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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紀的作為，與一個現代政府還有很大的距離。隨著所謂“現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國都開始追求農業產量的增加，以及國家稅收的提高。盡力增產遂成為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也許這正是清代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一個原因？儘管中國仍未脫出一個“非充分發展”（“發展不充分”）經濟。[37]儘管清代政府發展經濟的目標，並不在於增加稅收。[38]；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報墾荒事宜；“臣恭繹諭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勵墾荒諭），總以開墾為足民本計，非欲增收課賦。”硃批：“嘉是覽之”（《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5冊955頁）；乾隆十三年五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朝廷恩意，惟在盡地利以養窮民，不在復荒額而增賦稅”（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1143號）；關於清代的“不加賦”政策，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022。）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努力中，在這一問題上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就是在生產的制度選擇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預和規劃種植，雖然它最終讓位給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就是這點，在清朝也不是沒有先例。如乾隆初年決定禁止“踩麯燒鍋”，不久之後也與煙禁一起放棄，高宗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皆此類也”。[39]
於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密切關聯。
七、福利國家
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把維持大眾福利置於最優先的地位”，美國學者王國斌（R·Bin Wong）寫道，“國家視農民的物質福利為最重大的問題”。以前政府重視的是授田和開墾荒地，但到明清時期，“國家對農民物質福利的注意重點，從生產性活動轉到了消費”。國家制定政策來穩定許多物資——特別是糧食——的供給。為此，清朝創建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系統。中央向地方官員收集關於糧價、氣候和降雨的資料，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發生嚴重缺糧以及如何做出反應。國家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干預食物供給狀況，其核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系統，代表著官方對人民物質福利的責任。這些做法在歐洲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更遑論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學者李伯重說，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41]
“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南懷謹回答說，“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過，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現在才是由政府做。[42]這樣說來，中國在十八世紀，豈不是已經進入了“現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擴大糧食倉儲的努力達到了一個高峰，其目標是把原有的倉儲數量予以成倍的擴大。在鼓勵私人捐監的同時，也依靠官府的採買。為此一度打算敞開收購餘糧，議行田賦徵實，以期“餘三餘一”、“一勞永逸”地解決糧政和糧食問題。[43]同時，破格賑糶救濟（如平糶不拘額數、於四鄉設廠、借糧減息免息、增加賑濟面、正賑外復設加賑等）。諭：“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並為之完善了糧價呈報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統計制度（清初以來九十餘年只統計“人丁”而非大小男婦人口）。
乾隆初年糧政新措施實行的結果，使“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並在乾隆七-八年兩江、直隸大災的賑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後，即發現了新的問題：糧價上漲（可見追求“平價供應”，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標之一）。經過各省督撫匯議，發現問題的癥結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儲存這麼多的糧食，和實施這樣的“福利主義”？政府究竟應在社會經濟事務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結論說：“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終於認識到，“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
乾隆初年的糧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個高峰，也把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它雖未曾取消民間市場行為，卻無異於把它置於某種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賴政府組織本身的能力，來一舉解決賑災、濟貧、吃飯等全部糧食問題。這顯然構成了近幾百年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紀的有關努力能夠與之相比。[45]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現代國家的那些出於良好用意而設計的項目，為什麼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悲劇”？從這種角度看來，乾隆時期的上述努力，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46]
也許，缺乏對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紀的糧政事件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特別是最後二十五年）的相關問題。
八、議改土地制度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努力中，在這一問題上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就是在生產的制度選擇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預和規劃種植，雖然它最終讓位給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就是這點，在清朝也不是沒有先例。如乾隆初年決定禁止“踩麯燒鍋”，不久之後也與煙禁一起放棄，高宗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皆此類也”。[39]
於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密切關聯。
七、福利國家
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把維持大眾福利置於最優先的地位”，美國學者王國斌（R·Bin Wong）寫道，“國家視農民的物質福利為最重大的問題”。以前政府重視的是授田和開墾荒地，但到明清時期，“國家對農民物質福利的注意重點，從生產性活動轉到了消費”。國家制定政策來穩定許多物資——特別是糧食——的供給。為此，清朝創建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系統。中央向地方官員收集關於糧價、氣候和降雨的資料，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發生嚴重缺糧以及如何做出反應。國家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干預食物供給狀況，其核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系統，代表著官方對人民物質福利的責任。這些做法在歐洲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更遑論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學者李伯重說，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41]
“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南懷謹回答說，“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過，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現在才是由政府做。[42]這樣說來，中國在十八世紀，豈不是已經進入了“現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擴大糧食倉儲的努力達到了一個高峰，其目標是把原有的倉儲數量予以成倍的擴大。在鼓勵私人捐監的同時，也依靠官府的採買。為此一度打算敞開收購餘糧，議行田賦徵實，以期“餘三餘一”、“一勞永逸”地解決糧政和糧食問題。[43]同時，破格賑糶救濟（如平糶不拘額數、於四鄉設廠、借糧減息免息、增加賑濟面、正賑外復設加賑等）。諭：“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並為之完善了糧價呈報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統計制度（清初以來九十餘年只統計“人丁”而非大小男婦人口）。
乾隆初年糧政新措施實行的結果，使“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並在乾隆七-八年兩江、直隸大災的賑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後，即發現了新的問題：糧價上漲（可見追求“平價供應”，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標之一）。經過各省督撫匯議，發現問題的癥結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儲存這麼多的糧食，和實施這樣的“福利主義”？政府究竟應在社會經濟事務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結論說：“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終於認識到，“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
乾隆初年的糧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個高峰，也把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它雖未曾取消民間市場行為，卻無異於把它置於某種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賴政府組織本身的能力，來一舉解決賑災、濟貧、吃飯等全部糧食問題。這顯然構成了近幾百年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紀的有關努力能夠與之相比。[45]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現代國家的那些出於良好用意而設計的項目，為什麼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悲劇”？從這種角度看來，乾隆時期的上述努力，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46]
也許，缺乏對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紀的糧政事件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特別是最後二十五年）的相關問題。
八、議改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