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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確實是一個很煩人的問題：
帝國一哥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塔尖，擁有終極權力，卻不能把所有的活兒幹完，他不得不授權同僚來干；既要授權給人家以便人家幹活兒，又不想人家弄權，多少讓人左右為難；三公的權力距離皇權最近，要想用起來不碰撞皇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兒。
秦代就不說了，始皇帝一死，二世很快玩完，他根本沒想到，也來不及在這方面搞什麼東西。
西漢自劉邦以後，歷代一哥都高度戒備，並不斷想方設法削弱三公的權力，但收效甚微。
道理很簡單，在這個世界上，最洶湧澎湃的東西有兩樣：一是洪水；二是人的欲望，特別是權力欲。那些年頭，能夠位居三公的都是能夠跟一哥討論問題的主兒，怎肯主動放棄手中的權力。
到了西漢武帝劉徹時期，他痛下決心，加大力度削減三公的權力。
劉徹是一位非常強勢的人，年紀輕輕就當了一哥，不能允許朝廷里有幾個位高權重的大臣整天分享自己的權力。
經過一番謀劃，他就想了一個主意：在自己的身邊設立中朝尚書，名義上看是自己的新的秘書班子，其實他有意識地把老哥幾個手裡的行政、軍事、監察權力漸漸往這個秘書班子手裡轉移。
劉徹很有政治智慧，他怕將來這個秘書班子再像三公那樣擅權，就把他們的行政級別定的很低。
這一招是非常厲害的，基本上有效地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一哥的幾個人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問題，在帝國最高層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架構：以一哥為絕對核心，幾名級別較低的中朝尚書在一哥身邊參與決策，抓好落實，而位高不再權重的幾位三公成為一哥的高級參議，不再擅權斷事，按照一哥直接或者通過中朝尚書轉達的旨意行使參謀職責。
這樣，在朝廷，掌實權的中朝尚書行政級別很低，而級別最高的三公沒有實權。這看起來有點彆扭，實際上很管用：大家都要老老實實地對一哥負責。
不過，這種看起來彆扭的政治生態如果維持下去，必需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當朝一哥一定要非常強勢！
果然，劉徹掛了以後，這種局面難以為繼，在朝廷核心層，獨享和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博弈在新形勢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西漢昭帝時期，著名的霍光以大將軍的身份兼任大司馬、中朝尚書，同時他還是貴戚。這樣，老霍集帝國所有權力貴重元素於一身，實際上成為比一哥權力還要大的人。
他的職務級別除皇帝外最高，以貴戚身份肩負帝國最高軍事首長職銜，手握軍權，還參與帝國機要，負責抓好落實。
大概幾十年的時間裡，朝廷全部大權在他的手裡，所有大事都是他說了算。
所以，劉秀認為，在獨享和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博弈中，單靠一哥個人的努力，不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是非常不靠譜的。
在著手朝廷機構改革時，他繼承而且發揚了先人劉徹的思路，看得准，下手狠，通過一系列措施，重建了帝國朝廷的政治生態，把最高權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從法理和體制上把這種帝國最高權力架構和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態給固定了下來。
史家稱他的這種舉措為“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這就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了。
秦漢時期，人們一般稱組成帝國核心領導層的哥們兒為“三公九卿”，其中，“三公”是相對穩定的，只是名稱有所變化，即：主持朝廷常務工作的宰相、丞相，主持軍務的太尉、大司馬、司馬，主持監察的御史大夫。而“九卿”則從來沒有法定的九個職位，而是在三公之下設立的九個左右，一般多於九個的高級職位，這些位子上的哥們兒分別掌管皇室和帝國的各項事務，負責組成朝廷的各個工作部門。
按照這個三公為首、諸卿分治的權力運行機制，皇帝雖然是一哥，但顯然也受到不小的制約，再加上朝廷的一些專職諫官和其他幹部的鼓譟，一哥的權威就會處於某種程度的包圍之中。
這當然是讓人很不爽的，前朝的權力鬥爭多是根源於此。
劉秀沿著劉徹開啟的“削弱三公，加強中朝”的方向，首先就是大力建設強勢的尚書台。
尚書本來是諸卿之一少府的屬官，在主管皇室事務的少府之下，設有尚書及其副手尚書僕射、辦事人員若干，完全聽命於少府。
從西漢武帝劉徹開始，為了制衡三公，一哥有意識地賦予尚書比較多的權力，尚書的地位越來越高，管的事越來越多。
到了西漢末年，尚書甚至可以根據皇帝的授權拆閱奏章，批轉文件，傳達皇帝的諭旨，儼然皇帝的特別助理和私人秘書。
劉秀看來，這些仍然遠遠不夠，他乾脆在此基礎上建立尚書台，作為自己的近侍，名義上仍然隸屬於少府，但他要求帝國所有工作，包括軍事，都要向尚書台報告。
這個尚書台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答案是無窮大：啥事兒都管，是帝國權力中樞。
比如，帝國日常事務，幹部任免，人事獎懲，地方考評，經濟稅賦，民事民生，軍事防務，治安訴訟，邊疆穩定，公共工程，如此等等，凡是帝國大事，一律由該台決策、交辦、檢查，平時朝野有什麼工作一律向該台報告。
帝國一哥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塔尖，擁有終極權力，卻不能把所有的活兒幹完，他不得不授權同僚來干；既要授權給人家以便人家幹活兒，又不想人家弄權，多少讓人左右為難；三公的權力距離皇權最近，要想用起來不碰撞皇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兒。
秦代就不說了，始皇帝一死，二世很快玩完，他根本沒想到，也來不及在這方面搞什麼東西。
西漢自劉邦以後，歷代一哥都高度戒備，並不斷想方設法削弱三公的權力，但收效甚微。
道理很簡單，在這個世界上，最洶湧澎湃的東西有兩樣：一是洪水；二是人的欲望，特別是權力欲。那些年頭，能夠位居三公的都是能夠跟一哥討論問題的主兒，怎肯主動放棄手中的權力。
到了西漢武帝劉徹時期，他痛下決心，加大力度削減三公的權力。
劉徹是一位非常強勢的人，年紀輕輕就當了一哥，不能允許朝廷里有幾個位高權重的大臣整天分享自己的權力。
經過一番謀劃，他就想了一個主意：在自己的身邊設立中朝尚書，名義上看是自己的新的秘書班子，其實他有意識地把老哥幾個手裡的行政、軍事、監察權力漸漸往這個秘書班子手裡轉移。
劉徹很有政治智慧，他怕將來這個秘書班子再像三公那樣擅權，就把他們的行政級別定的很低。
這一招是非常厲害的，基本上有效地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一哥的幾個人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問題，在帝國最高層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架構：以一哥為絕對核心，幾名級別較低的中朝尚書在一哥身邊參與決策，抓好落實，而位高不再權重的幾位三公成為一哥的高級參議，不再擅權斷事，按照一哥直接或者通過中朝尚書轉達的旨意行使參謀職責。
這樣，在朝廷，掌實權的中朝尚書行政級別很低，而級別最高的三公沒有實權。這看起來有點彆扭，實際上很管用：大家都要老老實實地對一哥負責。
不過，這種看起來彆扭的政治生態如果維持下去，必需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當朝一哥一定要非常強勢！
果然，劉徹掛了以後，這種局面難以為繼，在朝廷核心層，獨享和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博弈在新形勢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西漢昭帝時期，著名的霍光以大將軍的身份兼任大司馬、中朝尚書，同時他還是貴戚。這樣，老霍集帝國所有權力貴重元素於一身，實際上成為比一哥權力還要大的人。
他的職務級別除皇帝外最高，以貴戚身份肩負帝國最高軍事首長職銜，手握軍權，還參與帝國機要，負責抓好落實。
大概幾十年的時間裡，朝廷全部大權在他的手裡，所有大事都是他說了算。
所以，劉秀認為，在獨享和分享帝國最高權力的博弈中，單靠一哥個人的努力，不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是非常不靠譜的。
在著手朝廷機構改革時，他繼承而且發揚了先人劉徹的思路，看得准，下手狠，通過一系列措施，重建了帝國朝廷的政治生態，把最高權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從法理和體制上把這種帝國最高權力架構和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態給固定了下來。
史家稱他的這種舉措為“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這就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了。
秦漢時期，人們一般稱組成帝國核心領導層的哥們兒為“三公九卿”，其中，“三公”是相對穩定的，只是名稱有所變化，即：主持朝廷常務工作的宰相、丞相，主持軍務的太尉、大司馬、司馬，主持監察的御史大夫。而“九卿”則從來沒有法定的九個職位，而是在三公之下設立的九個左右，一般多於九個的高級職位，這些位子上的哥們兒分別掌管皇室和帝國的各項事務，負責組成朝廷的各個工作部門。
按照這個三公為首、諸卿分治的權力運行機制，皇帝雖然是一哥，但顯然也受到不小的制約，再加上朝廷的一些專職諫官和其他幹部的鼓譟，一哥的權威就會處於某種程度的包圍之中。
這當然是讓人很不爽的，前朝的權力鬥爭多是根源於此。
劉秀沿著劉徹開啟的“削弱三公，加強中朝”的方向，首先就是大力建設強勢的尚書台。
尚書本來是諸卿之一少府的屬官，在主管皇室事務的少府之下，設有尚書及其副手尚書僕射、辦事人員若干，完全聽命於少府。
從西漢武帝劉徹開始，為了制衡三公，一哥有意識地賦予尚書比較多的權力，尚書的地位越來越高，管的事越來越多。
到了西漢末年，尚書甚至可以根據皇帝的授權拆閱奏章，批轉文件，傳達皇帝的諭旨，儼然皇帝的特別助理和私人秘書。
劉秀看來，這些仍然遠遠不夠，他乾脆在此基礎上建立尚書台，作為自己的近侍，名義上仍然隸屬於少府，但他要求帝國所有工作，包括軍事，都要向尚書台報告。
這個尚書台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答案是無窮大：啥事兒都管，是帝國權力中樞。
比如，帝國日常事務，幹部任免，人事獎懲，地方考評，經濟稅賦，民事民生，軍事防務，治安訴訟，邊疆穩定，公共工程，如此等等，凡是帝國大事，一律由該台決策、交辦、檢查，平時朝野有什麼工作一律向該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