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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玠辦事公正，認真履行職責，不徇私情。他和崔琰一樣，選用了少小具有真才實學而又清廉正直的人。毛玠還特別強調為官清廉，提倡節儉。在他管理下的滿朝官吏沒有不以廉潔節儉自律的。連曹操都感慨地說：“把人管理到這種地步，使天下的人都恪盡職守，自己管好自己，我是無事可做了！”
崔琰和毛玠在人事部門的工作可謂有聲有色，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可見曹操選賢任能的眼光和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說，崔琰的成功，是曹操用人成功的一個縮影。
不僅如此，曹操在自己的詩歌《短歌行》中提到“我有嘉賓，鼓樂吹笙”，這也是他思才若渴“詩言其志”的一種表現。
唯才是舉 多次詔令能者上
曹操講求唯才是舉，對那些“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他都一概予以任用。
東漢時期，朝廷但凡選才用才，首先注重名節德行、家世族親，而不是是否對國家有利，這就造成了很多名不副實的人入朝為官，人浮於事者大有人在。除了名氣大，沒有一點兒政績，對國家毫無貢獻。曹操看透了這種現象帶來的後果，於是在他發布的幾個“求賢令”中提出了大膽出格的用人標準。《三國志·武帝紀》中記載：“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名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用人的核心是唯才是舉，就是無論其德行高低，只要有才就一律加以任用。這在當時確實是顛覆了傳統，具有超前的意義。曹操的這種用人思想，很好地切合了非典型時期——亂世不拘一格的選人用人方式，說明他確實是一個善識時務、因時而變的英雄。
“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確實為曹操匯集了不少人才。他的一些主要將領，有的提拔於行伍之中（如于禁、樂進），有的曾經效力於敵手（如荀彧、郭嘉），有的發現於降軍之中（如張遼、徐晃）。可謂來源廣泛，不一而足。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剛開始在袁紹帳下效力，沒想到袁紹鼠目寸光，而且優柔寡斷，善於謀事卻又難以作出決斷，很難成就一番大事業。跟著他等於葬送了一生抱負天下的願望，於是毅然離開了袁紹，在荀彧的推薦下投靠了曹操，給曹操作謀士。曹操很器重他，他屢屢出奇謀妙計，扭轉局面，使戰爭的局勢對曹軍有利。可惜，不幸染病早死。赤壁之戰失敗後，曹操曾痛哭郭嘉：“如果奉孝在，不至於如此大敗。”可見曹操對像郭嘉這樣難得的人才不幸早死的痛惜之情。
為了網羅人才，曹操曾多次下求賢令。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要求各地地方長官推薦人，要求無論是像姜太公一樣懷著“美玉的”奇才，還是像陳平那樣落魄的能人，都可以輔佐治理國家。英雄不嫌出身低，只要有能力，他都會量才任用。
這個法令頒布後，孔融、禰衡等有才華的人都紛紛而來，為曹操獻計獻策。曹操還下令分發“意見表”，以此鼓勵大家多提意見，廣納良言。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他的第二道專門針對“唯才是舉”法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其中，他對“有才而無德”的功利主義用人方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真正的“人才”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絕不能因其“德行一般”而荒廢了才能。負責人才選拔推薦的官員，應該深深體會到我的心意，使有才之士不被遺漏，國家的大政方針得以順利推行。
曹操還具體舉例說明：蘇秦在歷史上一直被傳統儒學之士所不齒，主要是在於他們的家世不好，品德可謂惡劣。但是，曹操卻公開表示，這樣的人是當前急需的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曹操再下“舉賢勿拘品行”的法令，繼續奉行“重才能而輕出身”的用人方針。
才德兼備固然最理想，但戰亂時期不同於和平時期，退而求其次，“有才無德”的人只要善於運用，也可為國效勞，為何不好好利用呢？這樣的人在特殊時期仍被委以重任，更會珍惜知遇之恩，鞠躬盡力。曹操對“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委以大任，的確體現了他“為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一貫風格。
這三道求賢令一道比一道具體，求賢的心情也越發迫切。究其原因，一方面，曹操的年齡越來越大，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任務卻看似遙遙無期。因此，他的這種心情就在求賢令上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另一方面，三國都對人才非常重視，對人才不斷爭奪，再加上時間的推移和戰爭的摧殘，人才越發難以發現。這就不得不讓曹操下令讓所有的部屬盡力發現人才、舉薦人才，特別是舉薦，發現以前因為各種原因而不用的，現在隱藏在民間的那些奇才、高人們。其最終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開闢人才資源，以滿足人才不斷擴張的需求。
當然，曹操的“唯才是舉”並不是真的放棄傳統、沒有底線、完全不要德行和個人素質。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入主兗州，當了州牧後，曾任命東平人畢偡為別駕。後來，張邈叛變，扣押了畢偡的母親、弟弟、妻子兒女等親屬。曹操知道後，對畢偡說：“你的老母家人被張邈扣押，你可以到張邈那邊去。”
崔琰和毛玠在人事部門的工作可謂有聲有色，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可見曹操選賢任能的眼光和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說，崔琰的成功，是曹操用人成功的一個縮影。
不僅如此，曹操在自己的詩歌《短歌行》中提到“我有嘉賓，鼓樂吹笙”，這也是他思才若渴“詩言其志”的一種表現。
唯才是舉 多次詔令能者上
曹操講求唯才是舉，對那些“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他都一概予以任用。
東漢時期，朝廷但凡選才用才，首先注重名節德行、家世族親，而不是是否對國家有利，這就造成了很多名不副實的人入朝為官，人浮於事者大有人在。除了名氣大，沒有一點兒政績，對國家毫無貢獻。曹操看透了這種現象帶來的後果，於是在他發布的幾個“求賢令”中提出了大膽出格的用人標準。《三國志·武帝紀》中記載：“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名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用人的核心是唯才是舉，就是無論其德行高低，只要有才就一律加以任用。這在當時確實是顛覆了傳統，具有超前的意義。曹操的這種用人思想，很好地切合了非典型時期——亂世不拘一格的選人用人方式，說明他確實是一個善識時務、因時而變的英雄。
“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確實為曹操匯集了不少人才。他的一些主要將領，有的提拔於行伍之中（如于禁、樂進），有的曾經效力於敵手（如荀彧、郭嘉），有的發現於降軍之中（如張遼、徐晃）。可謂來源廣泛，不一而足。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剛開始在袁紹帳下效力，沒想到袁紹鼠目寸光，而且優柔寡斷，善於謀事卻又難以作出決斷，很難成就一番大事業。跟著他等於葬送了一生抱負天下的願望，於是毅然離開了袁紹，在荀彧的推薦下投靠了曹操，給曹操作謀士。曹操很器重他，他屢屢出奇謀妙計，扭轉局面，使戰爭的局勢對曹軍有利。可惜，不幸染病早死。赤壁之戰失敗後，曹操曾痛哭郭嘉：“如果奉孝在，不至於如此大敗。”可見曹操對像郭嘉這樣難得的人才不幸早死的痛惜之情。
為了網羅人才，曹操曾多次下求賢令。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要求各地地方長官推薦人，要求無論是像姜太公一樣懷著“美玉的”奇才，還是像陳平那樣落魄的能人，都可以輔佐治理國家。英雄不嫌出身低，只要有能力，他都會量才任用。
這個法令頒布後，孔融、禰衡等有才華的人都紛紛而來，為曹操獻計獻策。曹操還下令分發“意見表”，以此鼓勵大家多提意見，廣納良言。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他的第二道專門針對“唯才是舉”法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其中，他對“有才而無德”的功利主義用人方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真正的“人才”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絕不能因其“德行一般”而荒廢了才能。負責人才選拔推薦的官員，應該深深體會到我的心意，使有才之士不被遺漏，國家的大政方針得以順利推行。
曹操還具體舉例說明：蘇秦在歷史上一直被傳統儒學之士所不齒，主要是在於他們的家世不好，品德可謂惡劣。但是，曹操卻公開表示，這樣的人是當前急需的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曹操再下“舉賢勿拘品行”的法令，繼續奉行“重才能而輕出身”的用人方針。
才德兼備固然最理想，但戰亂時期不同於和平時期，退而求其次，“有才無德”的人只要善於運用，也可為國效勞，為何不好好利用呢？這樣的人在特殊時期仍被委以重任，更會珍惜知遇之恩，鞠躬盡力。曹操對“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委以大任，的確體現了他“為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一貫風格。
這三道求賢令一道比一道具體，求賢的心情也越發迫切。究其原因，一方面，曹操的年齡越來越大，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任務卻看似遙遙無期。因此，他的這種心情就在求賢令上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另一方面，三國都對人才非常重視，對人才不斷爭奪，再加上時間的推移和戰爭的摧殘，人才越發難以發現。這就不得不讓曹操下令讓所有的部屬盡力發現人才、舉薦人才，特別是舉薦，發現以前因為各種原因而不用的，現在隱藏在民間的那些奇才、高人們。其最終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開闢人才資源，以滿足人才不斷擴張的需求。
當然，曹操的“唯才是舉”並不是真的放棄傳統、沒有底線、完全不要德行和個人素質。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入主兗州，當了州牧後，曾任命東平人畢偡為別駕。後來，張邈叛變，扣押了畢偡的母親、弟弟、妻子兒女等親屬。曹操知道後，對畢偡說：“你的老母家人被張邈扣押，你可以到張邈那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