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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布，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臺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臺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裡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隻“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儘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制、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周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布，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臺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臺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裡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隻“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儘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制、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周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