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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論於1978年11月12日由聯合複查組正副組長蹇先任、陳鴻蘇簽發，李之璉、黎辛、崔毅12月8日簽字同意，中組部、中宣部兩部領導閱批後，當日報送黨中央；黨中央常委會批准立即執行。這真叫快!緊接著，在當月23日結束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李之璉就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中紀委秘書長，調回北京；黎辛與崔毅也隨之從外省調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陳企霞及其“反黨集團”中的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的“右派”問題也相繼平反改正。丁玲個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謂“叛黨”問題，經中央組織部的進一步審查並經黨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協黨組過去所有的誣衊不實之詞，恢復了1940年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副部長李富春為其簽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正確結論，徹底恢復了她的名譽。因她的問題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消除了不良的影響。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2)
溫濟澤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璉更早、更簡單。1978年1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已結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對溫濟澤說，胡喬木打電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裡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裡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布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布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裡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臺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
1980年1月，丁玲、陳企霞及其“反黨集團”中的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的“右派”問題也相繼平反改正。丁玲個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謂“叛黨”問題，經中央組織部的進一步審查並經黨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協黨組過去所有的誣衊不實之詞，恢復了1940年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副部長李富春為其簽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正確結論，徹底恢復了她的名譽。因她的問題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消除了不良的影響。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2)
溫濟澤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璉更早、更簡單。1978年1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已結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對溫濟澤說，胡喬木打電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裡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裡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布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布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裡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臺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