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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眾的諒解、大兒子又經深明事理的兵團駐石河子指揮部政委劉仲明下令辦了參軍手續,但到兵團後,又被個別領導人拒收。李之璉就開始了又一輪的申訴。但是通過兵團黨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組織部轉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訴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團黨委出面,建議中組部對李之璉的問題進行複查,中組部也不受理。

  這年夏天,經過指揮部政委劉仲明的批准,李之璉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沒見面已年過九旬的老父,順便去北京中組部當面申訴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紹,中組部信訪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熱情。李之璉給了這位同志一封申訴材料和給中央領導人的信,這位同志表示研究後再答覆。

  但過了幾天,李之璉再去時,已換了一個生面孔。這位生面孔對李之璉冷冷地說:“領導已研究過了,右派問題過去分工由統戰部管;‘文革’後中央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新的指示,你仍應該去統戰部。”

  李之鏈說:“問題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現在看得更清楚了,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統戰部現在有人負責嗎?”

  “不太了解。你去統戰部問問吧!”

  “為什麼黨員的申訴要交給統戰部去管?如果組織部不給開個介紹信或打個電話,那邊不接待怎麼辦?”

  “組織部與統戰部是平行關係,不好開信或打電話。你自個兒去找找看吧!”

  李之璉覺得這簡直就不像一個共產黨領導部門的答覆。他忍著氣,要求先給找個住處,然後再去找統戰部。得到的答覆是三個字——“不可能”。這下李之璉再也忍不住了。他說,他作為黨的一頭牛,給黨拉了幾十年的車,現在即使回北京辦點私事,也該幫忙給安排個睡覺的地方吧,何況他是來向“黨員之家”、“幹部之家”申訴自己的冤屈的?

  “再請問:這是誰決定的?”李之璉問。

  “請示了領導。”這位生面孔答道,接著把李之璉的申訴材料退還給李之璉。李之璉沒法,只得不顧頭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統戰部,傳達室的值班人員倒還很客氣,說:“現在大家都去‘學習’了,部里沒人辦公,不接待外來的人。”

  “既然機構還存在,總該有人在機關負責吧?”

  “那好,你可以寫一封信留下。”

  “我寫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麼時候再來問結果?”

  “不用再來了。有什麼結果會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結果,當然是“不必久等了”!

  當兵團新政委來到農科所的時候,李之璉又向他要求兵團黨委直接向黨中央轉報自己的申訴。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後整個生產建設兵團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璉當做張仲瀚“招降納叛來的牛鬼蛇神”、“篡奪了農科所的領導權”而進行批鬥並專政的,正是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璉這個“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於給張仲瀚減少了一個罪名,那還行?於是他對李之璉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團黨委不能轉,你可以從郵局寄嘛!”

  李之璉對這種答覆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譏道:“政委,1958年開除我的黨籍時,可不是經過郵局通知我的。這些年我多次申訴無人答覆。現在我作為兵團黨委領導下的一個幹部,我認為兵團黨委有責任幫助我實現這種向黨申訴的權利。”

  這位政委無言以對。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黨委轉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態。”

  後來據說是轉了,但照例無人答覆。

  這時李之璉的愛人陳處舒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而恢復工作之後,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難工作下去,不得不通過建國之初在武漢的一位老領導的聯繫,帶著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暫且移居武漢。這樣,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處,新疆只剩下李之璉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璉趁去武漢探望陳處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訪中組部。接談的是一男一女。聽了李之璉的申訴,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這位說:“中央對右派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黨,也還沒有這樣的事例”。李之璉要求給找個住處。這位“官腔”表示中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個,讓李之璉自個兒想辦法。

  李之璉說:“我已為黨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沒有飯吃,黨不是也該給我一條活路嗎?”

  這時“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璉能夠諒解。到頭來什麼實際困難也沒解決。

  李之璉苦無棲息處,只得又去看看熊復。熊復說:“你可以給小平同志寫一信,我替你轉去,試試看。”

  過了些日子,李之璉將寫好的一封長信交給熊復時,熊復說:“不好了!最近局勢大變,有人要‘反擊右傾翻案風’了,信不能再轉小平了!”

  隨後不久,周總理去世,鄧小平又被打倒,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們似乎為所欲為,李之璉深感未來更加渺茫,不知這荊棘叢生的人生之路終將走到何年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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