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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過許多兵書和戰爭史，其中孫武所著兵法極為深刻。孫武是齊國人，為吳王闔閭撰寫兵法十三篇，最初用來宮女進行訓練，效果很好。後被任命為將軍，向西攻破強大的楚國，進入郢都，向北威懾齊國、晉國。百餘年後誕生的軍事家孫臏，是孫武的後裔，著有《孫臏兵法》。
孫武的兵法，在論述如何周密地制訂作戰計劃和慎重地採取軍事行動方面很明確、很透徹，不容曲解。然而，人們尚未對該書做過清晰的訓釋，加上其文字繁多，在世間流行的已失去了原書的旨意，特地予以刪定和注釋。
這段話中涉及的知識不可謂不廣泛，由此可見，曹操讀書之多、涉獵之廣。
曹操認為，戰爭總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拯救被戰爭蹂躪的社會，就必須消滅戰爭，這就是“以戰止戰”。正因為曹操的戰爭觀是著眼於用戰爭去換取和平，所以他說：“聖人之用兵，戢時而動，不得已而用之。”
孫武提到：“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我們可以怒而轉喜，可以愁而轉樂，但國家滅亡就不能恢復，人死不能復生。所以，“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明君良將都會對戰爭持謹慎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國家和軍隊安全的關鍵所在。因此，不可憑感情用事而輕率地決定戰爭行動。
曹操還認為，既然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況存在，那麼在思想上就不放鬆。孫武說：“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來攻打，而要依靠自己隨時嚴陣以待；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進攻，而要依靠自己有讓敵人無懈可擊的能力。曹操對此作注說：“不要幻想戰爭打不起來而麻痹大意，天下太平時要看到戰爭的危機，要從物質上和精神上做好充分的準備。”此即“重戰”的思想。
曹操很多的軍事理論，都是從前人的軍事著作中得來的。孫武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曹操對此作注說：“統兵打仗之事，要沉著鎮靜而幽深莫測，嚴肅公正而治理有方。”
曹操對前人軍事理論的細心研究，既充實了自己，吸收了前人豐富的軍事經驗，也很好地指導了他的軍事行動，對他一生的戎馬生涯有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理論的深造，才有了後來縱橫天下，屢破強敵的曹操。
不信天命 實事求是成大事
曹操曾說，“天地間，人為貴”，表明了他不信天命，以人為本的思想。也許充滿英雄氣概的人都不相信天命，曹操是一個無神論者，是一個不信天命，只重人事的人物。
雖然曹操之成就多少有些運氣，甚至天意的功勞，如渡黃河那次諸葛亮說曹操是“殆死潼關”，意思是說曹操差點兒就沒命了。雖然如此，曹操卻是不信天命的。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公開宣稱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他認為天就是“陰陽四時”，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的《董逃歌》中提到：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鄭玄是東漢的經學大師，在當時一般人看來他是德惠天下、沒有什麼“虧缺”的。郭景圖生平不詳，既與鄭玄相提並論，看來也是一個“德行不虧缺”的人物。可是，“有德”的鄭玄卻在酒席上勸酒時倒地氣絕，郭景圖也在園桑中突然命盡，這是為什麼呢？曹操的這首詩說明了人的壽命同德行無關，德行好也無法給你任何保護，這充分表達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觀點。
曹操的《秋胡行》中還提到：“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否？”這也是“天地間，人為貴”的意思。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雖有一統天下的雄心，卻並不以皇帝自居，不刻意神化自己。相反，有很多史料提到他尊重事實，勇於自我批評，消除大家的疑慮。如他西征馬超、韓遂時，曹操與韓遂在戰場上約見，對敵方圍觀的士兵說：“你們都要看看我曹操長什麼樣，其實我也沒有長四隻眼，兩張嘴，是個正常人，只不過智謀多罷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派毋丘興任安定太守，臨行前囑咐毋丘興不要主動派人到羌人中去。毋丘興卻沒有照辦，果然出了差錯。事後，曹操在總結時說：“我只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經歷的事比別人多罷了。”但他這智慧卻是從摸爬滾打中一點一滴獲得的，說明曹操是務實的人。
曹操不僅不信天命，也不信神。如他的《善哉行》就對世人被神仙欺騙感到痛心和無奈。《秋胡行》中則說：“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對赤松、王喬得道成仙的說法提出了疑問，認為他們不是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許只是壽命比較長而已。曹操大量招聚方術之士，其目的也並不是要從他們那裡獲取長生不老術，只在於拯救他們，甚至只是為一種調笑罷了。這從曹植的詩中得到印證。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
孫武的兵法，在論述如何周密地制訂作戰計劃和慎重地採取軍事行動方面很明確、很透徹，不容曲解。然而，人們尚未對該書做過清晰的訓釋，加上其文字繁多，在世間流行的已失去了原書的旨意，特地予以刪定和注釋。
這段話中涉及的知識不可謂不廣泛，由此可見，曹操讀書之多、涉獵之廣。
曹操認為，戰爭總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拯救被戰爭蹂躪的社會，就必須消滅戰爭，這就是“以戰止戰”。正因為曹操的戰爭觀是著眼於用戰爭去換取和平，所以他說：“聖人之用兵，戢時而動，不得已而用之。”
孫武提到：“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我們可以怒而轉喜，可以愁而轉樂，但國家滅亡就不能恢復，人死不能復生。所以，“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明君良將都會對戰爭持謹慎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國家和軍隊安全的關鍵所在。因此，不可憑感情用事而輕率地決定戰爭行動。
曹操還認為，既然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況存在，那麼在思想上就不放鬆。孫武說：“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來攻打，而要依靠自己隨時嚴陣以待；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進攻，而要依靠自己有讓敵人無懈可擊的能力。曹操對此作注說：“不要幻想戰爭打不起來而麻痹大意，天下太平時要看到戰爭的危機，要從物質上和精神上做好充分的準備。”此即“重戰”的思想。
曹操很多的軍事理論，都是從前人的軍事著作中得來的。孫武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曹操對此作注說：“統兵打仗之事，要沉著鎮靜而幽深莫測，嚴肅公正而治理有方。”
曹操對前人軍事理論的細心研究，既充實了自己，吸收了前人豐富的軍事經驗，也很好地指導了他的軍事行動，對他一生的戎馬生涯有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理論的深造，才有了後來縱橫天下，屢破強敵的曹操。
不信天命 實事求是成大事
曹操曾說，“天地間，人為貴”，表明了他不信天命，以人為本的思想。也許充滿英雄氣概的人都不相信天命，曹操是一個無神論者，是一個不信天命，只重人事的人物。
雖然曹操之成就多少有些運氣，甚至天意的功勞，如渡黃河那次諸葛亮說曹操是“殆死潼關”，意思是說曹操差點兒就沒命了。雖然如此，曹操卻是不信天命的。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公開宣稱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他認為天就是“陰陽四時”，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的《董逃歌》中提到：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鄭玄是東漢的經學大師，在當時一般人看來他是德惠天下、沒有什麼“虧缺”的。郭景圖生平不詳，既與鄭玄相提並論，看來也是一個“德行不虧缺”的人物。可是，“有德”的鄭玄卻在酒席上勸酒時倒地氣絕，郭景圖也在園桑中突然命盡，這是為什麼呢？曹操的這首詩說明了人的壽命同德行無關，德行好也無法給你任何保護，這充分表達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觀點。
曹操的《秋胡行》中還提到：“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否？”這也是“天地間，人為貴”的意思。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雖有一統天下的雄心，卻並不以皇帝自居，不刻意神化自己。相反，有很多史料提到他尊重事實，勇於自我批評，消除大家的疑慮。如他西征馬超、韓遂時，曹操與韓遂在戰場上約見，對敵方圍觀的士兵說：“你們都要看看我曹操長什麼樣，其實我也沒有長四隻眼，兩張嘴，是個正常人，只不過智謀多罷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派毋丘興任安定太守，臨行前囑咐毋丘興不要主動派人到羌人中去。毋丘興卻沒有照辦，果然出了差錯。事後，曹操在總結時說：“我只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經歷的事比別人多罷了。”但他這智慧卻是從摸爬滾打中一點一滴獲得的，說明曹操是務實的人。
曹操不僅不信天命，也不信神。如他的《善哉行》就對世人被神仙欺騙感到痛心和無奈。《秋胡行》中則說：“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對赤松、王喬得道成仙的說法提出了疑問，認為他們不是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許只是壽命比較長而已。曹操大量招聚方術之士，其目的也並不是要從他們那裡獲取長生不老術，只在於拯救他們，甚至只是為一種調笑罷了。這從曹植的詩中得到印證。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