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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郡治即今天越南的清化，當時經濟十分落後，老百姓以漁獵為生，還不會牛耕；社會發展也相當滯後，嫁娶還沒有禮法。老百姓想吃糧食就必須跑到交趾（今我國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去買，至於婚喪嫁娶和傳宗接代都是順其自然。
任延到任後，一方面鑄造和推廣鐵製農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開荒種地，發展農業生產，一方面大力興辦文化教育，規範民約民俗。
這樣，幾年下來，加上風調雨順，老百姓五穀豐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禮。
不少在這樣嶄新社會形勢下生兒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說：“沒有任太守就沒有我們的兒女！”
於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為名。
這還不算，九真的老百姓為了表達對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時就自發集資，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祠堂。
後來，任延轉任武威太守。
在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的同時，他大力興辦學校，發展教育。
他還下令，官府所有幹部職工的子孫都必須上學讀書。對於學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別突出的，給予破格提拔重用。
這個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廣大幹部群眾重教重文蔚然成風，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逐漸好轉，官衙里、鄉野間彬彬儒雅之士日漸增多。
這樣，由於朝廷重視，並且制訂實施了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縣秉持文化教育與經濟社會共同發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較明顯的。
不僅在中原地區，大量的學校還在老少邊窮建立起來，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國疆域之內，幾乎所有的郡縣都辦起了官學。
《漢書》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東都賦》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這種文化教育興盛的局面，說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這可能有點誇張，但用來說明當時學校之多、之盛，還是可見一斑的。
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私學繁榮，甚至堪與官學一比。
這個道理就很簡單了：朝廷大力提倡發展教育，而官學難以滿足廣大幹部群眾的求學願望。私學如雨後春筍般湧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這個時期，私學無論在數量、規模上，還是在影響上，都超過了官學。
除了上面說的生源充足，私學師資隊伍也很強大。
太學裡的博士就那十幾個名額，地方官學老師的編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飽學之士不能進入官學教師隊伍，就自己辦學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經的學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經的信徒。
同時，一批熟悉經學的已經走上仕途的高級幹部，甚至於已經在太學、地方官學進入教師編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餘辦學授徒。這既能擴大自己的影響，也能給自己搞點不菲的收入。
這是朝廷允許和提倡的。
由於古文經一直不能進入官學，它在私學大行其道，影響反而更大一些。
這樣也多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出，劉秀雖然出身今文，但對於古文經信徒們的強烈訴求，並不是簡單地排斥和拒絕，其實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夠自圓其說，大家都來說經吧！
跟官學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學的學籍管理較為鬆散。
私學的學生主要分為及門受教和著錄弟子兩種。
前者是指學生到場聽課學習，親身聆聽老師或者老師委託的資深門生的講經授課；後者則是指學生在名師門下掛名，而不必親自到場聽課，實際就是“掛靠學籍”。
前者一個老師名下的學生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上千人；後者就沒譜兒了，學生達上萬人的都有，反正沒有名額編制限制。
誰有多少學生，往往是老師炫耀的資本和實力的象徵；而投在哪個名儒門下習經，也同樣是人們在學術界、官場的一塊閃亮的招牌。
不容忽視和必須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榮之際，古文經學不可避免地發揚光大了。
在朝廷層面，在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層面，古文經雖然沒有列入官學教材，但是它的影響已經難以遏制。在郡縣，它逐漸地、完全地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會文化的主流內容。
由於古文經注重言之有理，講究訓詁考據，堅持實事求是，理性和科學的成分明顯多於今文經學，不僅在當時受到普遍歡迎，而且能夠經得起時間檢驗，為今天影響全世界的“漢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豐厚而堅實的思想基礎、學術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漢學之肇始，在於劉秀同時倡導今、古文經學，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這樣，在劉秀的倡導下，帝國中央、地方都很重視教育，官學、私學都很昌盛，不僅培養了人才，傳承了文化，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同時，劉秀還開了一個好頭，此後他的子孫們也大都十分重視教育，使東漢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達到了歷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劉秀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為國家戰略，舉全社會之力推進學習型朝廷和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在當時和此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後人說劉秀是“最有學問的皇帝”，不僅是肯定劉秀本人的文化素質，而且顯然包含了對他力推建設學習型組織、培養學習型幹部的讚譽。
任延到任後，一方面鑄造和推廣鐵製農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開荒種地，發展農業生產，一方面大力興辦文化教育，規範民約民俗。
這樣，幾年下來，加上風調雨順，老百姓五穀豐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禮。
不少在這樣嶄新社會形勢下生兒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說：“沒有任太守就沒有我們的兒女！”
於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為名。
這還不算，九真的老百姓為了表達對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時就自發集資，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祠堂。
後來，任延轉任武威太守。
在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的同時，他大力興辦學校，發展教育。
他還下令，官府所有幹部職工的子孫都必須上學讀書。對於學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別突出的，給予破格提拔重用。
這個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廣大幹部群眾重教重文蔚然成風，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逐漸好轉，官衙里、鄉野間彬彬儒雅之士日漸增多。
這樣，由於朝廷重視，並且制訂實施了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縣秉持文化教育與經濟社會共同發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較明顯的。
不僅在中原地區，大量的學校還在老少邊窮建立起來，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國疆域之內，幾乎所有的郡縣都辦起了官學。
《漢書》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東都賦》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這種文化教育興盛的局面，說是“四海之內，學校如林”。這可能有點誇張，但用來說明當時學校之多、之盛，還是可見一斑的。
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私學繁榮，甚至堪與官學一比。
這個道理就很簡單了：朝廷大力提倡發展教育，而官學難以滿足廣大幹部群眾的求學願望。私學如雨後春筍般湧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這個時期，私學無論在數量、規模上，還是在影響上，都超過了官學。
除了上面說的生源充足，私學師資隊伍也很強大。
太學裡的博士就那十幾個名額，地方官學老師的編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飽學之士不能進入官學教師隊伍，就自己辦學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經的學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經的信徒。
同時，一批熟悉經學的已經走上仕途的高級幹部，甚至於已經在太學、地方官學進入教師編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餘辦學授徒。這既能擴大自己的影響，也能給自己搞點不菲的收入。
這是朝廷允許和提倡的。
由於古文經一直不能進入官學，它在私學大行其道，影響反而更大一些。
這樣也多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出，劉秀雖然出身今文，但對於古文經信徒們的強烈訴求，並不是簡單地排斥和拒絕，其實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夠自圓其說，大家都來說經吧！
跟官學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學的學籍管理較為鬆散。
私學的學生主要分為及門受教和著錄弟子兩種。
前者是指學生到場聽課學習，親身聆聽老師或者老師委託的資深門生的講經授課；後者則是指學生在名師門下掛名，而不必親自到場聽課，實際就是“掛靠學籍”。
前者一個老師名下的學生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上千人；後者就沒譜兒了，學生達上萬人的都有，反正沒有名額編制限制。
誰有多少學生，往往是老師炫耀的資本和實力的象徵；而投在哪個名儒門下習經，也同樣是人們在學術界、官場的一塊閃亮的招牌。
不容忽視和必須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榮之際，古文經學不可避免地發揚光大了。
在朝廷層面，在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層面，古文經雖然沒有列入官學教材，但是它的影響已經難以遏制。在郡縣，它逐漸地、完全地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會文化的主流內容。
由於古文經注重言之有理，講究訓詁考據，堅持實事求是，理性和科學的成分明顯多於今文經學，不僅在當時受到普遍歡迎，而且能夠經得起時間檢驗，為今天影響全世界的“漢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豐厚而堅實的思想基礎、學術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漢學之肇始，在於劉秀同時倡導今、古文經學，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這樣，在劉秀的倡導下，帝國中央、地方都很重視教育，官學、私學都很昌盛，不僅培養了人才，傳承了文化，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同時，劉秀還開了一個好頭，此後他的子孫們也大都十分重視教育，使東漢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達到了歷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劉秀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為國家戰略，舉全社會之力推進學習型朝廷和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在當時和此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後人說劉秀是“最有學問的皇帝”，不僅是肯定劉秀本人的文化素質，而且顯然包含了對他力推建設學習型組織、培養學習型幹部的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