家自用之人，誰為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舞弊之人，皇上縱極仁慈，縱慾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
嘉慶賜死和珅後，雖然有心徹查其黨羽，但終因人數過多，法不責眾，只好作罷。和珅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他改變了過去軍機處章京人數均有定額的做法，而是規定，“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取，並不帶領引見”，這樣一來，軍機處的人事任免權就從皇帝手中轉移到了和珅手中。從此可以不經過皇帝就決定人選。這就有利於和珅排擠與自己不和的人。和珅利用這一機會，將軍機處中絕大部分不依附於他的人撤職或調出，肆意安插黨羽，使偌大的一個軍機處完全成了和珅的會議室，使他有機會搞“一言堂”。
和珅還對傳統的台諫制度做了變更。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中，因為制度建設的鬆散和不健全，主要還是由官員進行“人治”。而彈性極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才設立了所謂的“諫官”制度。諫官起源於漢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稱“台諫”之官。諫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和操守，有權直接向皇帝上書報告官員的行為或彈劾官員，而且可以僅憑“風聞”即採取行動，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視。
這一職位大多選用清正耿直之士來擔任。而和珅以年輕官員辦事不如老年官員持重，多為無稽之談為由，規定諫官只能任用60歲以上的人員。其實他這是一種變相的削權，試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紀，既沒有年輕人的銳氣，也早已半截黃土蓋身，離告老還鄉的日子不遠了，誰還肯為了得罪其他官員而毀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從執行這個規定後，台諫官員大多緘口無言，對那些不軌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形同虛設。
在軍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權，他除了擔任正藍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鑲藍旗的副都統、都統之外，還曾兼任過兵部尚書，掌握過整個國家的兵權。乾隆後期，甘肅農民起義，和珅曾作為欽差大臣前去督軍，後來台灣起義，又是和珅向乾隆舉薦福康安任主帥征討台灣，而且整個用兵的糧餉、後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變更最為重要的是議罪銀制度的設立。這項制度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開始設立，一直延續到乾隆逝世才告終止，其間大約經歷了20年。議罪銀由和珅在軍機處內部設立的密記處加以管理，收取的銀兩絕大部分不用歸入國庫，如果官員犯了過失“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也就是官員交納銀兩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皇帝需要銀兩了，可以很容易地尋找緣由，叫官員出錢。因為議罪銀採取的是“自願”交納的形式，有一些貪贓枉法的官員，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為了日後減少麻煩，未雨綢繆，常常不等上面降罪就先交上銀兩，而且從重交納，以博取皇上歡心。據記載，僅議罪銀一項，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達30萬兩左右。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變革，在嘉慶親政後大多被廢除，但是，這些變革畢竟對乾隆統治後期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客觀上造成了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官員貪污成性等混亂局面。
皇帝的理財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別寵信和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和珅善於斂財。他總是運用各種方式，為乾隆聚斂財富供他揮霍和講排場，尤其是皇族的盛大節日，耗費總是高得驚人。因此，乾隆是無法離開給他搜刮財富的和珅的。
乾隆統治時期，清朝社會表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社會生產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國庫也不再捉襟見肘。乾隆因此有些沾沾自喜，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滿意，喜歡時不時聽大臣們稱頌一番。況且過慣了富貴日子的乾隆，很難一下子改變自己的生活，所以迫切需要一個既善於理財又能廣開財路的人。和珅恰巧就是這樣的人，他一出現立即就成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視做國之棟樑。
和珅的信條就是，他只對皇帝一人負責，只要能使皇帝高興，他就會搶著去做，哪管他是否正確、是否對人民有利。
為了滿足乾隆奢侈排場的需求，他的廣開財路，其實就是巧立名目，利用權力命令官員和商人將財富進貢到乾隆和他那裡而已。但是，為了保證不讓皇帝背上“亂收費”的黑鍋，收這些錢都要名正言順，讓乾隆用得心安理得。為此，他打著“皇恩浩蕩”的旗號，讓各地官員以向皇帝謝恩的名義“自願”進貢，以示忠心。他的這個理由既充分又無懈可擊，下面的官員誰敢不聽？如果不貢獻財物，豈不是皇帝的恩澤沒有惠及你，而你也無法向皇帝表達忠心了？因此，這個大旗一豎起來，無論是朝中的官員，還是各地的地方官都爭先恐後、不遺餘力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貢獻朝廷，讓皇帝知道自己的忠心。乾隆見全國各地的官員紛紛向自己表達忠心並對皇恩感恩戴德，心中的那份自豪感越發膨脹，對和珅更是言聽計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