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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法家的主張要遠比這些豐富得多,列出的帝王之術菜單上的配菜也有很多,但這也足夠一些血脈賁張的幹部們享用的了。

  戰國後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其核心業務就是把李悝的《法經》改造成“秦律”,史稱這是“改法為律”,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法典都以“法律”來命名了。

  秦始皇老嬴是我國第一位帝王法家、鐵血君王。他用鐵血手腕擊敗了一個個政敵,登上了秦國的王位,又以殘酷的殺伐取得了統一六國戰爭的勝利。

  在這些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歲月,他認為指導自己一切行為,對自己幫助最大的,就是法家思想理論。

  秦國因為崇尚法家而成為霸主,進而一統天下,但也因為高調推行法家思想治國二世而亡,這引發了人們很多思考。

  怎樣才能在群雄爭霸中勝出?怎樣才能攫取和保持最高權力?怎樣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劉邦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了西漢帝國,過程是很艱苦的,其中充滿了血腥的殺伐,也不乏攻略和詭道。但在登基之後,鑑於秦皇嬴政爺倆兒很快把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國家搞得崩了盤,劉邦決定摒棄法家,推崇“黃老之道”。

  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黃老學派的專家們尊二位為先驅和鼻祖,秉承了二位的思想主張,又與時俱進,對其加以大膽的創新改造,創立了一個新的思想文化派別。

  該學派其實就是一種以道家主流思想為內核的君王南面之術,其基本主張是無為而治,以民為本。

  選擇黃老之道,是劉邦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審時度勢,在身邊助手的參謀下做出的正確選擇。

  當時,經過秦王朝的暴政和連年秦漢戰爭,社會混亂,經濟崩潰,老百姓死了七八成,僥倖活著的餓極了就相互追逐,對啃人肉。

  劉邦和他的執政團隊認為,老百姓已經受不了了,必須休養生息,自己這些哥們兒長年打仗也累了,必須歇歇,大家都需要平靜。

  所以,他倡導黃老之道,推行在政治上清靜無為,是符合安定社會、恢復經濟、改善民生的時代需要的。

  劉邦的西漢初期直到他的重孫子漢武帝劉徹登基之前,七十來年的時間,黃老思想一直是劉漢帝國的主流政治思想。

  不過,到了文景爺倆兒的後期,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由於帝國朝廷太閒適,太謙遜,太客氣,它的權威和控制力受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挑戰。內有諸侯國勢力膨脹,有時候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外有匈奴對邊境的肆意騷擾,有時候簡直就是故意要欺負一把大漢一哥。——大漢的天子,也不是不能欺負的!

  很明顯,帝國到了這個份上,如果朝廷還是搞無為而治,不僅很難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麻煩,欺負朝廷必將成為一種時尚。

  於是,當景帝的太子劉徹即位以後,他審時度勢,決定實行治國思想的根本轉變,也就是跳出黃老之道,推行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一般認為,打這兒開始,儒學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這是很不準確的。

  這種說法僅僅看到了劉徹以後歷代一哥尊儒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從劉徹他們尊儒現象背後深刻的真相;更要命的是,這種說法還掩蓋甚至於抹殺了儒學之外其他思想文化學派的重要作用,危害不可低估。

  劉徹也是個文化人,理論功底十分紮實,學術見解也不輸於有關專家。他深刻而敏銳地認識到,從南面之術和治國之道來看,儒家思想太柔弱,經不起折騰,單靠道德教育和禮樂教化,是根本無法進行權力角逐和利益格局調整的;法家思想太生猛,動不動就要殺要砍,樹敵太多,而且對權術的直白闡釋讓人很不好意思;而道家和黃老之術就更不靠譜了,治國本來就是一種高調入世,稱帝本來就是掌控天下,要是玩清靜無為就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等著人家欺負。

  相比較而言,法家思想還是最實用的。

  更有意思的是,劉徹看來,秦始皇嬴政當年一統天下是法家思想對儒家,乃至對於百家思想的勝利,秦皇二世而亡並不是法家思想的慘敗,而是嬴政和他的同事們沒有把法家思想落實好,操作好,其教訓一是他們機械地生硬地套用法家學術主張,沒能夠結合實際,靈活運用;二是沒有對法家思想進行必要的更新改造和創意包裝,結果傷害了太多的人,激化了社會矛盾。

  所以,法家思想是最好的帝王之術,就看你怎麼用了!

  從本質上說,劉徹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對儒家思想的政治利用和對法家思想的包裝創新,他以前者為皮兒,後者為餡兒,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包成了我們今天熟知的中國餃子。

  這樣的一鍋餃子煮了很多很多年,每每有一哥登基,他很快就會端幾盤子過來。

  所以,始終堅持法家的原則和策略,運用法家思想治國理政,而為了掩蓋法家的嚴刑峻法和殺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論來宣傳發動,教化社會,這是西漢武帝劉徹以後歷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業務。

  這種現象在複雜的政治運作和繚亂的表面功夫的背後,是堅定的集權目的和殘酷的權力博弈,稱之為“內法外儒”或者“陰法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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