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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會議即將開幕前，在周揚的主持下，“談談”李之璉等人問題的會議開始了。參加會議的還有副部長張子意、中宣部的幾位處長和作協黨組的個別成員。張際春也被請回來參加這個會。首先由李之璉和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檢查；已調往湖北的副書記兼作協黨總支書黎辛，也被調回來一道檢查，然後讓“有些意見”的人“談談”他們的看法。在所有的檢查發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璉等人都遵照周揚的“只准檢查自己，不要牽扯別人”的規定，著重“檢查”自己認識上的不夠之處，避而不提周揚——既不提他在處理丁玲等人問題上的反覆無常和錯誤，也不說他有何正確處。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揚十分讚賞的檢查。
他說他的錯誤歸結於一點，就是對周揚的態度不端正，並列舉了對周揚的哪些看法是錯誤的。他然後說：“過去認為，周揚對丁玲的態度是宗派主義的；現在認識到，這種看法完全錯了，而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
童大林的“檢查”剛說完，周揚就站起來叫好。他認為童大林這樣的檢查“乾脆”、“痛快”，“我就喜歡這樣的態度”，要李之璉等人都學習童大林。
從此，周揚就把童大林當做揭批李之璉等人的積極分子。童大林從黨委會議記錄中，找出誰個在丁、陳問題上說過這樣那樣的話，都分別當做李之璉等人的“錯誤”證據。儘管李之璉他們連續作了幾次檢查，只因誰也不肯像童大林那樣說“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還被說成相互包庇，毫不揭發，形成了“負隅頑抗的小集團”。
於是在陸定一的支持下，批判會逐步擴大，從十幾人到幾十人、幾百人。“八大”二次會議開幕後，就與“八大”二次會議穿插著開——“八大”二次開會，李之璉等幾個代表就去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八大”休會，周揚就又主持開會批判李之璉等人；“八大”二次會議閉幕，中宣部的這種批判會則繼續開。大小會議持續了三個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開了所有宣傳文教部門上千名黨員骨幹參加的宣布處理結果的大會。
在批判揭發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說，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會議醞釀中央委員人選時，他曾問過李之璉：在全國文藝界，還有誰參加中央委員會比周揚更合適?李之璉遂和他談了對周揚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這種揭發，立即引起周揚的全神關注，也引起與會群眾的興趣，一個勁地要李之璉交代對周揚到底是怎麼個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這時就向周揚檢舉李之璉在河南會議上，就丁玲等人問題的處理，提過對周揚的意見，說李之璉在“八大”為丁玲翻案。
這等於給追究李之璉與周揚之間關係的浪潮加颳了颱風，隨之李之璉聽到了不同口音的質問——
“你對周揚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你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論護短》的文章中所批評的那種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揚?”……
周揚也起來指責李之璉：“你這是把我們看成了‘婁阿鼠’啊!”
在這連珠炮似的質問聲中，李之璉心想，索性把我對周揚的看法和盤托出，作為我的“思想檢查”，又能把我怎麼樣?於是他說：“我要求給我一些時間作準備。”群眾的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來。
但是，在專門讓李之璉“檢查”對周揚看法的大會上，李之璉剛剛開了一個頭，只見周揚與形式上的會議主持人張子意悄聲嘀咕了一陣，他就被趕下台來，不讓他講下去，轉而追問丁玲給他寫過幾次“反黨”信件和材料。
李之璉記得丁玲寫的信和材料都印發給所有領導同志和有關同志了，不記得多少次。周揚隨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對，發現有一封信並沒有被印發，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為名，搜查了李之璉的辦公室，從文件櫃中搜出了丁玲寫給機關黨委而沒有被印發的有關周揚的那封信。
周揚如獲至寶，說這是丁玲寫給李之璉的“反黨密信”，是李之璉與丁玲“合謀翻案的罪證”，是“私藏變天帳”。
李之璉申辯說，在印發過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後，周揚曾當著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他為什麼“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衊廣為散發”，所以對丁玲後來寫的這封信才沒有印發；但他作為機關黨委書記，對任何一個黨員交給組織上的材料，又不能棄之如廢紙，談不上什麼“私藏變天帳”。
周揚越聽越火冒三丈。他懷疑李之璉之所以了解他的許多情況，《解放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張松如)，可能是這些情況的來源之一。因為他知道，公木與李之璉在延安時，曾共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學習過。在這之前，李之璉在1932年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盟委員時，公木作為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曾與李之璉共同參加過黨所領導的文化活動。1932年冬，魯迅在師範大學操場上演講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釗的遊行，他們二人又都是參加者。後來都到了延安，他倆又在一起學習，準備黨的“七大”召開後一同奔赴敵後的……
他說他的錯誤歸結於一點，就是對周揚的態度不端正，並列舉了對周揚的哪些看法是錯誤的。他然後說：“過去認為，周揚對丁玲的態度是宗派主義的；現在認識到，這種看法完全錯了，而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
童大林的“檢查”剛說完，周揚就站起來叫好。他認為童大林這樣的檢查“乾脆”、“痛快”，“我就喜歡這樣的態度”，要李之璉等人都學習童大林。
從此，周揚就把童大林當做揭批李之璉等人的積極分子。童大林從黨委會議記錄中，找出誰個在丁、陳問題上說過這樣那樣的話，都分別當做李之璉等人的“錯誤”證據。儘管李之璉他們連續作了幾次檢查，只因誰也不肯像童大林那樣說“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還被說成相互包庇，毫不揭發，形成了“負隅頑抗的小集團”。
於是在陸定一的支持下，批判會逐步擴大，從十幾人到幾十人、幾百人。“八大”二次會議開幕後，就與“八大”二次會議穿插著開——“八大”二次開會，李之璉等幾個代表就去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八大”休會，周揚就又主持開會批判李之璉等人；“八大”二次會議閉幕，中宣部的這種批判會則繼續開。大小會議持續了三個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開了所有宣傳文教部門上千名黨員骨幹參加的宣布處理結果的大會。
在批判揭發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說，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會議醞釀中央委員人選時，他曾問過李之璉：在全國文藝界，還有誰參加中央委員會比周揚更合適?李之璉遂和他談了對周揚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這種揭發，立即引起周揚的全神關注，也引起與會群眾的興趣，一個勁地要李之璉交代對周揚到底是怎麼個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這時就向周揚檢舉李之璉在河南會議上，就丁玲等人問題的處理，提過對周揚的意見，說李之璉在“八大”為丁玲翻案。
這等於給追究李之璉與周揚之間關係的浪潮加颳了颱風，隨之李之璉聽到了不同口音的質問——
“你對周揚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你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論護短》的文章中所批評的那種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揚?”……
周揚也起來指責李之璉：“你這是把我們看成了‘婁阿鼠’啊!”
在這連珠炮似的質問聲中，李之璉心想，索性把我對周揚的看法和盤托出，作為我的“思想檢查”，又能把我怎麼樣?於是他說：“我要求給我一些時間作準備。”群眾的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來。
但是，在專門讓李之璉“檢查”對周揚看法的大會上，李之璉剛剛開了一個頭，只見周揚與形式上的會議主持人張子意悄聲嘀咕了一陣，他就被趕下台來，不讓他講下去，轉而追問丁玲給他寫過幾次“反黨”信件和材料。
李之璉記得丁玲寫的信和材料都印發給所有領導同志和有關同志了，不記得多少次。周揚隨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對，發現有一封信並沒有被印發，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為名，搜查了李之璉的辦公室，從文件櫃中搜出了丁玲寫給機關黨委而沒有被印發的有關周揚的那封信。
周揚如獲至寶，說這是丁玲寫給李之璉的“反黨密信”，是李之璉與丁玲“合謀翻案的罪證”，是“私藏變天帳”。
李之璉申辯說，在印發過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後，周揚曾當著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他為什麼“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衊廣為散發”，所以對丁玲後來寫的這封信才沒有印發；但他作為機關黨委書記，對任何一個黨員交給組織上的材料，又不能棄之如廢紙，談不上什麼“私藏變天帳”。
周揚越聽越火冒三丈。他懷疑李之璉之所以了解他的許多情況，《解放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張松如)，可能是這些情況的來源之一。因為他知道，公木與李之璉在延安時，曾共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學習過。在這之前，李之璉在1932年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盟委員時，公木作為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曾與李之璉共同參加過黨所領導的文化活動。1932年冬，魯迅在師範大學操場上演講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釗的遊行，他們二人又都是參加者。後來都到了延安，他倆又在一起學習，準備黨的“七大”召開後一同奔赴敵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