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頁
[26]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104-108。
[27] 分見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諭，《世宗實錄》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諭，《高宗實錄》卷47。
[28] 嘉慶《達州志》卷49，引《論語·堯曰》；按：《論語》全句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亦可為政府勸農作一解答。
[29] 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耕地面積”，《清史研究》1992：3。
[30]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7。
[31] 據說，1950年1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曾說，中國人吃飯難是個普遍的大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展農業，擴大糧食耕作面積。見《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75；其後的改變，見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1964年。
[32] 《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頁96、129。
[33] 以上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64。
[34]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83。
[35]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90-91。
[36] 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278。
[37] 參見劉燈：“小農經濟論辯”，碩士畢業論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37；“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海洋出版社，1999，多處。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聖祖諭：“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征錢糧也”（《聖祖實錄》卷249）；雍正二年閏四月世宗硃批：署廣西巡撫韓良輔“此奏之可嘉，不可盡述。此開墾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為念，錢糧起科皆末節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冊947頁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實錄》卷389。
[40]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懷瑾：《論語別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實錄》卷695；所謂“餘三餘一”，參見《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44] 這是十八世紀甚至是整個清代最大的一次災害，參見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及相關著作。
[45]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兩章。
[46] 參見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美）《知識分子》1987：秋季號。
[47] 參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們的尼堪國，富人多占土地，僱人耕種，吃不完的糧食就賣。窮人因為沒有土地，也沒有糧，……乞食而生。富人積糧腐爛，聚集財物收藏無用，不如養那樣乞食身無一物的窮人為好。……我今計田，一男種糧的田五晌，種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給。……從此，先前討飯的人，不再討飯了”，遼寧大學歷史學：清初史料叢刊第一種，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第二分冊，1979，頁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戶部侍郎寒德奏請設立井田，於是利用內務府餘地20000畝，將八旗無產業人中16歲以上、60歲以下者，派往耕種。各受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間百畝為公田，《世宗實錄》卷21；南懷瑾認為，這件事，雍正在文書中，便有“同力共養”的要求，如從現代人的觀念來講，等於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實驗農場，《原本大學微言》，頁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慶兩朝奏議》。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實錄》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實錄》卷201。
[53]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9；另見晏斯盛三疏，《皇朝經世文編》卷40。其後又有梁暢善、劉天成等請行均田。高宗諭：三代井田之法，豈非王政之善？“此亦宜於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誰肯先公後私”？均田亦稱善政，而“無論奪富以益貧萬萬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餘，亦終不能補貧人之不足，勢必致貧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貧。”劉天成此奏，“若以為嘉奏疏則可，若以為目今治世只良法，則未然”，陳振漢等編《清實錄經濟史資料》農業編第一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約最近於傳統的“均田制”，參見高王凌：“當代改革的歷史依託”（未刊文稿，1987）。
[27] 分見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諭，《世宗實錄》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諭，《高宗實錄》卷47。
[28] 嘉慶《達州志》卷49，引《論語·堯曰》；按：《論語》全句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亦可為政府勸農作一解答。
[29] 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耕地面積”，《清史研究》1992：3。
[30]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7。
[31] 據說，1950年1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曾說，中國人吃飯難是個普遍的大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展農業，擴大糧食耕作面積。見《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75；其後的改變，見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1964年。
[32] 《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頁96、129。
[33] 以上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64。
[34]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83。
[35]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90-91。
[36] 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278。
[37] 參見劉燈：“小農經濟論辯”，碩士畢業論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37；“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海洋出版社，1999，多處。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聖祖諭：“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征錢糧也”（《聖祖實錄》卷249）；雍正二年閏四月世宗硃批：署廣西巡撫韓良輔“此奏之可嘉，不可盡述。此開墾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為念，錢糧起科皆末節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冊947頁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實錄》卷389。
[40] 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懷瑾：《論語別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實錄》卷695；所謂“餘三餘一”，參見《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44] 這是十八世紀甚至是整個清代最大的一次災害，參見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及相關著作。
[45]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兩章。
[46] 參見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美）《知識分子》1987：秋季號。
[47] 參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們的尼堪國，富人多占土地，僱人耕種，吃不完的糧食就賣。窮人因為沒有土地，也沒有糧，……乞食而生。富人積糧腐爛，聚集財物收藏無用，不如養那樣乞食身無一物的窮人為好。……我今計田，一男種糧的田五晌，種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給。……從此，先前討飯的人，不再討飯了”，遼寧大學歷史學：清初史料叢刊第一種，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第二分冊，1979，頁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戶部侍郎寒德奏請設立井田，於是利用內務府餘地20000畝，將八旗無產業人中16歲以上、60歲以下者，派往耕種。各受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間百畝為公田，《世宗實錄》卷21；南懷瑾認為，這件事，雍正在文書中，便有“同力共養”的要求，如從現代人的觀念來講，等於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實驗農場，《原本大學微言》，頁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慶兩朝奏議》。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實錄》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實錄》卷201。
[53]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9；另見晏斯盛三疏，《皇朝經世文編》卷40。其後又有梁暢善、劉天成等請行均田。高宗諭：三代井田之法，豈非王政之善？“此亦宜於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誰肯先公後私”？均田亦稱善政，而“無論奪富以益貧萬萬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餘，亦終不能補貧人之不足，勢必致貧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貧。”劉天成此奏，“若以為嘉奏疏則可，若以為目今治世只良法，則未然”，陳振漢等編《清實錄經濟史資料》農業編第一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約最近於傳統的“均田制”，參見高王凌：“當代改革的歷史依託”（未刊文稿，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