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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遂決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訪問的公木急電催調回來進行批判，追查他與李之璉的“交往”和向李之璉反映過哪些“問題”。究其實，公木在作協黨組討論丁、陳問題的座談會上，也講過一些周揚不中聽的正確意見，周揚就對他也懷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當公木從國外歸來雖然什麼也沒交代，也被劃為“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同夥。
關於對丁玲歷史問題的處理，周揚給李之璉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張際春對這種故意違背事實的隨意亂說，非常反感。他在大會上發言說：“專門小組給丁玲作的歷史結論，是集體討論，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過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謂的‘錯誤’，也不能由李之璉個人負責!”
個別群眾對張際春的這一實事求是的說明，當做是為李之璉“開脫”。周揚看到了會議《簡報》有關這個情節的描述極為讚賞，說“這個意見是提得好的”。張際春就此再不參加批判李之璉等人的大小會議。
但是，周揚覺得，只在丁玲等人問題上拼湊李之璉們的“反黨”材料還遠遠不夠。他又打電話，又登門拜訪，想方設法去找過去同李之璉共同工作過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璉的“反黨”線索：“肅反”運動後期，李之璉曾作為文教部門的代表代替張際春，參加過中央“肅反”五人小組的工作，為此，周揚就去拜訪羅瑞卿；大軍渡江後直到1954年初大區撤銷，李之璉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後擔任過組織部秘書長兼紀律檢查委員會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兼紀委副書記和黨校副校長，為此周揚又去找了當時也在中南局擔任紀委書記的錢瑛和統戰部長的張執一。結果他不是一無所獲，就是遭到被訪者的拒絕。可當他迴轉身來，卻在大會上大放空炮，以壯聲威。他對李之璉說：“你不要以為過去你熟悉的人都對你有好印象，現在他們對你的看法也改變了!”
對李之璉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其他幾位副書記的批判會，從開始發動到最後處理，都是周揚一手操縱的。但是最後，卻以機關黨委的名義，向黨中央寫了一個關於李之璉等人的錯誤的報告，完全剝奪了被批判者申訴的權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園西邊的三座門軍委禮堂，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由張子意報告東拼西湊的李之璉等人的“錯誤”，並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處理結論一宣布完，李之璉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會場，然後再由陸定一向到會的黨員們發表講話。
李之璉本想，在大會上當眾喊冤，但又覺得那是白費力，因為中央已經有了處理結論。轉而一想，又覺得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劇——導演與演員們本沒有共同的意志，卻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對這齣滑稽劇應該如何去評價：“難道開除一個黨員就好像捻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嗎?”
當他走出禮堂的時候，撲面陽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這種憂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歲就加入了黨所領導的反敵大同盟的反帝反蔣地下活動，1930年考入北平大學的法商學院後不久，又參加了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國民黨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但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獄中秘密黨支部擔任了支部委員，領導政治犯們同敵人展開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7年5月刑滿出獄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在黨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縣發動群眾武裝抗戰，後歷任冀中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長兼軍區直屬部隊政治處主任和黨總支書記；1940年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後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1945年參加了“七大”後，日寇投降，跟隨林楓等人去了東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秘書兼幹部科長、東北局黨校教務處長，後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傳部……從革命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多少年來沒有做過不利於黨的事，現在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灘的宿舍，揮毫寫下四行詩：
酷刑可以摧殘生命，
不能泯滅人的魂靈；
念黨光榮偉大，
真理定會再生!
他每天照樣去中宣部繼續上班。沒有工作，他就看書看報，參加支援古巴的大會……直到被周揚一眼瞅見，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辦公室來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電話機也被撤了，汽車也被收回了，秘書被調走。熟人變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來……
一天，他被通知去機關黨委看對他的處分決定。這個1958年8月5日通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李之璉黨籍的決定》是這樣寫的——
關於對丁玲歷史問題的處理，周揚給李之璉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張際春對這種故意違背事實的隨意亂說，非常反感。他在大會上發言說：“專門小組給丁玲作的歷史結論，是集體討論，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過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謂的‘錯誤’，也不能由李之璉個人負責!”
個別群眾對張際春的這一實事求是的說明，當做是為李之璉“開脫”。周揚看到了會議《簡報》有關這個情節的描述極為讚賞，說“這個意見是提得好的”。張際春就此再不參加批判李之璉等人的大小會議。
但是，周揚覺得，只在丁玲等人問題上拼湊李之璉們的“反黨”材料還遠遠不夠。他又打電話，又登門拜訪，想方設法去找過去同李之璉共同工作過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璉的“反黨”線索：“肅反”運動後期，李之璉曾作為文教部門的代表代替張際春，參加過中央“肅反”五人小組的工作，為此，周揚就去拜訪羅瑞卿；大軍渡江後直到1954年初大區撤銷，李之璉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後擔任過組織部秘書長兼紀律檢查委員會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兼紀委副書記和黨校副校長，為此周揚又去找了當時也在中南局擔任紀委書記的錢瑛和統戰部長的張執一。結果他不是一無所獲，就是遭到被訪者的拒絕。可當他迴轉身來，卻在大會上大放空炮，以壯聲威。他對李之璉說：“你不要以為過去你熟悉的人都對你有好印象，現在他們對你的看法也改變了!”
對李之璉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其他幾位副書記的批判會，從開始發動到最後處理，都是周揚一手操縱的。但是最後，卻以機關黨委的名義，向黨中央寫了一個關於李之璉等人的錯誤的報告，完全剝奪了被批判者申訴的權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園西邊的三座門軍委禮堂，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由張子意報告東拼西湊的李之璉等人的“錯誤”，並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處理結論一宣布完，李之璉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會場，然後再由陸定一向到會的黨員們發表講話。
李之璉本想，在大會上當眾喊冤，但又覺得那是白費力，因為中央已經有了處理結論。轉而一想，又覺得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劇——導演與演員們本沒有共同的意志，卻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對這齣滑稽劇應該如何去評價：“難道開除一個黨員就好像捻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嗎?”
當他走出禮堂的時候，撲面陽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這種憂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歲就加入了黨所領導的反敵大同盟的反帝反蔣地下活動，1930年考入北平大學的法商學院後不久，又參加了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國民黨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但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獄中秘密黨支部擔任了支部委員，領導政治犯們同敵人展開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7年5月刑滿出獄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在黨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縣發動群眾武裝抗戰，後歷任冀中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長兼軍區直屬部隊政治處主任和黨總支書記；1940年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後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1945年參加了“七大”後，日寇投降，跟隨林楓等人去了東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秘書兼幹部科長、東北局黨校教務處長，後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傳部……從革命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多少年來沒有做過不利於黨的事，現在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灘的宿舍，揮毫寫下四行詩：
酷刑可以摧殘生命，
不能泯滅人的魂靈；
念黨光榮偉大，
真理定會再生!
他每天照樣去中宣部繼續上班。沒有工作，他就看書看報，參加支援古巴的大會……直到被周揚一眼瞅見，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辦公室來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電話機也被撤了，汽車也被收回了，秘書被調走。熟人變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來……
一天，他被通知去機關黨委看對他的處分決定。這個1958年8月5日通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李之璉黨籍的決定》是這樣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