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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時，溫濟澤已八十二歲高齡了。他得過腦血栓，腿腳不靈便，但他還繼續被人們推選為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麼?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初版文後補言
李銳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詩交》文中說，他同黨內居高位者接觸頗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隨便交談的，“除黃克誠外，耀邦是第二人”。我與耀邦接觸不多，但第一次接觸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當月上旬，中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到會作了長篇講話。會後由我寫了會議新聞，按慣例逐級送審。6月13日午夜，耀邦讓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點前趕到他家，與他研究這篇新聞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約前往，同去的還有新華社的兩位同仁。
七點整，耀邦與我們準時交談。端正黨風，改革開放，反腐敗，同心同德大搞四個現代化，等等，談了一個來小時。他快人快語，妙趣橫生，常常使我們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時地哈哈大笑。
談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們把他在這種場合說的主要內容也充實到這篇新聞中去。我們覺得這不合適。因為我們寫的是中紀委常委擴大會議消息，如果加進剛才他談的主要內容，參加過會議或看過會議材料的人就會說，當時會議上沒有的這些內容是新華社某人亂加的。這就不符合新聞真實性的要求。於是我們請他考慮：可否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另發一條他剛才的談話?
他沒有立即回答，只來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接受他的提議，使他感到傷了面子?因為不少領導人是很在乎這一點的。
當然，耀邦根本不是這種人。他約莫沉思了一分鐘，停下腳步說：“你們說得很對!乾脆，會議新聞也甭發了。但是，我剛才講的這些意見，也可供中紀委的同志們參考。可我一時來不及去說，請你替我去轉達一下，怎麼樣?”
說著，他向我們伸出了手：“我要去開會了。以後有什麼問題，咱們隨時可以再討論。”然後他登車去中南海，參加在京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個例會。當天下午，我去了中紀委，向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王鶴壽轉達了耀邦的談話。
作為一個記者，在領導人的這個特定範疇里，若撇開這樣豁達明快、平易樸實的人物，還能寫什麼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時，我沒有動筆，只準備有朝一日，比較系統地寫些值得留傳後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離開總書記崗位已一年又十個月，有人約我寫寫耀邦，我也僅僅寫了第一次無拘無束會見的情景，並加了這樣的題記——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寫；
他似乎默默無聞了，
我卻樂於把這沉睡多年的草頁公布於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辭世，我和全國同胞一樣，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黃春秋》月刊的杜導正同志，約我為該刊寫《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我覺得“是時候了”，遂一口應允。這時已有不少積累。但為了寫得充實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連續採訪了八個多月，走訪或電話訪談了對耀邦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知情人、參與人和冤假錯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參與人，有的甚至還兼是受害人。他們是：與耀邦有過深交的項南、李銳；原中紀委的李之璉和社科院的溫濟澤；中央組織部或原來在過中組部的陳文煒、苗楓林、丁財源、張志傑、何載、陸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報》或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胡績偉、秦川、王澤民、於國厚；原在新華社後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報》的莊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彥修；原《中國青年報》的張黎群、陳模、朱志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李碩儒；原中央黨校的楊逢春和孫長江；原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逸三；中國作協的張揚和鄭仲兵；曾三夫人沈義，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兒和侄女；“伊瑪尼黨”案的受害者丁鐵石、丁堅、白琴，等等，另外還有一些不願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約數十人。
這些同志講的，往往都是生動翔實、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劉振聲同志，特幫我借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好幾年的《新華月報》合訂本，使我得以複印了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大量文字資料；新華社圖書館和國內資料室、《半月談》資料室的李晏、賈曉珊、徐偉民、門玉茹、徐進、沈惠英、韓蘭蘭、張衛東等同志，原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康國志和原《內參》編輯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聯合大學人事處王毅同志也協助查找或複印了若干很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反覆研究了總數不下二百萬字的這些材料，越發覺得當年耀邦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支持下，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倒“兩個凡是”、全面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輝煌、也是全國人民最最難以忘懷的歲月。而且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那樣波瀾壯闊的、把全黨全國從崩潰邊緣奮力挽回的歲月，就不可能出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寫寫這種歲月中的尖銳複雜、艱險鬥爭的情情景景，廣及於當代並留傳於後世，無疑是很值得的。當然，預約的兩三萬言是遠遠不能滿足這一要求的。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麼?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初版文後補言
李銳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詩交》文中說，他同黨內居高位者接觸頗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隨便交談的，“除黃克誠外，耀邦是第二人”。我與耀邦接觸不多，但第一次接觸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當月上旬，中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到會作了長篇講話。會後由我寫了會議新聞，按慣例逐級送審。6月13日午夜，耀邦讓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點前趕到他家，與他研究這篇新聞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約前往，同去的還有新華社的兩位同仁。
七點整，耀邦與我們準時交談。端正黨風，改革開放，反腐敗，同心同德大搞四個現代化，等等，談了一個來小時。他快人快語，妙趣橫生，常常使我們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時地哈哈大笑。
談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們把他在這種場合說的主要內容也充實到這篇新聞中去。我們覺得這不合適。因為我們寫的是中紀委常委擴大會議消息，如果加進剛才他談的主要內容，參加過會議或看過會議材料的人就會說，當時會議上沒有的這些內容是新華社某人亂加的。這就不符合新聞真實性的要求。於是我們請他考慮：可否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另發一條他剛才的談話?
他沒有立即回答，只來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接受他的提議，使他感到傷了面子?因為不少領導人是很在乎這一點的。
當然，耀邦根本不是這種人。他約莫沉思了一分鐘，停下腳步說：“你們說得很對!乾脆，會議新聞也甭發了。但是，我剛才講的這些意見，也可供中紀委的同志們參考。可我一時來不及去說，請你替我去轉達一下，怎麼樣?”
說著，他向我們伸出了手：“我要去開會了。以後有什麼問題，咱們隨時可以再討論。”然後他登車去中南海，參加在京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個例會。當天下午，我去了中紀委，向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王鶴壽轉達了耀邦的談話。
作為一個記者，在領導人的這個特定範疇里，若撇開這樣豁達明快、平易樸實的人物，還能寫什麼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時，我沒有動筆，只準備有朝一日，比較系統地寫些值得留傳後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離開總書記崗位已一年又十個月，有人約我寫寫耀邦，我也僅僅寫了第一次無拘無束會見的情景，並加了這樣的題記——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寫；
他似乎默默無聞了，
我卻樂於把這沉睡多年的草頁公布於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辭世，我和全國同胞一樣，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黃春秋》月刊的杜導正同志，約我為該刊寫《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我覺得“是時候了”，遂一口應允。這時已有不少積累。但為了寫得充實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連續採訪了八個多月，走訪或電話訪談了對耀邦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知情人、參與人和冤假錯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參與人，有的甚至還兼是受害人。他們是：與耀邦有過深交的項南、李銳；原中紀委的李之璉和社科院的溫濟澤；中央組織部或原來在過中組部的陳文煒、苗楓林、丁財源、張志傑、何載、陸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報》或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胡績偉、秦川、王澤民、於國厚；原在新華社後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報》的莊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彥修；原《中國青年報》的張黎群、陳模、朱志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李碩儒；原中央黨校的楊逢春和孫長江；原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逸三；中國作協的張揚和鄭仲兵；曾三夫人沈義，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兒和侄女；“伊瑪尼黨”案的受害者丁鐵石、丁堅、白琴，等等，另外還有一些不願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約數十人。
這些同志講的，往往都是生動翔實、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劉振聲同志，特幫我借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好幾年的《新華月報》合訂本，使我得以複印了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大量文字資料；新華社圖書館和國內資料室、《半月談》資料室的李晏、賈曉珊、徐偉民、門玉茹、徐進、沈惠英、韓蘭蘭、張衛東等同志，原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康國志和原《內參》編輯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聯合大學人事處王毅同志也協助查找或複印了若干很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反覆研究了總數不下二百萬字的這些材料，越發覺得當年耀邦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支持下，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倒“兩個凡是”、全面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輝煌、也是全國人民最最難以忘懷的歲月。而且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那樣波瀾壯闊的、把全黨全國從崩潰邊緣奮力挽回的歲月，就不可能出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寫寫這種歲月中的尖銳複雜、艱險鬥爭的情情景景，廣及於當代並留傳於後世，無疑是很值得的。當然，預約的兩三萬言是遠遠不能滿足這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