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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崇信“進化論”的人士看來，“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強，其實，這都是不一定的。[85]我倒覺得，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國的傳統並不一定就那麼不好，她也並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偉大思想。
也許，這樣我們就可以端正心態，放寬視野，坦然地面對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 *
[1] 胡明輝：“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2期，2001·9，他說：在魏源筆下，陳宏謀不但是十八世紀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紀經世學的開路先鋒，參見羅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據說，曾國藩即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320。
[2] 筆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的序言中寫道：在提議“著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義的歷史問題”的同時，我在學術方法上的一向主張，是“正面觀察”和“貫通古今”。所謂“正面觀察”，即非“反面來看”，對歷史百般挑剔、專一股“倒霉看反面”；“貫通古今”，即是在當代經驗與歷史研究對象之間來回對比參照，有時可能還要不止一次地反覆對照，亦有不可抹殺主體及其當代經驗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實，馬林諾斯基早在《江村經濟》“序”中就寫過（我只是最近才讀到它）：研究歷史可以把遙遠的記載作為起點，推向後世；亦可把現狀作為活的歷史，追溯過去。兩種方法互為補充，且須同時使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法國年鑑派學者也曾提出，既要“通過過去理解現在”，也要“通過現在理解過去”；歷史活動有雙重作用，一使現時歷史化，一使歷史現時化（見勒高夫等：《新史學》，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頁14、77）。
[3] 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4：1（1987：秋季號），及同期黃仁宇的文章。
[4]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
[5] 這裡我倒想推介美國學者斯科特（Scott）的“國家清晰化”理論，對於二十世紀（也包括十八世紀）的中國史來說，它比所謂“工業化”的觀點更有分析力，涵蓋面更廣，參見《國家的視角》（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4；與之類似的，可能還有黃仁宇（R·Huang）的“數目字管理”，等等。
[6] 參見《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三聯書店，1992，頁29—31。
[7] 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國學者施堅雅認為，當時中國人口沒有若是之多，關於這一問題的不同意見，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大象出版社，鄭州，2003，頁94-95、128-129。
[10] 參見吳欣（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知識分子》，3：4，1987年夏季號，頁115，《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38。
[11] 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實錄》卷7。《清史稿·曹一士傳》：高宗即位，諭群臣更番入對。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讀諭旨，曰‘百姓安則朕躬安’，大哉王言，聞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擇督撫守令，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及各省開墾流弊，“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傳誦”。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諭，《高宗實錄》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諭，《高宗實錄》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諭，《高宗實錄》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隨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諭，《高宗實錄》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諭，《高宗實錄》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仆名色，對此南懷瑾認為，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是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學微言》，頁655、656。
[19] 《國家的視角》，頁36。
[20] 《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頁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實錄》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實錄》卷169。
[23] “諮詢地方利弊諭”，《培遠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陳宏謀：《耕講堂雜錄》。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說：王夫之在《讀＜通鑑 ＞論》中說，北魏皇帝叫州縣的父母官兒下基層勸農民種這種那，其實只是添亂、擾民，只會對正常的農業生產起到干擾的作用。這是因為，“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農民他會不知道應該把地種好？會不知道什麼土地適宜種植什麼？當下重溫“王夫之定律”，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我們所耳聞目睹的現代“勸農篇”還少嗎？黃波：“‘三農’問題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也許，這樣我們就可以端正心態，放寬視野，坦然地面對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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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明輝：“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2期，2001·9，他說：在魏源筆下，陳宏謀不但是十八世紀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紀經世學的開路先鋒，參見羅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1）；據說，曾國藩即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320。
[2] 筆者曾在《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的序言中寫道：在提議“著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義的歷史問題”的同時，我在學術方法上的一向主張，是“正面觀察”和“貫通古今”。所謂“正面觀察”，即非“反面來看”，對歷史百般挑剔、專一股“倒霉看反面”；“貫通古今”，即是在當代經驗與歷史研究對象之間來回對比參照，有時可能還要不止一次地反覆對照，亦有不可抹殺主體及其當代經驗之意（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其實，馬林諾斯基早在《江村經濟》“序”中就寫過（我只是最近才讀到它）：研究歷史可以把遙遠的記載作為起點，推向後世；亦可把現狀作為活的歷史，追溯過去。兩種方法互為補充，且須同時使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法國年鑑派學者也曾提出，既要“通過過去理解現在”，也要“通過現在理解過去”；歷史活動有雙重作用，一使現時歷史化，一使歷史現時化（見勒高夫等：《新史學》，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頁14、77）。
[3] 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知識分子》（美國）4：1（1987：秋季號），及同期黃仁宇的文章。
[4]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
[5] 這裡我倒想推介美國學者斯科特（Scott）的“國家清晰化”理論，對於二十世紀（也包括十八世紀）的中國史來說，它比所謂“工業化”的觀點更有分析力，涵蓋面更廣，參見《國家的視角》（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4；與之類似的，可能還有黃仁宇（R·Huang）的“數目字管理”，等等。
[6] 參見《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三聯書店，1992，頁29—31。
[7] 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3。
[8] 美國學者施堅雅認為，當時中國人口沒有若是之多，關於這一問題的不同意見，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3。
[9] 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大象出版社，鄭州，2003，頁94-95、128-129。
[10] 參見吳欣（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知識分子》，3：4，1987年夏季號，頁115，《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38。
[11] 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517。
[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高宗實錄》卷7。《清史稿·曹一士傳》：高宗即位，諭群臣更番入對。御史曹一士上疏言：“敬讀諭旨，曰‘百姓安則朕躬安’，大哉王言，聞者皆感涕”，遂上疏言慎擇督撫守令，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及各省開墾流弊，“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傳誦”。
[13]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諭，《高宗實錄》卷16。
[1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諭，《高宗實錄》卷3。
[1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諭，《高宗實錄》卷47。按：在明代，地方官是不能隨便出城的。
[16] 乾隆八年十一月庚辰諭，《高宗實錄》卷204。
[17] 乾隆九年正月壬午諭，《高宗實錄》卷208。
[18] 如雍正朝曾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仆名色，對此南懷瑾認為，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是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原本大學微言》，頁655、656。
[19] 《國家的視角》，頁36。
[20] 《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頁93、108。
[21] 雍正二年二月癸丑，《世宗實錄》卷16。
[22]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實錄》卷169。
[23] “諮詢地方利弊諭”，《培遠堂偶存稿·文檄》卷17，乾隆九年三月。
[24] 陳宏謀：《耕講堂雜錄》。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說：王夫之在《讀＜通鑑 ＞論》中說，北魏皇帝叫州縣的父母官兒下基層勸農民種這種那，其實只是添亂、擾民，只會對正常的農業生產起到干擾的作用。這是因為，“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農民他會不知道應該把地種好？會不知道什麼土地適宜種植什麼？當下重溫“王夫之定律”，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我們所耳聞目睹的現代“勸農篇”還少嗎？黃波：“‘三農’問題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