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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落得消停，自欺欺人，從容淡定，繼續放心地弄權撈錢玩女人。
當他知道各地都發生了農民起義的時候，他已是人人喊打、滿眼都是對他要殺要剮的人了。
劉秀看準了地方行政機構的弊端，一旦天下基本坐穩即著手改革。
對劉秀來說，地方上的行政機構改革好辦，只要看準了，下手狠點也沒關係。
在這兒，劉秀看準了，並且把握住了地方行政機構改革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那就是：一個中心，即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兩個基本點，即理順關係，保證政令暢通；精兵簡政，提高行政效率。
這些都是敏感問題。
先看看這“一個中心”。
雖然所有的帝國一哥都希望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但是他個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覺也根本管不了那麼多，而且，中央與地方必須保持合理的權責劃分，帝國才能正常運行，不出問題。
如果中央統得過死，地方上過於疲弱，一旦帝國有個風吹草動，地方上很難有所作為，所有的矛盾直接對著中央，是很麻煩的。
如果中央放得太開，地方上就會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形成割據自重的局面，尾大不掉，同樣是很麻煩的。
秦至西漢以來，帝國一哥都是力推中央集權的：在朝廷不斷強化以一哥為中心的皇權至高無上，在朝廷跟地方的關係上不斷強化中央集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極少有哪位一哥能夠把中央跟地方的關係處理得很得當很順暢。
分寸不好把握啊！
秦始皇威加海內，號令一統，把地方的權力最大程度地集於朝廷，把朝廷的權力最大程度地集於自己，結果搞得內重外輕，地方上權力越來越小，自己也累得要命。
各地農民起義爆發時，地方郡縣紛紛望風披靡，他苦心經營的朝廷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了起義軍的刀槍棍棒之下，步步滑向覆亡。
有鑑於此，劉邦建國時推行地方上的郡國並行，適當擴大地方王侯和郡縣首長的權力，讓他們平時管理地方，戰時拱衛朝廷。
但是，劉邦有點矯枉過正，加之地方王侯和郡縣首長權欲急劇膨脹，很快形成了朝廷內輕外重、弱干強支的局面。
這也是十分危險的！
劉邦還健在時，王侯反叛和地方擁兵自重的現象就沒有絕跡過。
劉邦的兒孫、西漢的一哥們痛感人心不古，不斷加強中央的權威，打壓地方勢力。
經過劉邦之後三代一哥的不懈努力，到了武帝時候，終於解決了地方割據威脅中央權威的問題。
漢武帝時期，是有史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得最好的時期，帝國因而達到空前的強盛。
但是，好景不長，武帝之後，劉家的一哥們沒有處理好這種要命的關係，帝國漸漸出現內輕外重、地方叫板中央的狀況。
到了王莽竊國的時候，朝廷的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幹部素質和人文面貌，基本上全爛掉了！
對於這些，劉秀感同身受，也做了認真的研究，他在拿捏地方行政體制時，從平衡央地關係的大局出發，在兩個基本著力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方面整肅吏治，健全法制，理順行政關係；一方面精兵簡政，大力裁撤機構和冗員，提高工作效率。
劉秀考慮到既要打仗扁人，又要建設發展，對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革，最好是只吸脂割肉而不傷筋動骨。
所以，他在郡國的層面上，動作是比較小的，只是在一些地方的管轄範圍上做了一點小的調整，搞了一通下來，全國分為13州部、71郡、27諸侯國和京師7個郡級單位，也就是合計105個郡國，比西漢末年的103個郡國還多出2個。
對幹部來說，劉秀對他們的職級、職責和待遇維持不變，只是對個別崗位做了撤併調整。
在縣級層面就不一樣了，他的動作非常大。
公元30年6月，劉秀宣布，在全國撤除400多個縣級政府，裁減全國所有縣級機關幹部的90％。
再來看看中央吧，這是劉秀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所在。
中央的政治架構、人事布局，或者說朝廷的政治生態，歷來是一哥最關注的問題，也向來最讓一哥操心，當然，有關問題解決起來也最傷神。
大體上說，秦及西漢，帝國中央實行的是皇帝和“三公”決策制度，也就是說，以皇帝為中心，加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構成帝國最核心的決策領導班子。
其中，皇帝當然是主要負責人，丞相協助皇帝處理帝國所有的日常事務，相當於常務副皇帝；太尉掌管軍事；御史大夫監察百官，相當於副丞相、朝廷秘書長。
這三個崗位的設立是帝國最高權力博弈的產物，雖然在不同的一哥那兒，這哥幾個具體的職權有很大的變化和不同，但每人的權力確實是極大的。
要命的是，擔任這幾個職位的人，往往要麼功勳卓著，要麼能力超群，要麼就是皇帝嫡親，他們一旦上任，就是“權至實歸”，連皇帝也不敢小瞧。
這樣，在具體的工作中，他們履行職責時就難免跟皇權碰撞了，無意產生一些誤會，甚至故意搞一點麻煩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稍微有點血性有點抱負的一哥，就把對付這“三公”當做最重要的功課了。
當他知道各地都發生了農民起義的時候，他已是人人喊打、滿眼都是對他要殺要剮的人了。
劉秀看準了地方行政機構的弊端，一旦天下基本坐穩即著手改革。
對劉秀來說，地方上的行政機構改革好辦，只要看準了，下手狠點也沒關係。
在這兒，劉秀看準了，並且把握住了地方行政機構改革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那就是：一個中心，即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兩個基本點，即理順關係，保證政令暢通；精兵簡政，提高行政效率。
這些都是敏感問題。
先看看這“一個中心”。
雖然所有的帝國一哥都希望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但是他個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覺也根本管不了那麼多，而且，中央與地方必須保持合理的權責劃分，帝國才能正常運行，不出問題。
如果中央統得過死，地方上過於疲弱，一旦帝國有個風吹草動，地方上很難有所作為，所有的矛盾直接對著中央，是很麻煩的。
如果中央放得太開，地方上就會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形成割據自重的局面，尾大不掉，同樣是很麻煩的。
秦至西漢以來，帝國一哥都是力推中央集權的：在朝廷不斷強化以一哥為中心的皇權至高無上，在朝廷跟地方的關係上不斷強化中央集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極少有哪位一哥能夠把中央跟地方的關係處理得很得當很順暢。
分寸不好把握啊！
秦始皇威加海內，號令一統，把地方的權力最大程度地集於朝廷，把朝廷的權力最大程度地集於自己，結果搞得內重外輕，地方上權力越來越小，自己也累得要命。
各地農民起義爆發時，地方郡縣紛紛望風披靡，他苦心經營的朝廷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了起義軍的刀槍棍棒之下，步步滑向覆亡。
有鑑於此，劉邦建國時推行地方上的郡國並行，適當擴大地方王侯和郡縣首長的權力，讓他們平時管理地方，戰時拱衛朝廷。
但是，劉邦有點矯枉過正，加之地方王侯和郡縣首長權欲急劇膨脹，很快形成了朝廷內輕外重、弱干強支的局面。
這也是十分危險的！
劉邦還健在時，王侯反叛和地方擁兵自重的現象就沒有絕跡過。
劉邦的兒孫、西漢的一哥們痛感人心不古，不斷加強中央的權威，打壓地方勢力。
經過劉邦之後三代一哥的不懈努力，到了武帝時候，終於解決了地方割據威脅中央權威的問題。
漢武帝時期，是有史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得最好的時期，帝國因而達到空前的強盛。
但是，好景不長，武帝之後，劉家的一哥們沒有處理好這種要命的關係，帝國漸漸出現內輕外重、地方叫板中央的狀況。
到了王莽竊國的時候，朝廷的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幹部素質和人文面貌，基本上全爛掉了！
對於這些，劉秀感同身受，也做了認真的研究，他在拿捏地方行政體制時，從平衡央地關係的大局出發，在兩個基本著力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方面整肅吏治，健全法制，理順行政關係；一方面精兵簡政，大力裁撤機構和冗員，提高工作效率。
劉秀考慮到既要打仗扁人，又要建設發展，對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革，最好是只吸脂割肉而不傷筋動骨。
所以，他在郡國的層面上，動作是比較小的，只是在一些地方的管轄範圍上做了一點小的調整，搞了一通下來，全國分為13州部、71郡、27諸侯國和京師7個郡級單位，也就是合計105個郡國，比西漢末年的103個郡國還多出2個。
對幹部來說，劉秀對他們的職級、職責和待遇維持不變，只是對個別崗位做了撤併調整。
在縣級層面就不一樣了，他的動作非常大。
公元30年6月，劉秀宣布，在全國撤除400多個縣級政府，裁減全國所有縣級機關幹部的90％。
再來看看中央吧，這是劉秀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所在。
中央的政治架構、人事布局，或者說朝廷的政治生態，歷來是一哥最關注的問題，也向來最讓一哥操心，當然，有關問題解決起來也最傷神。
大體上說，秦及西漢，帝國中央實行的是皇帝和“三公”決策制度，也就是說，以皇帝為中心，加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構成帝國最核心的決策領導班子。
其中，皇帝當然是主要負責人，丞相協助皇帝處理帝國所有的日常事務，相當於常務副皇帝；太尉掌管軍事；御史大夫監察百官，相當於副丞相、朝廷秘書長。
這三個崗位的設立是帝國最高權力博弈的產物，雖然在不同的一哥那兒，這哥幾個具體的職權有很大的變化和不同，但每人的權力確實是極大的。
要命的是，擔任這幾個職位的人，往往要麼功勳卓著，要麼能力超群，要麼就是皇帝嫡親，他們一旦上任，就是“權至實歸”，連皇帝也不敢小瞧。
這樣，在具體的工作中，他們履行職責時就難免跟皇權碰撞了，無意產生一些誤會，甚至故意搞一點麻煩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稍微有點血性有點抱負的一哥，就把對付這“三公”當做最重要的功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