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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詩從董卓涼州軍的殘暴及蔡琰被涼州軍的亂兵所虜寫起，然後寫被匈奴兵擄走的處境之悲慘，從而揭露了涼州軍和匈奴兵的殘暴，反映了被虜者的悲慘遭遇和不幸的生活。詩中還寫了自己在匈奴時的思鄉之情。而當聽說曹操要贖她回漢，左賢王又不同意孩子同歸時，用“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的字句把同親生骨肉生離如同死別的痛苦、矛盾心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最後寫她再嫁董祀，算是有了一個歸宿，“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但也隱隱透出因感到自身“鄙賤”而怕遭到遺棄的意思。整首詩描寫可謂情真意切，句句是作者的血淚而成。
《悲憤詩》則通過對自己慘痛遭遇的回顧，反映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現象和廣大人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是一首具有強烈感人力量的抒情詩，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是建安文壇上一篇現實主義佳作。
蔡文姬的詩體現了真摯的感情，哀怨時如泣如訴，憤懣時洶湧澎湃。這種風格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曹操把蔡文姬贖回來，既是他愛才惜才的一貫作風，也是有感於蔡邕無後而痛心，卻也為保存古代典籍文獻作出了貢獻。蔡文姬有機會成為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第一位傑出的女詩人，不能不說有曹操的功勞。因此，歷史上把“文姬歸漢”傳為美談。
第四篇 人才管理——天下英才盡歸我用
第一章 唯才是舉：求賢若渴廣攬人才
求才若渴 廣納天下之良士
天下之爭，其實就是人才之爭。諸雄爭霸，最後的勝利者，往往不是最勇猛的，而是最善於用人的。最著名的就是劉邦，自己既無大才，更無大德，卻能善用張良、韓信一干人等，最終奪取天下。
曹操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而且頗有學識，從古人的經典著作中學到不少經驗與教訓，因而更加重視人才的收羅和使用，這是曹操能以英雄流傳千古的原因之一。
曹操最初起事時，其集團尚小，他可以親自處理具體軍政事務，此時，他既是統帥又是謀士。待到後來兵多勢廣，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便把自己置於統帥的地位，而把自己手下的將領置於將才之列。統帥和將才的區別在於：前者下達命令，後者執行命令。此時，他便更加清楚籠絡人才，招賢納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事實上，曹操之所以能滅袁紹、呂布等大小軍閥，威逼江東、取西涼，成就大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比劉備、孫權更能搜羅人才、使用人才。也就是說，曹操勝在“謀其人也”。
曹操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一件大事來對待，每得一人才，往往忘乎所以，甚至比打了勝仗還要高興。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占據荊州後，一一論功封賞，蒯越等十五人被封侯。蒯越字異度，原為大將軍何進的東曹掾。曾勸何進誅宦官，何進猶豫不決。蒯越知其必敗，出奔劉表，成為劉表的重要謀士。像曹操這麼愛才的人，早就想得到蒯越了。平定荊州後，即任蒯越為光祿勛，並高興地說：“不是因為得到了荊州才這麼高興，而是因為得到了蒯異度啊！”由此可見，曹操把得到人才看得比地盤更重要，所謂“得一城一池容易，得一人才難”。
此外，荊州名士韓嵩也得到重用。韓嵩字德高，官渡之戰時曾和蒯越同勸劉表歸附曹操。劉表拿不定主意，決定派韓嵩先到曹操那裡探聽一下虛實。韓嵩推辭說：“將軍如真有打算歸附曹操，派我前去可以。如果沒有拿定主意，只是探聽曹操的口風，最好不要派我去。因為我到許都後，如果朝廷給我一官半職，我不得不從命。這樣一來，就不能再為將軍效力了。希望將軍慎重考慮！”
劉表仍堅持要韓嵩去。果然，韓嵩到許都後，被任命為侍中、零陵太守。劉表要殺韓嵩，但韓嵩有言在先，加上眾人求情，最後只把他關押了起來。曹操到荊州後，立即把韓嵩從監獄中釋放。韓嵩在養病期間，曹操就已經將大鴻臚的印綬授給他，並請韓嵩品評荊州士人優劣，凡韓嵩推舉的一律加以任用，可見其對韓嵩的重視和信任。
由此可見，曹操對人才的渴求是第一位的。隨著地盤的擴張，人才的聚集，對眾多能人賢士的有效管理便成了當務之急。曹操注意發揮東曹、西曹，也就是人事部門的作用。曹操“唯才是舉”用人方針得以順利執行，東、西曹的官員功不可沒。
崔琰是第一個被曹操選中的掾屬。崔琰博通經學，秉性耿直。他先跟隨袁紹，袁紹死後託病不出來輔佐袁尚、袁譚，被關進監獄。曹操平定冀州後，任崔琰為別駕從事。他洋洋得意地對崔琰說：“我昨天查看了冀州的戶籍，估計可得30萬兵眾，真可算是個大州啊！”
崔琰聽後，沒有迎合曹操，而是痛心地說：“如今天下混亂，冀州百姓的屍骨還暴露在荒野。我沒聽到我軍士慰問百姓，解救生靈塗炭，明公卻在這裡算計收穫，這難道是百姓所盼望的嗎？”曹操聽了，收斂起得意的面容，向崔琰表示歉意和感謝。
崔琰德才兼備，而且正直清廉、知人善用。曹操做了魏王后，提拔崔琰為尚書，全面負責中央的人事工作。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他很早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眾臣，修耕植以蓄軍資”的建議，並被曹操採納。他清廉公正，也是一個德才兼備的官員。曹操很賞識他，把他安排在東曹掾的職位上。
《悲憤詩》則通過對自己慘痛遭遇的回顧，反映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現象和廣大人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是一首具有強烈感人力量的抒情詩，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是建安文壇上一篇現實主義佳作。
蔡文姬的詩體現了真摯的感情，哀怨時如泣如訴，憤懣時洶湧澎湃。這種風格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曹操把蔡文姬贖回來，既是他愛才惜才的一貫作風，也是有感於蔡邕無後而痛心，卻也為保存古代典籍文獻作出了貢獻。蔡文姬有機會成為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第一位傑出的女詩人，不能不說有曹操的功勞。因此，歷史上把“文姬歸漢”傳為美談。
第四篇 人才管理——天下英才盡歸我用
第一章 唯才是舉：求賢若渴廣攬人才
求才若渴 廣納天下之良士
天下之爭，其實就是人才之爭。諸雄爭霸，最後的勝利者，往往不是最勇猛的，而是最善於用人的。最著名的就是劉邦，自己既無大才，更無大德，卻能善用張良、韓信一干人等，最終奪取天下。
曹操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而且頗有學識，從古人的經典著作中學到不少經驗與教訓，因而更加重視人才的收羅和使用，這是曹操能以英雄流傳千古的原因之一。
曹操最初起事時，其集團尚小，他可以親自處理具體軍政事務，此時，他既是統帥又是謀士。待到後來兵多勢廣，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便把自己置於統帥的地位，而把自己手下的將領置於將才之列。統帥和將才的區別在於：前者下達命令，後者執行命令。此時，他便更加清楚籠絡人才，招賢納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事實上，曹操之所以能滅袁紹、呂布等大小軍閥，威逼江東、取西涼，成就大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比劉備、孫權更能搜羅人才、使用人才。也就是說，曹操勝在“謀其人也”。
曹操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一件大事來對待，每得一人才，往往忘乎所以，甚至比打了勝仗還要高興。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占據荊州後，一一論功封賞，蒯越等十五人被封侯。蒯越字異度，原為大將軍何進的東曹掾。曾勸何進誅宦官，何進猶豫不決。蒯越知其必敗，出奔劉表，成為劉表的重要謀士。像曹操這麼愛才的人，早就想得到蒯越了。平定荊州後，即任蒯越為光祿勛，並高興地說：“不是因為得到了荊州才這麼高興，而是因為得到了蒯異度啊！”由此可見，曹操把得到人才看得比地盤更重要，所謂“得一城一池容易，得一人才難”。
此外，荊州名士韓嵩也得到重用。韓嵩字德高，官渡之戰時曾和蒯越同勸劉表歸附曹操。劉表拿不定主意，決定派韓嵩先到曹操那裡探聽一下虛實。韓嵩推辭說：“將軍如真有打算歸附曹操，派我前去可以。如果沒有拿定主意，只是探聽曹操的口風，最好不要派我去。因為我到許都後，如果朝廷給我一官半職，我不得不從命。這樣一來，就不能再為將軍效力了。希望將軍慎重考慮！”
劉表仍堅持要韓嵩去。果然，韓嵩到許都後，被任命為侍中、零陵太守。劉表要殺韓嵩，但韓嵩有言在先，加上眾人求情，最後只把他關押了起來。曹操到荊州後，立即把韓嵩從監獄中釋放。韓嵩在養病期間，曹操就已經將大鴻臚的印綬授給他，並請韓嵩品評荊州士人優劣，凡韓嵩推舉的一律加以任用，可見其對韓嵩的重視和信任。
由此可見，曹操對人才的渴求是第一位的。隨著地盤的擴張，人才的聚集，對眾多能人賢士的有效管理便成了當務之急。曹操注意發揮東曹、西曹，也就是人事部門的作用。曹操“唯才是舉”用人方針得以順利執行，東、西曹的官員功不可沒。
崔琰是第一個被曹操選中的掾屬。崔琰博通經學，秉性耿直。他先跟隨袁紹，袁紹死後託病不出來輔佐袁尚、袁譚，被關進監獄。曹操平定冀州後，任崔琰為別駕從事。他洋洋得意地對崔琰說：“我昨天查看了冀州的戶籍，估計可得30萬兵眾，真可算是個大州啊！”
崔琰聽後，沒有迎合曹操，而是痛心地說：“如今天下混亂，冀州百姓的屍骨還暴露在荒野。我沒聽到我軍士慰問百姓，解救生靈塗炭，明公卻在這裡算計收穫，這難道是百姓所盼望的嗎？”曹操聽了，收斂起得意的面容，向崔琰表示歉意和感謝。
崔琰德才兼備，而且正直清廉、知人善用。曹操做了魏王后，提拔崔琰為尚書，全面負責中央的人事工作。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他很早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眾臣，修耕植以蓄軍資”的建議，並被曹操採納。他清廉公正，也是一個德才兼備的官員。曹操很賞識他，把他安排在東曹掾的職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