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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機關黨委全體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批准的中央宣傳部《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決定立即撤銷李之璉現任機關黨委委員和書記職務並開除其黨籍。
《決定》有一個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一共有四條：一、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年被捕後叛變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為了節省篇幅，現僅將這《結論》的第一條全文轉述如下：
反對黨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陰謀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陳反黨集團向党進攻，他首先以“根據不充分”、“手續不完備”為藉口，保留了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他掩蓋丁玲的叛黨歷史，把她美化成一個革命戰士。在他提出的審查結論的初稿中，不寫丁玲是自首變節，而寫成是“屬於在敵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行為”。強調丁玲在被捕期間曾進行“對敵鬥爭”，堅持要把丁玲在南京變節後三年多的歷史計算黨齡。幫助丁玲向黨提出有關她歷史結論的三點保留，以欺騙和愚弄組織。鼓勵和幫助丁玲、陳企霞翻案，唆使他們寫“申訴書”，並廣為印發陳企霞向党進攻的“陳述書”。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對丁、陳問題進行所謂重新查對，力圖為丁玲、陳企霞開脫。丁玲直接寄給他的一封為自己辯護、誣衊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的信，要求不要給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負責同志傳閱，他完全照辦。他還散布“1955年鬥爭丁、陳反黨集團搞錯了”、“丁、陳反黨集團案完全能否掉”等謊言，並在“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河南小組會上說：“丁、陳問題搞錯了”，企圖在“八大”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為丁、陳反黨集團翻案。陳企霞給他的信中公然誣衊黨對自己的鬥爭是政治迫害，李之璉予以默認；丁玲給他的密信中竟說：“翻身有日、有重見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親自在《宣教動態》上一條關於文藝界情況的消息中加按語說：“丁、陳問題自1955年作協黨組的報告通報全國後，起碼到現在還未做出結論。”企圖在全黨散布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中央搞錯了的空氣，以配合右派的進攻，推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看了這一條，就可以想見其他三條“罪名”是如何羅織的了。李之璉不信這是黨對他的最後處理。他要求回到農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這要求，得到了機關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區青龍縣的農村……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溫濟澤之被補“右”就簡單多了：只因轉達了有關周揚的一個說法
溫濟澤從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補為“右派”，都在新聞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讀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陝北公學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概論和社會發展史，編寫了《自然發展史提綱》和《社會發展史講義》；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調查研究國民教育並編寫《中國現時國民教育問題》一書。
1941年7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調到這個研究院的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擔任學術秘書和研究員，參加了“五四”以來中國哲學思想課題的研究，並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參與編纂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同時寫了《伽利略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客觀事實與主觀願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調到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部擔任秘書、編輯和主編。在三年多的時間結合編輯工作，陸續寫出了一百多篇適應報紙讀者需要的科學小品和歷史人物、歷史知識等文，諸如《學習科學》、《黃花崗的故事》、《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孫中山晚年對和平統一的主張》，等等。
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溫濟澤被調任新華社口頭廣播部——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儘管戰爭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廣播工作上，他仍然擠時間寫了《蔣介石罪惡史三章》的小冊子；1948年《中國青年》復刊，又應約寫些科學小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相繼擔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併兼任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和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筆耕不輟，編寫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鬥爭》等小冊子和《關於原子彈問答》等科學小品。
1949年3月進北京後，他已檢查出肺病復發，但仍堅持工作。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工作更加緊張勞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醫治療養中，他又堅持讀書，讀了二十卷的《魯迅全集》(包括譯文集)，在病床上寫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後來寫了一本《魯迅和他教導青年的話》，成為許多青年愛讀的一本書。
《決定》有一個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一共有四條：一、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年被捕後叛變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為了節省篇幅，現僅將這《結論》的第一條全文轉述如下：
反對黨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陰謀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陳反黨集團向党進攻，他首先以“根據不充分”、“手續不完備”為藉口，保留了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他掩蓋丁玲的叛黨歷史，把她美化成一個革命戰士。在他提出的審查結論的初稿中，不寫丁玲是自首變節，而寫成是“屬於在敵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行為”。強調丁玲在被捕期間曾進行“對敵鬥爭”，堅持要把丁玲在南京變節後三年多的歷史計算黨齡。幫助丁玲向黨提出有關她歷史結論的三點保留，以欺騙和愚弄組織。鼓勵和幫助丁玲、陳企霞翻案，唆使他們寫“申訴書”，並廣為印發陳企霞向党進攻的“陳述書”。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對丁、陳問題進行所謂重新查對，力圖為丁玲、陳企霞開脫。丁玲直接寄給他的一封為自己辯護、誣衊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的信，要求不要給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負責同志傳閱，他完全照辦。他還散布“1955年鬥爭丁、陳反黨集團搞錯了”、“丁、陳反黨集團案完全能否掉”等謊言，並在“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河南小組會上說：“丁、陳問題搞錯了”，企圖在“八大”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為丁、陳反黨集團翻案。陳企霞給他的信中公然誣衊黨對自己的鬥爭是政治迫害，李之璉予以默認；丁玲給他的密信中竟說：“翻身有日、有重見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親自在《宣教動態》上一條關於文藝界情況的消息中加按語說：“丁、陳問題自1955年作協黨組的報告通報全國後，起碼到現在還未做出結論。”企圖在全黨散布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中央搞錯了的空氣，以配合右派的進攻，推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看了這一條，就可以想見其他三條“罪名”是如何羅織的了。李之璉不信這是黨對他的最後處理。他要求回到農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這要求，得到了機關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區青龍縣的農村……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溫濟澤之被補“右”就簡單多了：只因轉達了有關周揚的一個說法
溫濟澤從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補為“右派”，都在新聞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讀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陝北公學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概論和社會發展史，編寫了《自然發展史提綱》和《社會發展史講義》；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調查研究國民教育並編寫《中國現時國民教育問題》一書。
1941年7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調到這個研究院的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擔任學術秘書和研究員，參加了“五四”以來中國哲學思想課題的研究，並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參與編纂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同時寫了《伽利略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客觀事實與主觀願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調到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部擔任秘書、編輯和主編。在三年多的時間結合編輯工作，陸續寫出了一百多篇適應報紙讀者需要的科學小品和歷史人物、歷史知識等文，諸如《學習科學》、《黃花崗的故事》、《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孫中山晚年對和平統一的主張》，等等。
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溫濟澤被調任新華社口頭廣播部——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儘管戰爭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廣播工作上，他仍然擠時間寫了《蔣介石罪惡史三章》的小冊子；1948年《中國青年》復刊，又應約寫些科學小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相繼擔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併兼任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和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筆耕不輟，編寫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鬥爭》等小冊子和《關於原子彈問答》等科學小品。
1949年3月進北京後，他已檢查出肺病復發，但仍堅持工作。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工作更加緊張勞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醫治療養中，他又堅持讀書，讀了二十卷的《魯迅全集》(包括譯文集)，在病床上寫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後來寫了一本《魯迅和他教導青年的話》，成為許多青年愛讀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