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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國，西漢初期的清靜無為，到劉徹開啟的“內法外儒”，大體上就是劉秀面臨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遺產。
這種“內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滄桑，至今仍然傳承有序，生機勃勃。
劉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徵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濟”，若進一步探究大致有三個路子，或者可以從三個方面切入：經學治國，文以化人；柔道為政，慈嚴相濟；君王氣度，馭國有術。
這其實也就是劉秀雄主之道的一個特徵，三個要點。
東漢王朝的經學治國術
劉秀上大學時學習研究的是今文經學，成績不錯。
但是，劉秀登基以後，並沒有介入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他果斷而堅決地確立經學治國的基本方略，首先把今文經學發揚光大，同時也不排斥古文。為了雄主天下，一切皆為手段。
在京城洛陽重建太學！
根據他的安排，朝廷在洛陽南門外重新建設太學，作為帝國最高學府。
史載這座太學比西漢在京城長安的太學規模更大，學員更多。
由於一哥的重視，太學建設得很氣派，校門前設置有石經4部，校內的內外講堂長10丈，寬3丈，很是有型。
我們查不到學生花名冊，無法知道具體的學生數，但學生來源很廣，數量很多是肯定的，史載“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
公元29年10月，劉秀來到曲阜，專門安排大司空祭祀孔子。
他這個時候是極其忙碌的，帝國剛剛發動大規模的東征，討伐叛將龐萌和割據自立的董憲、張步。
張步尚未拿下，齊地還不太平的時候，他高調祭孔，是在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政策。
此後，他有意識地在全國大力推行尊孔，優待孔子後裔。
也就是在這年10月，劉秀風塵僕僕地回到京城，聽說太學已經建好了，非常高興，立即前往視察。
隨即，他又親自過問和部署太學的軟體建設，設立《詩》《書》《禮》《易》《春秋》專修其中一經的多則4家、少則2家的總共14家博士為學官。
同時，他還規定，這14家博士和他們的弟子除了認真研究學術、探究經學之外，還可以立即或者畢業後擔任官職。
作為帝國一哥，劉秀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是值得稱道的。
公元31年，時任太僕朱浮，也就是曾任幽州牧，老是跟漁陽彭寵吵架的那位，向劉秀提建議，說是太學博士的選拔不應該局限在京城，而應該放寬眼界，著眼全國，不拘一格，注重德才。
劉秀欣然採納了他的建議。
在太學教材的選擇上，劉秀也高度重視，親自參與，而且表現得極為開明。
一開始，由於自己是今文出身，劉秀設立的14經博士全是今文經，古文經自然就被取消了在官學登堂入室的機會。
但是，在這種時候古文經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鑽研它的學者也在朝野擁有不小的勢力。這些學者或者學者型官員強烈要求把古文經也列入官學教材，使之獲得跟今文經同等的地位。
公元28年1月，時任尚書令韓歆向劉秀上書，要求把古文經《費氏易經》和《左氏春秋》列入官學教材，並且在太學為之設立博士。
這個時候太學還沒有建成，帝國初創，百廢待舉，彭寵背叛，劉永稱帝，董憲自立，劉秀確實很忙，況且，他還開始有點討厭老韓了。但是，出於一種高度的重視和關心，劉秀還是忙裡偷閒，下令在雲台召集朝廷高幹和知識界領袖開會，認真研究老韓的建議。
這一天上午，在雲台，高官和專家雲集，劉秀親自主持大會，只有一個議題：要不要把古文經列入官學。
對於這個朝野爭論很久的話題，劉秀非常重視，但又不想親自下結論。因為在他看來，今、古文均屬經學，風格派別不同而已，把古文經立了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當然，就是它立不了，也無傷大雅。
不過，應該讓大家爭辯一下，這對於大家乃至於全社會增強學習意識、重視文化教育都是不無裨益的。
還是讓大家爭一爭吧。
一開始，劉秀知道博士范升反對古文經而且態度堅決，就點名讓他先發言，並且允許其他同志提出辯論意見。
老范態度鮮明，認為《左氏春秋》不以孔子為師，又不是先帝提倡的，沒有理由進入官學。
韓歆與太中大夫許淑不幹了，立即上來跟他辯難。
一切都在按照劉秀的思路走，雙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旁邊的同志也不光是看熱鬧，瞅准機會就上來嚷嚷幾句。
其實，學術問題，特別是經學的今古文之爭，基本上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這個話題之所以爭辯了幾千年，就是因為話題本身就是辨證的。
大家吵了一上午，到中午下班時間了，仍然沒有個所以然，劉秀宣布散會。
會後，老范唯恐劉秀不經研究就把古文經給立了，乾脆又呈上去一個書面報告，向劉秀系統而又詳細地闡明自己的觀點。
老范的理論功底和學術造詣極為深厚，這個報告簡直就是一篇專業論文。
與此同時，一批主張立古文經的幹部和專家則通過各種方式，來證明《左氏春秋》和其他古文經的真實性和權威性。
這種“內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滄桑，至今仍然傳承有序，生機勃勃。
劉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徵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濟”，若進一步探究大致有三個路子，或者可以從三個方面切入：經學治國，文以化人；柔道為政，慈嚴相濟；君王氣度，馭國有術。
這其實也就是劉秀雄主之道的一個特徵，三個要點。
東漢王朝的經學治國術
劉秀上大學時學習研究的是今文經學，成績不錯。
但是，劉秀登基以後，並沒有介入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他果斷而堅決地確立經學治國的基本方略，首先把今文經學發揚光大，同時也不排斥古文。為了雄主天下，一切皆為手段。
在京城洛陽重建太學！
根據他的安排，朝廷在洛陽南門外重新建設太學，作為帝國最高學府。
史載這座太學比西漢在京城長安的太學規模更大，學員更多。
由於一哥的重視，太學建設得很氣派，校門前設置有石經4部，校內的內外講堂長10丈，寬3丈，很是有型。
我們查不到學生花名冊，無法知道具體的學生數，但學生來源很廣，數量很多是肯定的，史載“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
公元29年10月，劉秀來到曲阜，專門安排大司空祭祀孔子。
他這個時候是極其忙碌的，帝國剛剛發動大規模的東征，討伐叛將龐萌和割據自立的董憲、張步。
張步尚未拿下，齊地還不太平的時候，他高調祭孔，是在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政策。
此後，他有意識地在全國大力推行尊孔，優待孔子後裔。
也就是在這年10月，劉秀風塵僕僕地回到京城，聽說太學已經建好了，非常高興，立即前往視察。
隨即，他又親自過問和部署太學的軟體建設，設立《詩》《書》《禮》《易》《春秋》專修其中一經的多則4家、少則2家的總共14家博士為學官。
同時，他還規定，這14家博士和他們的弟子除了認真研究學術、探究經學之外，還可以立即或者畢業後擔任官職。
作為帝國一哥，劉秀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是值得稱道的。
公元31年，時任太僕朱浮，也就是曾任幽州牧，老是跟漁陽彭寵吵架的那位，向劉秀提建議，說是太學博士的選拔不應該局限在京城，而應該放寬眼界，著眼全國，不拘一格，注重德才。
劉秀欣然採納了他的建議。
在太學教材的選擇上，劉秀也高度重視，親自參與，而且表現得極為開明。
一開始，由於自己是今文出身，劉秀設立的14經博士全是今文經，古文經自然就被取消了在官學登堂入室的機會。
但是，在這種時候古文經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鑽研它的學者也在朝野擁有不小的勢力。這些學者或者學者型官員強烈要求把古文經也列入官學教材，使之獲得跟今文經同等的地位。
公元28年1月，時任尚書令韓歆向劉秀上書，要求把古文經《費氏易經》和《左氏春秋》列入官學教材，並且在太學為之設立博士。
這個時候太學還沒有建成，帝國初創，百廢待舉，彭寵背叛，劉永稱帝，董憲自立，劉秀確實很忙，況且，他還開始有點討厭老韓了。但是，出於一種高度的重視和關心，劉秀還是忙裡偷閒，下令在雲台召集朝廷高幹和知識界領袖開會，認真研究老韓的建議。
這一天上午，在雲台，高官和專家雲集，劉秀親自主持大會，只有一個議題：要不要把古文經列入官學。
對於這個朝野爭論很久的話題，劉秀非常重視，但又不想親自下結論。因為在他看來，今、古文均屬經學，風格派別不同而已，把古文經立了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當然，就是它立不了，也無傷大雅。
不過，應該讓大家爭辯一下，這對於大家乃至於全社會增強學習意識、重視文化教育都是不無裨益的。
還是讓大家爭一爭吧。
一開始，劉秀知道博士范升反對古文經而且態度堅決，就點名讓他先發言，並且允許其他同志提出辯論意見。
老范態度鮮明，認為《左氏春秋》不以孔子為師，又不是先帝提倡的，沒有理由進入官學。
韓歆與太中大夫許淑不幹了，立即上來跟他辯難。
一切都在按照劉秀的思路走，雙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旁邊的同志也不光是看熱鬧，瞅准機會就上來嚷嚷幾句。
其實，學術問題，特別是經學的今古文之爭，基本上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這個話題之所以爭辯了幾千年，就是因為話題本身就是辨證的。
大家吵了一上午，到中午下班時間了，仍然沒有個所以然，劉秀宣布散會。
會後，老范唯恐劉秀不經研究就把古文經給立了，乾脆又呈上去一個書面報告，向劉秀系統而又詳細地闡明自己的觀點。
老范的理論功底和學術造詣極為深厚，這個報告簡直就是一篇專業論文。
與此同時，一批主張立古文經的幹部和專家則通過各種方式，來證明《左氏春秋》和其他古文經的真實性和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