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0頁
當時，不要說貴族和官宦子弟可以在條件較好的官學接受系統教育，就是鄉下普通農民的孩子也能夠在私學識字，接受啟蒙。
這看起來簡單，其實僅從教育覆蓋面上來看，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西漢末年，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和人文素質應該算是歷史上最高的。
但是，到了新莽時期，由於政治黑暗，經濟衰退，社會混濁，戰事頻仍，特別是王莽利益集團非常反感、歧視和壓制文化人以及其他有真才實學的人，國民教育低迷。
社會價值觀的顛倒，催生了大量的“劣幣驅逐良幣”“賢愚錯位”現象。
劉秀本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徒弟、粉絲們也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這也是他能夠雄主天下的重要原因。
登基以後，大規模討伐群雄的戰爭還在緊張地進行，劉秀就開始著手恢復和完善教育制度。剛才說的建立（或稱重建）太學，只是他其中一個舉措。
這樣的太學，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辦學模式，但是，劉秀在它的軟、硬體建設上比之以前更加重視，特別是在學生的出路上給予了保障，使太學成為帝國研究經學、傳播文化、培養幹部的最重要基地。
不僅如此，劉秀還同時高度重視地方郡縣學校的建設和發展。
無論是中原腹地，還是在邊遠地區，地方郡縣政府大力興辦學校、廣泛傳播文化已經蔚為風尚，這種尊文重教之風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而這也正是劉秀考核使用幹部的重要依據。
這樣，一些政績卓著的地方高級幹部，往往同時也是知識淵博的飽學之士和綜合管理社會各項事業的行家裡手。
劉秀定鼎之初，委任寇恂為大將軍兼河內郡太守。
河內是當時劉秀所能夠控制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寇恂上任後，在保境安民、輸送軍需的同時，大力興辦郡縣學校，親自為官學挑選教師，核定教材，安排招生。
在公務極端繁忙之中，寇恂還放下架子，抽出時間，到官學隨堂聽課。這不僅是他作為好學儒士的一種習慣，而且在社會上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寇太守此舉並非個例。桂陽郡的衛颯太守則是以學者型幹部的姿態治理一方，多年如一日，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衛太守是河內郡修武（今河南修武）人，遺憾的是，老衛長期以來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工作，從來沒有宣傳過自己，史家無法掩蓋他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但卻沒能記下他的生卒年月。
老衛小時候家境貧寒，經常吃了上頓不接下頓，但他生性喜歡學習，天資十分聰明，靠自己一邊打工，一邊追隨師傅學習，成為飽讀詩書的文化人。
成年之後，他在州郡機關上班，雖然沒有多麼亨通的官運，但處處為老百姓著想，經常為老百姓辦事，口碑極佳。
劉秀登基之初，老衛一度在鄧禹手下工作，鄧禹對他很是賞識，唯恐埋沒了他，就舉薦他出來擔任要職。
擁有艱苦的經歷、淵博的知識和過硬的作風，老衛是個放在哪兒都能夠發光發熱的人，無論在朝廷擔任侍御史，還是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主持縣政，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政績，被劉秀納入應該提拔重用的幹部之列。
不久，劉秀委任老衛為桂陽（今湖南郴州）郡太守。
當時的桂陽，由於自然環境惡劣，經濟水平很低，社會發展滯後，加上貪官污吏為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史稱為當時南國的蠻荒之地。
老衛一到任，就開始一手抓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善，腳踏實地發展地方經濟，一手抓興辦學校，傳播文化，改善民俗，打造文明和諧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
他按照朝廷囑託，結合自身實際，創造性地走出一條促進桂陽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道路，十幾年堅持不懈，使桂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老衛在桂陽這十幾年間，始終牢記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風極其親民務實。
他深入老百姓，走遍了桂陽每一個縣鎮、每一個村落，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訂符合當地實際和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處理公務時，他既像對待自己的家務那樣盡心盡力，又公道正派，做到一碗水端平。
正在劉秀打算提拔他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擬任太府）的時候，他已經積勞成疾，病倒在床。劉秀萬分痛惜，經常關心和親自安排他的治療和待遇。
史家公認，衛颯是不可多得的學者型幹部的楷模。
任延，南陽宛城人，也是一位典型的重視文化教育的學者型幹部。
任延自幼好學，十二歲時已能熟讀詩書，又聰明伶俐，沉靜端莊，被稱為“任聖童”。
十幾歲時，割據隴西的隗囂就派專人拜見他，希望能夠得到他的輔助，“共襄大業”，被他婉言拒絕。
十九歲那年，任延投奔在時任更始王朝代理大司馬的劉秀手下，深受劉秀賞識，被舉薦為會稽（治今江蘇蘇州）都尉，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副廳級幹部。
這樣的優秀幹部，自然會得到劉秀的關注和重用。劉秀一登基，在委任的第一批封疆大吏中就有小任：任職九真郡太守。
這是一個粗活兒、重活兒。
這看起來簡單，其實僅從教育覆蓋面上來看，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西漢末年，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和人文素質應該算是歷史上最高的。
但是，到了新莽時期，由於政治黑暗，經濟衰退，社會混濁，戰事頻仍，特別是王莽利益集團非常反感、歧視和壓制文化人以及其他有真才實學的人，國民教育低迷。
社會價值觀的顛倒，催生了大量的“劣幣驅逐良幣”“賢愚錯位”現象。
劉秀本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徒弟、粉絲們也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這也是他能夠雄主天下的重要原因。
登基以後，大規模討伐群雄的戰爭還在緊張地進行，劉秀就開始著手恢復和完善教育制度。剛才說的建立（或稱重建）太學，只是他其中一個舉措。
這樣的太學，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辦學模式，但是，劉秀在它的軟、硬體建設上比之以前更加重視，特別是在學生的出路上給予了保障，使太學成為帝國研究經學、傳播文化、培養幹部的最重要基地。
不僅如此，劉秀還同時高度重視地方郡縣學校的建設和發展。
無論是中原腹地，還是在邊遠地區，地方郡縣政府大力興辦學校、廣泛傳播文化已經蔚為風尚，這種尊文重教之風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而這也正是劉秀考核使用幹部的重要依據。
這樣，一些政績卓著的地方高級幹部，往往同時也是知識淵博的飽學之士和綜合管理社會各項事業的行家裡手。
劉秀定鼎之初，委任寇恂為大將軍兼河內郡太守。
河內是當時劉秀所能夠控制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寇恂上任後，在保境安民、輸送軍需的同時，大力興辦郡縣學校，親自為官學挑選教師，核定教材，安排招生。
在公務極端繁忙之中，寇恂還放下架子，抽出時間，到官學隨堂聽課。這不僅是他作為好學儒士的一種習慣，而且在社會上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寇太守此舉並非個例。桂陽郡的衛颯太守則是以學者型幹部的姿態治理一方，多年如一日，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衛太守是河內郡修武（今河南修武）人，遺憾的是，老衛長期以來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工作，從來沒有宣傳過自己，史家無法掩蓋他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但卻沒能記下他的生卒年月。
老衛小時候家境貧寒，經常吃了上頓不接下頓，但他生性喜歡學習，天資十分聰明，靠自己一邊打工，一邊追隨師傅學習，成為飽讀詩書的文化人。
成年之後，他在州郡機關上班，雖然沒有多麼亨通的官運，但處處為老百姓著想，經常為老百姓辦事，口碑極佳。
劉秀登基之初，老衛一度在鄧禹手下工作，鄧禹對他很是賞識，唯恐埋沒了他，就舉薦他出來擔任要職。
擁有艱苦的經歷、淵博的知識和過硬的作風，老衛是個放在哪兒都能夠發光發熱的人，無論在朝廷擔任侍御史，還是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主持縣政，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政績，被劉秀納入應該提拔重用的幹部之列。
不久，劉秀委任老衛為桂陽（今湖南郴州）郡太守。
當時的桂陽，由於自然環境惡劣，經濟水平很低，社會發展滯後，加上貪官污吏為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史稱為當時南國的蠻荒之地。
老衛一到任，就開始一手抓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善，腳踏實地發展地方經濟，一手抓興辦學校，傳播文化，改善民俗，打造文明和諧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
他按照朝廷囑託，結合自身實際，創造性地走出一條促進桂陽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道路，十幾年堅持不懈，使桂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老衛在桂陽這十幾年間，始終牢記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風極其親民務實。
他深入老百姓，走遍了桂陽每一個縣鎮、每一個村落，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訂符合當地實際和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處理公務時，他既像對待自己的家務那樣盡心盡力，又公道正派，做到一碗水端平。
正在劉秀打算提拔他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擬任太府）的時候，他已經積勞成疾，病倒在床。劉秀萬分痛惜，經常關心和親自安排他的治療和待遇。
史家公認，衛颯是不可多得的學者型幹部的楷模。
任延，南陽宛城人，也是一位典型的重視文化教育的學者型幹部。
任延自幼好學，十二歲時已能熟讀詩書，又聰明伶俐，沉靜端莊，被稱為“任聖童”。
十幾歲時，割據隴西的隗囂就派專人拜見他，希望能夠得到他的輔助，“共襄大業”，被他婉言拒絕。
十九歲那年，任延投奔在時任更始王朝代理大司馬的劉秀手下，深受劉秀賞識，被舉薦為會稽（治今江蘇蘇州）都尉，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副廳級幹部。
這樣的優秀幹部，自然會得到劉秀的關注和重用。劉秀一登基，在委任的第一批封疆大吏中就有小任：任職九真郡太守。
這是一個粗活兒、重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