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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視為貢商，把他們運來的商品當成貢品。貢品分正貢（禮品）與附貢（商品）兩種，正貢贈送給中國皇帝，能獲得超值的回贈；附貢說白了就是純粹的商品，附貢就地互市，買回外國稀缺的中國商品。
天朝意識決定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性質，自給型農耕經濟促使朝廷把互通有無的貿易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國“貢使”馬戛然爾尼給英王的“敕諭”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在中國君臣看來，朝貢是藩屬的義務，貿易是天朝的恩賜。
五
可以想像，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沒有崇洋媚外。
吃錯藥才會崇洋媚外，中國人在夷番面前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最早來中國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異醜陋”，廣東人把他們叫作“鬼”——直到今天，廣東人仍把外國男女稱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沒有資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們也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史，有著籠罩在封建神權黑暗下的中世紀；從相當於中國元末的14世紀初起，開始了擺脫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以及轟轟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科學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類的腳步證明了天文學家的地圓說。人類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隨之而來的是方興未艾的遠洋探險和海外貿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國重開海禁；次年欽定四口通商，然而，從乾隆二十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屢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覺，遂導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隻准在廣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國對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畢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貿易額處持續增長的狀態。史學界有關“閉關”和“限關”的爭論迄今仍在延續。
六
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國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國船隻來航，只限長崎接泊外國商船，與西洋通商只限荷蘭一國。有學者把同一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閉關鎖國相提並論，甚至認為比中國更嚴厲。其實，二者有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長崎一口通商，是為對外貿易；而清廷不論幾口通商，是為朝貢貿易。
其次，中國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國人無視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卻以學生的姿態把外國商船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來源。1669年幕府創設“風說制”。凡外國商船來日，風說役官員與通事登船與外國人交談，內容涉及商船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之後，學者把源於中國的材料編寫成“唐船風說書”，把源於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蘭（荷蘭）的材料編寫成“和蘭風說書”。“風說書”供幕府官僚閱讀，並通過各種渠道流入社會。
魏源是中國第一代睜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編撰的《海國圖志》在中國倍受冷落。1851年，中國赴日貿易二號商船帶去三部《海國圖志》，被日本風說役官員如獲至寶買下；此後，陸續有中國商船帶去《海國圖志》，全部被日本收購。原版《海國圖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場出售，日本書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購買閱讀狂潮。魏源《海國圖志》的精髓是“師夷以制夷”，1852年美國戰艦轟開日本封閉的國門，魏源的“師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廣大民眾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後，主動開放，積極維新，從而避免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
可怕的不是幾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閉。鴉片戰爭後，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頑固地抗拒外來文明。
七
中國的自閉心理，與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們是出於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而中國是因為過於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國論，為北宋石介所作：“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
“中國”的英譯是“瓷器”；“中國”的漢語原始義，則是中心國家、中央大國。“夷”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中，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蠻、愚昧、落後、不開化的代名詞。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這種觀念有它的某種合理性，中華核心圈的文明確實優於周邊政權和部族。
明朝末年，歐洲傳教士紛紛深入中國，他們多為飽學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湧現出徐光啟、李贄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學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則對西方文化絕對排斥、惡毒攻擊。士大夫最銳利的批判武器是“華夷之辨”：華夏文化有著與生俱有的優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後愚昧、荒誕不經，必須嚴加排斥，蕩滌殆盡。
康熙帝對西學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僅僅限於個人的愛好；乾隆帝對西洋珍寶奇器愛不釋手，也僅僅是當作玩物欣賞。
天朝意識決定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性質，自給型農耕經濟促使朝廷把互通有無的貿易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國“貢使”馬戛然爾尼給英王的“敕諭”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在中國君臣看來，朝貢是藩屬的義務，貿易是天朝的恩賜。
五
可以想像，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沒有崇洋媚外。
吃錯藥才會崇洋媚外，中國人在夷番面前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最早來中國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異醜陋”，廣東人把他們叫作“鬼”——直到今天，廣東人仍把外國男女稱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沒有資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們也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史，有著籠罩在封建神權黑暗下的中世紀；從相當於中國元末的14世紀初起，開始了擺脫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以及轟轟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科學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類的腳步證明了天文學家的地圓說。人類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隨之而來的是方興未艾的遠洋探險和海外貿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國重開海禁；次年欽定四口通商，然而，從乾隆二十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屢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覺，遂導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隻准在廣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國對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畢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貿易額處持續增長的狀態。史學界有關“閉關”和“限關”的爭論迄今仍在延續。
六
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國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國船隻來航，只限長崎接泊外國商船，與西洋通商只限荷蘭一國。有學者把同一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閉關鎖國相提並論，甚至認為比中國更嚴厲。其實，二者有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長崎一口通商，是為對外貿易；而清廷不論幾口通商，是為朝貢貿易。
其次，中國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國人無視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卻以學生的姿態把外國商船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來源。1669年幕府創設“風說制”。凡外國商船來日，風說役官員與通事登船與外國人交談，內容涉及商船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之後，學者把源於中國的材料編寫成“唐船風說書”，把源於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蘭（荷蘭）的材料編寫成“和蘭風說書”。“風說書”供幕府官僚閱讀，並通過各種渠道流入社會。
魏源是中國第一代睜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編撰的《海國圖志》在中國倍受冷落。1851年，中國赴日貿易二號商船帶去三部《海國圖志》，被日本風說役官員如獲至寶買下；此後，陸續有中國商船帶去《海國圖志》，全部被日本收購。原版《海國圖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場出售，日本書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購買閱讀狂潮。魏源《海國圖志》的精髓是“師夷以制夷”，1852年美國戰艦轟開日本封閉的國門，魏源的“師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廣大民眾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後，主動開放，積極維新，從而避免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
可怕的不是幾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閉。鴉片戰爭後，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頑固地抗拒外來文明。
七
中國的自閉心理，與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們是出於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而中國是因為過於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國論，為北宋石介所作：“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
“中國”的英譯是“瓷器”；“中國”的漢語原始義，則是中心國家、中央大國。“夷”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中，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蠻、愚昧、落後、不開化的代名詞。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這種觀念有它的某種合理性，中華核心圈的文明確實優於周邊政權和部族。
明朝末年，歐洲傳教士紛紛深入中國，他們多為飽學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湧現出徐光啟、李贄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學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則對西方文化絕對排斥、惡毒攻擊。士大夫最銳利的批判武器是“華夷之辨”：華夏文化有著與生俱有的優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後愚昧、荒誕不經，必須嚴加排斥，蕩滌殆盡。
康熙帝對西學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僅僅限於個人的愛好；乾隆帝對西洋珍寶奇器愛不釋手，也僅僅是當作玩物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