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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濟澤的荊棘路沒有這麼複雜，但也是夠揪心的。當他被補為“右派”時，他也是對黨忠貞不貳，認為黨總是對的。至於廣播事業局黨組說自己“右”，只能先承認下來，以後再慢慢去“認識”吧。如有“罪名”與事實不符、處理過分的地方，日後有機會總能說清楚的——延安“搶救運動”不就是很快甄別了嗎?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想總該這樣想，頭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撲面而來的生活景象，總不是那麼令人舒心暢氣的。首先，家裡的電話被撤掉了，有事想撥個電話、節省時間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就是擺在新華書店書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來扔進準備化做紙漿的廢紙堆里。在北京圖書館陳列架上的也被嚴禁借閱。發表文章的權利自然也被剝奪。就是他出於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與史料，他也感到繼續放在自己家裡不安全，而交給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大姐了。
儘管他一直身軀瘦弱又有肺癆病，還是被發配到渤海之濱的一個農場去勞動。勞動了一年多之後，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因為頭上還戴著“右”帽，他只能搞點資料；1960年10月脫了帽子之後，才開始講些課，並得以在不公開的《廣播業務》上發表點文章。
在廣播學院教書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開始，他再次遭受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都被燒毀，罪名是“四舊”，是“修正主義”；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講授新聞廣播學的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全國即籠罩在恐怖氣氛中。他也在廣播學院接受“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汽車去醫院看病，車到一站門打開，一眼瞅見胡喬木上車，他十分欣喜，連忙點頭致意，並起身讓座。但胡喬木只無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兩個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著扶手搖搖晃晃地站著，偶爾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話都不說。最後胡喬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溫濟澤用注目禮送他，這時才注意到一個跟他上車的人也緊跟著下了車。“噢，原來有‘尾巴’!”
“文革”開始不久，溫濟澤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斗胡喬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沒想到這次車上意外相遇，卻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1972年，溫濟澤聽說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療後回到家裡休養，他急於想去探望。因為自從他被定為“右派”之後，已整整十四年沒見過廖公了。他說去就去，到廖公家裡一看，廖公雖然消瘦一點，但仍然保持著樂觀、熱情、豪爽、幽默。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常常去看他。
從談話中得知，“文革”開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周總理為了保護他，讓他住進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與外界隔絕的那些年，他學會了做飯做菜。看書繪畫之餘也寫詩。他向溫濟澤背誦過一首自己寫的詩，那後幾句是：“自悟殘生日漸促，尚拼餘力渡江潮；夢中忘卻‘靠邊站’，帶向旌旗笑手招。”這表明他在孤寂苦惱中，仍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他說：“烏雲終不會長久遮蔽著天空，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的。”
溫濟澤告訴他，十幾年來，他是一直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應繳的黨費也按月積存著。廖公聽了表示很欣慰，要溫濟澤如實寫個報告，他打算找周總理去說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的問題。
不日，溫濟澤把寫好的報告送給廖公，過了一段時間，廖公對溫濟澤說，總理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不能再給總理增添煩惱了，只能等一等再說。不久總理逝世，他們都萬分悲痛。溫濟澤說：“我們黨，我們國家，斷了一根頂樑柱!”廖承志說：“還有鄧小平，還有很多好同志，我們黨和國家還是有希望的!”
是的，還是有希望的。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1)
粉碎了“四人幫”，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希望，但階級鬥爭還是“千萬不要忘記”，多種多樣的冤假錯案似乎準備蓋棺論定，繼續壓得這些受害者喘不過氣來。
1977年12月22日，遠在新疆的李之璉，從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中，聽到了“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在陳少敏同志追悼會致悼詞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奮。1940年，他與晉察冀軍區的許多同志到了延安準備參加黨的“七大”會議，就與當時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見了面，並由胡耀邦負責接待的。以後到了北京，見面的機會就多了，而且兩個人都同時兼任過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誠大度，給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與實感都告訴他，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黨全國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必會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筆給耀邦寫了這樣一封信——
胡部長：
您好!從同志的來信和今天的廣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組織部主持工作，十分高興!這是黨中央的一項英明措施，從此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有了組織上的保證，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黨的組織部就是黨員和幹部自己的“家”……是保證黨的隊伍強大和純潔的戰鬥組織。無論在地下時期，還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都是如此。她對黨員和幹部既需要嚴肅認真，也需要親切熱情。而這些，都被“四人幫”一夥糟踏和破壞了。現在，由於中組部的改組和加強，這種傳統必將得以恢復和發揚；肅清“四人幫”在幹部路線上的流毒和影響，將從理想變為現實。我相信，廣大的黨員和幹部將為此而歡欣鼓舞，同時也請允許我為此歡呼!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想總該這樣想，頭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撲面而來的生活景象，總不是那麼令人舒心暢氣的。首先，家裡的電話被撤掉了，有事想撥個電話、節省時間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就是擺在新華書店書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來扔進準備化做紙漿的廢紙堆里。在北京圖書館陳列架上的也被嚴禁借閱。發表文章的權利自然也被剝奪。就是他出於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與史料，他也感到繼續放在自己家裡不安全，而交給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大姐了。
儘管他一直身軀瘦弱又有肺癆病，還是被發配到渤海之濱的一個農場去勞動。勞動了一年多之後，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因為頭上還戴著“右”帽，他只能搞點資料；1960年10月脫了帽子之後，才開始講些課，並得以在不公開的《廣播業務》上發表點文章。
在廣播學院教書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開始，他再次遭受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都被燒毀，罪名是“四舊”，是“修正主義”；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講授新聞廣播學的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全國即籠罩在恐怖氣氛中。他也在廣播學院接受“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汽車去醫院看病，車到一站門打開，一眼瞅見胡喬木上車，他十分欣喜，連忙點頭致意，並起身讓座。但胡喬木只無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兩個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著扶手搖搖晃晃地站著，偶爾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話都不說。最後胡喬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溫濟澤用注目禮送他，這時才注意到一個跟他上車的人也緊跟著下了車。“噢，原來有‘尾巴’!”
“文革”開始不久，溫濟澤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斗胡喬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沒想到這次車上意外相遇，卻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1972年，溫濟澤聽說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療後回到家裡休養，他急於想去探望。因為自從他被定為“右派”之後，已整整十四年沒見過廖公了。他說去就去，到廖公家裡一看，廖公雖然消瘦一點，但仍然保持著樂觀、熱情、豪爽、幽默。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常常去看他。
從談話中得知，“文革”開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周總理為了保護他，讓他住進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與外界隔絕的那些年，他學會了做飯做菜。看書繪畫之餘也寫詩。他向溫濟澤背誦過一首自己寫的詩，那後幾句是：“自悟殘生日漸促，尚拼餘力渡江潮；夢中忘卻‘靠邊站’，帶向旌旗笑手招。”這表明他在孤寂苦惱中，仍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他說：“烏雲終不會長久遮蔽著天空，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的。”
溫濟澤告訴他，十幾年來，他是一直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應繳的黨費也按月積存著。廖公聽了表示很欣慰，要溫濟澤如實寫個報告，他打算找周總理去說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的問題。
不日，溫濟澤把寫好的報告送給廖公，過了一段時間，廖公對溫濟澤說，總理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不能再給總理增添煩惱了，只能等一等再說。不久總理逝世，他們都萬分悲痛。溫濟澤說：“我們黨，我們國家，斷了一根頂樑柱!”廖承志說：“還有鄧小平，還有很多好同志，我們黨和國家還是有希望的!”
是的，還是有希望的。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1)
粉碎了“四人幫”，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希望，但階級鬥爭還是“千萬不要忘記”，多種多樣的冤假錯案似乎準備蓋棺論定，繼續壓得這些受害者喘不過氣來。
1977年12月22日，遠在新疆的李之璉，從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中，聽到了“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在陳少敏同志追悼會致悼詞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奮。1940年，他與晉察冀軍區的許多同志到了延安準備參加黨的“七大”會議，就與當時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見了面，並由胡耀邦負責接待的。以後到了北京，見面的機會就多了，而且兩個人都同時兼任過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誠大度，給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與實感都告訴他，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黨全國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必會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筆給耀邦寫了這樣一封信——
胡部長：
您好!從同志的來信和今天的廣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組織部主持工作，十分高興!這是黨中央的一項英明措施，從此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有了組織上的保證，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黨的組織部就是黨員和幹部自己的“家”……是保證黨的隊伍強大和純潔的戰鬥組織。無論在地下時期，還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都是如此。她對黨員和幹部既需要嚴肅認真，也需要親切熱情。而這些，都被“四人幫”一夥糟踏和破壞了。現在，由於中組部的改組和加強，這種傳統必將得以恢復和發揚；肅清“四人幫”在幹部路線上的流毒和影響，將從理想變為現實。我相信，廣大的黨員和幹部將為此而歡欣鼓舞，同時也請允許我為此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