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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紮在地方的兩支中央軍，一支由原來幽州、冀州、并州的步兵和騎兵改組而成，總部設在黎陽（今河南濬縣東），主要負責黃河北岸的防務，構建首都洛陽的北部屏障。一支把總部設在雍（今陝西鳳翔），負責守備三輔地區包括西漢皇陵，構建洛陽的西部屏障。
除此之外，重要的邊郡部隊和關隘等重要軍事目標的守軍，也歸朝廷直管。
這樣以來，日益強大的中央部隊這把大刀由劉秀親自掌管，整天磨得雪亮，其他人手裡，就基本上沒誰還有刀了，更談不上可以動刀，即使劉秀身邊幫他看管這刀、擦磨這刀的人要拿刀過來玩玩，也是根本沒有機會的。
這樣，劉秀始終把軍事工作置於政治目標的引導控制之下，他本人通過一系列精彩的武打動作樹立了頂尖高手的絕對威信，無數將士甘心為之驅使，其他人手裡的刀劍也基本上被沒收了，帝國的軍權被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
第四十二章 劉秀皇帝道
始終堅持法家的原則和策略，運用法家思想治國理政，而為了掩蓋法家的嚴刑峻法和殺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論來宣傳發動，教化社會，這是西漢武帝劉徹以後歷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業務。
這種現象在複雜的政治運作和繚亂的表面功夫的背後，是堅定的集權目的和殘酷的權力博弈，稱之為“內法外儒”或者“陰法陽儒”。
從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國，西漢初期的清靜無為，到劉徹開啟的“內法外儒”，大體上就是劉秀面臨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遺產。
這種“內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滄桑，至今仍然傳承有序，生機勃勃。
劉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徵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濟”，若進一步探究大致有三個路子，或者可以從三個方面切入：經學治國，文以化人；柔道為政，慈嚴相濟；君王氣度，馭國有術。
這其實也就是劉秀雄主之道的一個特徵，三個要點。
一切形成制度才能消除隱患
改革政治體制這個問題太專業，也太沉重，但是，劉秀在這方面下的工夫很多。
他通過一系列技術含量很高的組合動作，極大地改革了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和面貌，從法理上，也從根本上把帝國政治的主導權牢牢抓在手裡。
登基前後，由於太忙，力量也有限，劉秀每打下來一個地方，他就乾脆宣布恢復西漢的行政體制，凡是表示效忠的地方官員一律留用，只是在原地方官員被殺或者逃跑或者不願跟自己乾的時候，他才委派自己的徒弟、粉絲前去任職。
在搭建中央工作架構的時候，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也是老瓶裝新酒：按照西漢時期的中央政權架構建立朝廷，委派自己的徒弟、粉絲充任高級幹部。
比如，首任三個核心職位的是：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
有意思的是，為了便於打仗，包括鄧、王、吳哥仨兒在內的這些同志，基本上同時還肩負各種名目的大將軍、將軍職責，所以，劉秀最初建立的朝廷領導班子簡直就是個戰時內閣。
對於從秦和西漢繼承下來的地方和中央的這種體制，劉秀是從內心不滿意的。
這種地方政治體制，有這麼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地方行政機構郡國並行，以郡縣制為主。
這固然可以基本上維護中央集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割據。因為郡國首長雖然是朝廷任命冊封的，可他們權力太大，又掌握著龐大的公共資源，加之交通通訊條件匱乏，要想搞什麼貓膩，朝廷還真的不容易發現。
二是地方行政機構是行政、司法、軍事和財政的高度統一，行政首長集轄區內所有公共權力於一身。
這有點像帝國的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哥手裡一樣，是最典型高度集權。地方行政首長就是轄區內絕對的權力中心，儼然一個比帝國一哥小了一號的“皇帝”。
這樣，往好的方面說，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就看這位小一哥了，他的思想、品格、素質、能力、作風，基本上決定了這個地方的禍福；如果往壞的方面說，一旦這位小一哥翅膀硬了想跟朝廷翻臉，這個地方立馬就成為割據自立的政治軍事實體。
三是地方行政機構的運行主要靠國家較為稀少的法律和朝廷陸續發布的詔書、敇令等，中央對地方的監管約束存在巨大的隱患。
朝廷對地方的指揮和約束是單向的，也就是說，朝廷通過上述渠道調控地方，地方主要通過一年一度的向上匯報工作。
但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政治環境下，在自給自足而硬體匱乏的經濟環境下，朝廷獲得的地方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單一的、陳舊的，而地方首長往往報喜不報憂，拒絕報告，乃至於大力打壓對自己不利的信息。
這樣，朝廷不光很難及時得到來自郡縣的真實信息，郡縣想忽悠朝廷也不是沒有機會。
比如，當年秦二世當政不久，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爆發了，可他還被人蒙在鼓裡，毫不知情。待他了解了真相，農民起義軍的棍棒已經打到京城了。
王莽時期，他非常討厭說真話、干實事的幹部，當綠林、赤眉、銅馬、五校等農民起義軍攪起遍地狼煙的時候，地方首長都故意對他隱瞞真相，只向他報告官軍節節勝利的假消息。
除此之外，重要的邊郡部隊和關隘等重要軍事目標的守軍，也歸朝廷直管。
這樣以來，日益強大的中央部隊這把大刀由劉秀親自掌管，整天磨得雪亮，其他人手裡，就基本上沒誰還有刀了，更談不上可以動刀，即使劉秀身邊幫他看管這刀、擦磨這刀的人要拿刀過來玩玩，也是根本沒有機會的。
這樣，劉秀始終把軍事工作置於政治目標的引導控制之下，他本人通過一系列精彩的武打動作樹立了頂尖高手的絕對威信，無數將士甘心為之驅使，其他人手裡的刀劍也基本上被沒收了，帝國的軍權被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
第四十二章 劉秀皇帝道
始終堅持法家的原則和策略，運用法家思想治國理政，而為了掩蓋法家的嚴刑峻法和殺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論來宣傳發動，教化社會，這是西漢武帝劉徹以後歷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業務。
這種現象在複雜的政治運作和繚亂的表面功夫的背後，是堅定的集權目的和殘酷的權力博弈，稱之為“內法外儒”或者“陰法陽儒”。
從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國，西漢初期的清靜無為，到劉徹開啟的“內法外儒”，大體上就是劉秀面臨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遺產。
這種“內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滄桑，至今仍然傳承有序，生機勃勃。
劉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徵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濟”，若進一步探究大致有三個路子，或者可以從三個方面切入：經學治國，文以化人；柔道為政，慈嚴相濟；君王氣度，馭國有術。
這其實也就是劉秀雄主之道的一個特徵，三個要點。
一切形成制度才能消除隱患
改革政治體制這個問題太專業，也太沉重，但是，劉秀在這方面下的工夫很多。
他通過一系列技術含量很高的組合動作，極大地改革了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和面貌，從法理上，也從根本上把帝國政治的主導權牢牢抓在手裡。
登基前後，由於太忙，力量也有限，劉秀每打下來一個地方，他就乾脆宣布恢復西漢的行政體制，凡是表示效忠的地方官員一律留用，只是在原地方官員被殺或者逃跑或者不願跟自己乾的時候，他才委派自己的徒弟、粉絲前去任職。
在搭建中央工作架構的時候，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也是老瓶裝新酒：按照西漢時期的中央政權架構建立朝廷，委派自己的徒弟、粉絲充任高級幹部。
比如，首任三個核心職位的是：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
有意思的是，為了便於打仗，包括鄧、王、吳哥仨兒在內的這些同志，基本上同時還肩負各種名目的大將軍、將軍職責，所以，劉秀最初建立的朝廷領導班子簡直就是個戰時內閣。
對於從秦和西漢繼承下來的地方和中央的這種體制，劉秀是從內心不滿意的。
這種地方政治體制，有這麼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地方行政機構郡國並行，以郡縣制為主。
這固然可以基本上維護中央集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割據。因為郡國首長雖然是朝廷任命冊封的，可他們權力太大，又掌握著龐大的公共資源，加之交通通訊條件匱乏，要想搞什麼貓膩，朝廷還真的不容易發現。
二是地方行政機構是行政、司法、軍事和財政的高度統一，行政首長集轄區內所有公共權力於一身。
這有點像帝國的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哥手裡一樣，是最典型高度集權。地方行政首長就是轄區內絕對的權力中心，儼然一個比帝國一哥小了一號的“皇帝”。
這樣，往好的方面說，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就看這位小一哥了，他的思想、品格、素質、能力、作風，基本上決定了這個地方的禍福；如果往壞的方面說，一旦這位小一哥翅膀硬了想跟朝廷翻臉，這個地方立馬就成為割據自立的政治軍事實體。
三是地方行政機構的運行主要靠國家較為稀少的法律和朝廷陸續發布的詔書、敇令等，中央對地方的監管約束存在巨大的隱患。
朝廷對地方的指揮和約束是單向的，也就是說，朝廷通過上述渠道調控地方，地方主要通過一年一度的向上匯報工作。
但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政治環境下，在自給自足而硬體匱乏的經濟環境下，朝廷獲得的地方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單一的、陳舊的，而地方首長往往報喜不報憂，拒絕報告，乃至於大力打壓對自己不利的信息。
這樣，朝廷不光很難及時得到來自郡縣的真實信息，郡縣想忽悠朝廷也不是沒有機會。
比如，當年秦二世當政不久，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爆發了，可他還被人蒙在鼓裡，毫不知情。待他了解了真相，農民起義軍的棍棒已經打到京城了。
王莽時期，他非常討厭說真話、干實事的幹部，當綠林、赤眉、銅馬、五校等農民起義軍攪起遍地狼煙的時候，地方首長都故意對他隱瞞真相，只向他報告官軍節節勝利的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