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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台首長為尚書令，副職是尚書僕射，下設尚書丞、尚書郎、尚書令史多人，還設有六曹尚書分管和處理不同方面的工作。
劉秀是最會用人，或稱最會玩人的，他一直覺得，把人搞定就能搞定一切。
為了彰顯尚書台這個新單位的權威，他特別下詔，在朝廷開會時，總攬政務的尚書令、負責監察的御史中丞和負責京畿安全的司隸校尉可以專席獨坐，史稱“三獨坐”。
但是，這個尚書台雖然無所不統，出納王命，權勢熏天，職級卻很低，不過一千石，相當於副廳級。為了自身的生存和運轉，要時刻看一哥的眼神行事，唯一哥的命令是從。
別管怎樣，尚書台以一哥近侍的身份主持天下政務，以一哥喉舌的身份調度文武百官，是一哥總攬權綱的趁手工具。
在高層的權力角逐中，無論你是幹什麼的，出身何處，只有掌握了尚書台，你才算真正的掌握了權力；假如你對尚書台沒有發言權，你怎麼說也不能算是有權的人。
即使三公、大將軍、貴戚之類的炙手可熱的高級幹部，也必須獲得兼任、代理或者主持尚書台工作的機會，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權臣，成為帝國真正的牛人。
劉秀的雄主治國之道——目的至上，儒法兼濟
劉秀雄主之道的核心是其治國思想，史家長期以來一致的看法是秦漢以來，特別是漢武帝以來一哥治國思想的延續，即“內法外儒”。
我們堅定地認為，劉秀同志的治國思想是非常豐富生動的，簡要歸納一下就是八個字：目的至上，儒法兼濟。
這跟上面“內法外儒”的說法區別還是蠻大的。
秦漢時期我國的主流政治文化，是主流思想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把先秦以來直到劉秀之前的思想文化史簡單梳理一下，大致可以這麼劃幾個階段，即：
一是殷商時期的幼稚時代，並不是人們沒有思想，人們的想像力很豐富，但大多帶有圖騰意識和宗教色彩，零散，不系統，也沒有在全社會形成主流的東西。
二是春秋時期的先哲時代，社會動盪，禮樂崩壞，少數高人的思想得到廣泛的追捧，如老子開啟的玄妙之道，孔子倡導的仁愛至上和聖王之治，墨子要求兼愛天下等等，影響極其廣泛深遠。
三是春秋末年和戰國初期的百家爭鳴時代，列國爭雄，牛人爭霸，誰也顧不得鉗制人們的頭腦，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各種觀點相互爭辯、各種風格紛紛湧現的局面，產生了儒、道、墨、法、農、陰陽、縱橫、雜家等等多個學術派別，有獨到觀點、有一技之長的人到處受尊重，思想文化呈現空前的繁榮。
四是西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時代，漢武帝劉徹接受當時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千百年歷史浪濤的沖刷和磨洗下，上述各種思想文化經過互相借鑑、吸收、融合和革新，有的逐漸走進了故紙堆，走進了書閣，有的被發揚光大成為社會主流文化，有的更是被一哥和權力追逐者奉為真理和經典，成為主流政治文化。
總的來看，其中對主流政治文化影響最大的，就是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了。
儒家講究入世，主張仁義、道德和中庸，在政治上主張實行仁政德政和禮樂教化；道家講究出世，主張師法自然，在政治上主張清靜無為，不崇拜前賢和權威，認為當權者不要胡來，最好是少幹活，不擾民，不與民爭利；法家就非常生猛了，心直口快，旗幟鮮明，認為人性本來就是向惡的，不少人本來就是欠扁的，在政治上主張實行法治，通過嚴刑峻法實現社會公平和秩序安定，主張有條件就打仗，以戰求強。
法家對國人的影響深入骨髓和靈魂，綿亘至今，絲毫不亞於儒家、道家和佛家。有意思的是，人們誰都樂於接受它的教化和洗禮，但誰都不願意承認跟它有關係，甚至情願說它已經不在了！
這是一種僅在中國出現的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
實際上存在而人們又不願啟齒的東西，裡面一定有非常微妙的原因。
法家的學術作風是極其坦蕩的，它公開宣稱自己的世界觀就是“人性本惡”，方法論就是嚴刑峻法。
它毫不避諱自己研究和傳播的就是帝王之道和治國之術，而且給出了具體的菜單：法，術，勢。
所謂“法”，就是國家要健全法制，以法治國，在調節各種社會關係時，以嚴刑峻法為主要手段，寧可重責百人，不可枉過一個，可重責可輕責的堅決重責，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剮可不剮的堅決剮，使人們對國家、對法律、對權力保持畏懼。
所謂“術”，就是帝王在駕馭幹部，國家在統御百姓時，要善用策略，講究方法，會耍手段。因為玩權、治國都是大事，為了確保大權不旁落，國家不出事，一定要敢於和善於耍手段，玩貓膩。
所謂“勢”，就是帝王要建立和始終保持自己的威勢，不能跟底下的幹部群眾靠得太近，不苟言笑也好，手舞足蹈也好，要拿起自己的架子，讓人感到威氣逼人，勢不可犯。
它認為，帝王和有志於追逐權力的人如果把握了這三者的真諦，並且很好地應用於實踐，就能夠心想事成。
劉秀是最會用人，或稱最會玩人的，他一直覺得，把人搞定就能搞定一切。
為了彰顯尚書台這個新單位的權威，他特別下詔，在朝廷開會時，總攬政務的尚書令、負責監察的御史中丞和負責京畿安全的司隸校尉可以專席獨坐，史稱“三獨坐”。
但是，這個尚書台雖然無所不統，出納王命，權勢熏天，職級卻很低，不過一千石，相當於副廳級。為了自身的生存和運轉，要時刻看一哥的眼神行事，唯一哥的命令是從。
別管怎樣，尚書台以一哥近侍的身份主持天下政務，以一哥喉舌的身份調度文武百官，是一哥總攬權綱的趁手工具。
在高層的權力角逐中，無論你是幹什麼的，出身何處，只有掌握了尚書台，你才算真正的掌握了權力；假如你對尚書台沒有發言權，你怎麼說也不能算是有權的人。
即使三公、大將軍、貴戚之類的炙手可熱的高級幹部，也必須獲得兼任、代理或者主持尚書台工作的機會，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權臣，成為帝國真正的牛人。
劉秀的雄主治國之道——目的至上，儒法兼濟
劉秀雄主之道的核心是其治國思想，史家長期以來一致的看法是秦漢以來，特別是漢武帝以來一哥治國思想的延續，即“內法外儒”。
我們堅定地認為，劉秀同志的治國思想是非常豐富生動的，簡要歸納一下就是八個字：目的至上，儒法兼濟。
這跟上面“內法外儒”的說法區別還是蠻大的。
秦漢時期我國的主流政治文化，是主流思想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把先秦以來直到劉秀之前的思想文化史簡單梳理一下，大致可以這麼劃幾個階段，即：
一是殷商時期的幼稚時代，並不是人們沒有思想，人們的想像力很豐富，但大多帶有圖騰意識和宗教色彩，零散，不系統，也沒有在全社會形成主流的東西。
二是春秋時期的先哲時代，社會動盪，禮樂崩壞，少數高人的思想得到廣泛的追捧，如老子開啟的玄妙之道，孔子倡導的仁愛至上和聖王之治，墨子要求兼愛天下等等，影響極其廣泛深遠。
三是春秋末年和戰國初期的百家爭鳴時代，列國爭雄，牛人爭霸，誰也顧不得鉗制人們的頭腦，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各種觀點相互爭辯、各種風格紛紛湧現的局面，產生了儒、道、墨、法、農、陰陽、縱橫、雜家等等多個學術派別，有獨到觀點、有一技之長的人到處受尊重，思想文化呈現空前的繁榮。
四是西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時代，漢武帝劉徹接受當時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千百年歷史浪濤的沖刷和磨洗下，上述各種思想文化經過互相借鑑、吸收、融合和革新，有的逐漸走進了故紙堆，走進了書閣，有的被發揚光大成為社會主流文化，有的更是被一哥和權力追逐者奉為真理和經典，成為主流政治文化。
總的來看，其中對主流政治文化影響最大的，就是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了。
儒家講究入世，主張仁義、道德和中庸，在政治上主張實行仁政德政和禮樂教化；道家講究出世，主張師法自然，在政治上主張清靜無為，不崇拜前賢和權威，認為當權者不要胡來，最好是少幹活，不擾民，不與民爭利；法家就非常生猛了，心直口快，旗幟鮮明，認為人性本來就是向惡的，不少人本來就是欠扁的，在政治上主張實行法治，通過嚴刑峻法實現社會公平和秩序安定，主張有條件就打仗，以戰求強。
法家對國人的影響深入骨髓和靈魂，綿亘至今，絲毫不亞於儒家、道家和佛家。有意思的是，人們誰都樂於接受它的教化和洗禮，但誰都不願意承認跟它有關係，甚至情願說它已經不在了！
這是一種僅在中國出現的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
實際上存在而人們又不願啟齒的東西，裡面一定有非常微妙的原因。
法家的學術作風是極其坦蕩的，它公開宣稱自己的世界觀就是“人性本惡”，方法論就是嚴刑峻法。
它毫不避諱自己研究和傳播的就是帝王之道和治國之術，而且給出了具體的菜單：法，術，勢。
所謂“法”，就是國家要健全法制，以法治國，在調節各種社會關係時，以嚴刑峻法為主要手段，寧可重責百人，不可枉過一個，可重責可輕責的堅決重責，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剮可不剮的堅決剮，使人們對國家、對法律、對權力保持畏懼。
所謂“術”，就是帝王在駕馭幹部，國家在統御百姓時，要善用策略，講究方法，會耍手段。因為玩權、治國都是大事，為了確保大權不旁落，國家不出事，一定要敢於和善於耍手段，玩貓膩。
所謂“勢”，就是帝王要建立和始終保持自己的威勢，不能跟底下的幹部群眾靠得太近，不苟言笑也好，手舞足蹈也好，要拿起自己的架子，讓人感到威氣逼人，勢不可犯。
它認為，帝王和有志於追逐權力的人如果把握了這三者的真諦，並且很好地應用於實踐，就能夠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