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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在政府權力擴張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標之時，出現了對於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討論，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問題是中國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儘管從宋代以來政府已很少干預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主張恢復井田，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復”；李塨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等問題。[47]但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影響。倒是滿人在占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占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48]
雍正年間，政府曾在旗地上設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說：
“……（限田之說）本之漢儒，而審時度勢，萬不可行。蓋井田既廢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貧富不可強而同。新莽以天下田為王田，禁民不得賣買，遂致民困思亂。西晉以降有行之者，而廢壞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嘗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據為施行之證。故黃義剛問限田於蘇軾，而軾以為戲論。前人豈無復古之意？正之奪富予貧為拂人情而違土俗，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
並指出實行限田的實際困難：
“況我朝承平日久，戶口殷繁，州縣田畝俱有定數，如江、浙等省地狹人稠，必令人各五十畝，安得如許之田？即川、陝等省似乎土滿，而以人計地，亦不能各足五十畝。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難，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貧民各置五十畝之數。此無論田多之人花名詭寄，諸弊叢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無違，而現在貧民未有置產之資，反失佃種之業，轉致失所，勢有必然，……為害甚大，決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變是一件多麼艱巨的事情，而僅就限田而言，實行起來也確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但高宗對王大臣等意見，並不以為然，諭：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尚有直贛之氣、近理之語，……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為不可，……”[51]
對改變田制的議論，不但不願處治，言下之意還頗為嘉許。因此在這之後，仍不斷有議論田制的意見出現。直至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爭於上前，無所撓挫”，高宗諭：
“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說也。因示諭云：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52]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但從此清代田制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較而言，二十世紀就儼然是一個“土地制度變革”的世紀。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再到“集體化”，和其後的“包產到戶”，於二百年後，終於實現了傳統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後也終於發現，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後能否即實現農業的成長，以及土地的“出讓”（租佃）、“轉移”（買賣）等一系列的問題。
九、干預租佃關係
康熙年間，政府屢次蠲免田賦，也屢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徵佃戶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於免除歷年積欠錢糧之時，再次“勸減佃租”：
“（蠲免積欠，佃戶未被恩澤）若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徒滋紛擾。……近聞江南已有向義樂輸之業戶，情願蠲免佃戶之租者，……朕實嘉悅。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彼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55]
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同年，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豫省交租之例，改為按受災分數減租，得旨允行。[56]尋因御史陳其凝奏，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制爭奪，必滋擾累。議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諭旨，實力奉行。[57]無疑問的，在所有政策制訂中都存在著一個可行性問題，特別是對那些要在廣大地區長時期中長期實施的政策來說，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閱《山東通志》內載聖祖希望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諭旨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
田制問題是中國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儘管從宋代以來政府已很少干預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主張恢復井田，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復”；李塨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等問題。[47]但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影響。倒是滿人在占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占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48]
雍正年間，政府曾在旗地上設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說：
“……（限田之說）本之漢儒，而審時度勢，萬不可行。蓋井田既廢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貧富不可強而同。新莽以天下田為王田，禁民不得賣買，遂致民困思亂。西晉以降有行之者，而廢壞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嘗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據為施行之證。故黃義剛問限田於蘇軾，而軾以為戲論。前人豈無復古之意？正之奪富予貧為拂人情而違土俗，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
並指出實行限田的實際困難：
“況我朝承平日久，戶口殷繁，州縣田畝俱有定數，如江、浙等省地狹人稠，必令人各五十畝，安得如許之田？即川、陝等省似乎土滿，而以人計地，亦不能各足五十畝。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難，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貧民各置五十畝之數。此無論田多之人花名詭寄，諸弊叢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無違，而現在貧民未有置產之資，反失佃種之業，轉致失所，勢有必然，……為害甚大，決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變是一件多麼艱巨的事情，而僅就限田而言，實行起來也確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但高宗對王大臣等意見，並不以為然，諭：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尚有直贛之氣、近理之語，……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為不可，……”[51]
對改變田制的議論，不但不願處治，言下之意還頗為嘉許。因此在這之後，仍不斷有議論田制的意見出現。直至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爭於上前，無所撓挫”，高宗諭：
“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說也。因示諭云：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52]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53]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但從此清代田制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面，如租佃制度等。
比較而言，二十世紀就儼然是一個“土地制度變革”的世紀。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再到“集體化”，和其後的“包產到戶”，於二百年後，終於實現了傳統的“田制”理想。[54]在那以後也終於發現，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後能否即實現農業的成長，以及土地的“出讓”（租佃）、“轉移”（買賣）等一系列的問題。
九、干預租佃關係
康熙年間，政府屢次蠲免田賦，也屢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徵佃戶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於免除歷年積欠錢糧之時，再次“勸減佃租”：
“（蠲免積欠，佃戶未被恩澤）若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徒滋紛擾。……近聞江南已有向義樂輸之業戶，情願蠲免佃戶之租者，……朕實嘉悅。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彼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55]
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同年，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豫省交租之例，改為按受災分數減租，得旨允行。[56]尋因御史陳其凝奏，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制爭奪，必滋擾累。議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諭旨，實力奉行。[57]無疑問的，在所有政策制訂中都存在著一個可行性問題，特別是對那些要在廣大地區長時期中長期實施的政策來說，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閱《山東通志》內載聖祖希望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諭旨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