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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李之璉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一個會議。在別的議題結束後，陸定一匯報丁、陳問題的處理經過時，他沒有概述兩年來的全面情況，而只說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結論處理，一種是張際春、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中央批准的結論，而完全隱瞞了周揚態度的前後反覆，更迴避了當初給中央的報告與實際調查的情況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務會議上，陸定一自己確定的“只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等等的重要事實。
書記處這次會議後，周揚對他半年前已同意、經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後“有變節性”的結論，又要將其改為“叛變”。陸定一立即要李之璉將原來的結論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部務會再討論。討論時，陸定一提出，將這一段經歷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
周揚對陸定一的這種支持，感到很滿意。他順勢進一步說，丁玲等人在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上向他提意見，就是翻案；作協機關的幹部為1955年對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滿，則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這些翻案活動，都是中宣部機關黨委調查核實丁玲等人問題時鼓動起來的，等等。至於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並當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卻隻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別人幹的事。
這當兒，李之璉實在沒法再忍下去，當場問周揚：“你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那種講話，向丁玲賠禮道歉是要幹什麼呢?”
周揚回答說：“那是你們逼的!”
張際春立即站了起來說：“你願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誰知道你在搞什麼喲!丁玲的歷史結論，同意了才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新根據!……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嗎?!”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張際春的這等氣憤是少見的。周揚也就不再吭氣。
1957年7月，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擊全面展開。7月25日，中斷了一個半月的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復會。周揚的講話與6月6日的講話完全翻了個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成績是主要的，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
他這樣定了新調調，這個繼續的整風擴大會就變成了“反擊”的鬥爭會。而且會議的範圍也越開越大，成了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一個主戰場，把丁玲等人在鳴放期間追問1955年對他們發動批判的原因，說成是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接著就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一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
這個“反擊”大會，從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續了五十多天。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周揚又到會講了話。他說他一生忠於黨，一貫堅持與反黨分子作鬥爭；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給他們戴上了多種多樣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對黨不忠的人”。
會後，這個講話經過整理補充，以《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這樣大起大落幾個回合的較量，周揚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成了文藝界正確領導與權威的化身；而丁玲、陳企霞等人則開始了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嘗人間的苦辛……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黨“八大”代表李之璉，邊參加“八大”二次會議邊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難路
1958年2月，李之璉跟著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眾宣傳工作。臨離開北京時，周揚對李之璉說：“要早些回來啊!有些問題還要談談。”李之璉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沒往心裡去。
過了兩個月，李之璉一行接到通知，要他們儘快回來參加將在5月初召開的“八大”第二次會議。李之璉等人遂與洛陽市委書記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來，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之一的張海就神情緊張地對李之璉說：“周揚已決定要談談我們幾個人在處理丁玲等人問題中的‘錯誤’，不知周揚的目的是什麼?”
“談就談吧，無非是要我們作檢查!”李之璉覺得無所謂。
接著，副部長張子意也對李之璉說，過兩天談談關於處理丁玲問題中的一些問題。
張子意是1957年初，張際春被調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周揚成了常務副部長之後，才到中宣部擔任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副部長的。他在工作中總是竭力維護陸定一和周揚這兩位領導人。聽張子意這麼一說，李之璉才意識到這個“談談問題”，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個步驟。
正在李之璉也開始感到“形勢有點緊張”的時候，中宣部開了個部長辦公會。在這個會上，周揚說，有些同志對機關黨委在處理丁玲的問題時有些意見，“打算找個機會組織幾個人，談那麼一兩次就行了”。說得很輕鬆。但李之璉不相信他的這種說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見”，究竟是些誰?
書記處這次會議後，周揚對他半年前已同意、經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後“有變節性”的結論，又要將其改為“叛變”。陸定一立即要李之璉將原來的結論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部務會再討論。討論時，陸定一提出，將這一段經歷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
周揚對陸定一的這種支持，感到很滿意。他順勢進一步說，丁玲等人在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上向他提意見，就是翻案；作協機關的幹部為1955年對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滿，則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這些翻案活動，都是中宣部機關黨委調查核實丁玲等人問題時鼓動起來的，等等。至於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並當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卻隻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別人幹的事。
這當兒，李之璉實在沒法再忍下去，當場問周揚：“你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那種講話，向丁玲賠禮道歉是要幹什麼呢?”
周揚回答說：“那是你們逼的!”
張際春立即站了起來說：“你願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誰知道你在搞什麼喲!丁玲的歷史結論，同意了才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新根據!……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嗎?!”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張際春的這等氣憤是少見的。周揚也就不再吭氣。
1957年7月，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擊全面展開。7月25日，中斷了一個半月的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復會。周揚的講話與6月6日的講話完全翻了個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成績是主要的，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
他這樣定了新調調，這個繼續的整風擴大會就變成了“反擊”的鬥爭會。而且會議的範圍也越開越大，成了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一個主戰場，把丁玲等人在鳴放期間追問1955年對他們發動批判的原因，說成是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接著就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一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
這個“反擊”大會，從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續了五十多天。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周揚又到會講了話。他說他一生忠於黨，一貫堅持與反黨分子作鬥爭；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給他們戴上了多種多樣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對黨不忠的人”。
會後，這個講話經過整理補充，以《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這樣大起大落幾個回合的較量，周揚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成了文藝界正確領導與權威的化身；而丁玲、陳企霞等人則開始了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嘗人間的苦辛……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黨“八大”代表李之璉，邊參加“八大”二次會議邊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難路
1958年2月，李之璉跟著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眾宣傳工作。臨離開北京時，周揚對李之璉說：“要早些回來啊!有些問題還要談談。”李之璉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沒往心裡去。
過了兩個月，李之璉一行接到通知，要他們儘快回來參加將在5月初召開的“八大”第二次會議。李之璉等人遂與洛陽市委書記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來，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之一的張海就神情緊張地對李之璉說：“周揚已決定要談談我們幾個人在處理丁玲等人問題中的‘錯誤’，不知周揚的目的是什麼?”
“談就談吧，無非是要我們作檢查!”李之璉覺得無所謂。
接著，副部長張子意也對李之璉說，過兩天談談關於處理丁玲問題中的一些問題。
張子意是1957年初，張際春被調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周揚成了常務副部長之後，才到中宣部擔任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副部長的。他在工作中總是竭力維護陸定一和周揚這兩位領導人。聽張子意這麼一說，李之璉才意識到這個“談談問題”，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個步驟。
正在李之璉也開始感到“形勢有點緊張”的時候，中宣部開了個部長辦公會。在這個會上，周揚說，有些同志對機關黨委在處理丁玲的問題時有些意見，“打算找個機會組織幾個人，談那麼一兩次就行了”。說得很輕鬆。但李之璉不相信他的這種說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見”，究竟是些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