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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力始盡。”[21]
其一則強調“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資生養贍之源，不可不為亟講”，尤應於“農事”之外，“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全面發展農業。[22]
名臣陳宏謀於每到之處，亦諮詢地方情況，推行適宜物產：
“米麥豆之外，地方出產何物以資民用，小民三時耕鑿而外作何營生；……栽種棉花否，能織布否；曾試種桑養蠶否，能織綢紗否；畜牧之利若何？”[23]
特別重視九穀以外各項生產：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為生財之計者，……勤於一種，必收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24]
根據筆者的個人經歷及所見所聞，這與二十世紀（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政府行為，不能不說極為相似。
政府的這一類行為在後世卻遭致了嚴厲的批判。有謂其所謀不臧者，有謂所產之物無人問津（或根不上市場變化）者，有謂“勸農”反致“傷農”者。[25]
為什麼一定需要官府勸農？農民難道自己不會種地？政府在這裡又能起到什麼難以替代的作用？——在課堂上也常遇到同學（特別是外國留學生）這樣提問，——對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開先須人”，清代地方官員大多出身田間，又多來自東部多種經營比較繁榮的地區，對農業生產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難引入新的生產項目，這是官員勸農所能起到的第一層作用。長期實行的迴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員任職期較短，又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一種地方官員的經常性的流動狀況（如陳宏謀外任30餘年曆12省達21次），無慮增加了生產知識的交流機會。移民對新作物推廣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動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達四方，且挾有官府勢力，推廣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後，引進基本原料及生產方法，是官府勸農可以起到的第二層作用。這些事情，難道不可以由某些社會中層組織來出面承擔，有如現代人們所習見的農種站、銷售公司和種種服務組織？事實是，在清代中國，政府與千百萬的個體小農之間，類似的中層組織儼然一無存在，對於一件新事物的推廣，可能就顯得效率較低、傳布較慢，難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範圍的界限。看起來總不若官府有組織行動那樣雷厲風行、直捷有力。如貴州遵義取得蠶種後，立即能夠組織四鄉學習、推廣，顯然是藉助了基層組織的協助，儘管這種組織在今天看來還很“軟弱”。
官府行為的又一個優勢，是有財政方面的支持，而這是不計收益，甚至是不需還本和無息可計的。例如在山蠶的推廣中，購種、運送、雇募匠師、置辦器械、設立場所，在在需要花銷。個體小農缺乏資本，“是無擔石糧者，安肯出中人產而謀此未見之利哉”？在這方面，民間私人組織也許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樣才能成功集資和收回投資，並使這些資金（既然作為投資）有利可圖？要使參予各方都能符合“經濟行為”的要求，並不容易。雍正以來，清廷決定“火耗歸公”，其中專門劃出一部分做為地方公費，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經濟事業。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財政力量進行地方建設。這恐怕也是乾隆間政府勸農較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勸農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彌補市場的缺環或不足，特別是在那些欠發展地區。因此政府也可於試行初期或必要之時，為產品提供一定的保護。如陝西推廣蠶桑，有種桑未養蠶者，給價收買，養蠶得繭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於官”。
總之，政府於勸農一事，可以依賴其知識信息、組織與財政的力量，進行較為直接而有力的行動，因而易於構成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方案。具體說來，從新生產項目的選擇和引進（包括購入所需原料），傳授生產方法（包括初級及加工生產，請匠師、設官局及組織各鄉學習），提供資金（直接投資及提供借貸），以及銷路保障（選擇期間的包銷和試行階段的保護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對於一個特定的生產項目來說（如遵義山蠶業），這樣的政府，就像一個大的生產組織者和經營者，作用於一定的區域範圍，或不同的生產環節。處身其間的農民就像是一個個單純的生產者，產前產後的許多“工序”，多由政府包攬負責。在一時期間和若干地區之內，十八世紀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說是空前的。[26]
與此有關的，就是“農民不會種地論”，如世宗諭：“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高宗諭：“鄉愚無知。”只有依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27]這在現代，也有相應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即清代除少數的例外，基本上沒有過強制性的推行。這與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實有很大的區別。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畝，是把農業導向落後的自給經濟以及強制實施的著名例子。它與清代發展商品性經營、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28]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其一則強調“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資生養贍之源，不可不為亟講”，尤應於“農事”之外，“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全面發展農業。[22]
名臣陳宏謀於每到之處，亦諮詢地方情況，推行適宜物產：
“米麥豆之外，地方出產何物以資民用，小民三時耕鑿而外作何營生；……栽種棉花否，能織布否；曾試種桑養蠶否，能織綢紗否；畜牧之利若何？”[23]
特別重視九穀以外各項生產：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為生財之計者，……勤於一種，必收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24]
根據筆者的個人經歷及所見所聞，這與二十世紀（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政府行為，不能不說極為相似。
政府的這一類行為在後世卻遭致了嚴厲的批判。有謂其所謀不臧者，有謂所產之物無人問津（或根不上市場變化）者，有謂“勸農”反致“傷農”者。[25]
為什麼一定需要官府勸農？農民難道自己不會種地？政府在這裡又能起到什麼難以替代的作用？——在課堂上也常遇到同學（特別是外國留學生）這樣提問，——對此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
“開先須人”，清代地方官員大多出身田間，又多來自東部多種經營比較繁榮的地區，對農業生產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不難引入新的生產項目，這是官員勸農所能起到的第一層作用。長期實行的迴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員任職期較短，又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一種地方官員的經常性的流動狀況（如陳宏謀外任30餘年曆12省達21次），無慮增加了生產知識的交流機會。移民對新作物推廣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其流動多有一定方向，不像流官通達四方，且挾有官府勢力，推廣較易。
提供初步信息之後，引進基本原料及生產方法，是官府勸農可以起到的第二層作用。這些事情，難道不可以由某些社會中層組織來出面承擔，有如現代人們所習見的農種站、銷售公司和種種服務組織？事實是，在清代中國，政府與千百萬的個體小農之間，類似的中層組織儼然一無存在，對於一件新事物的推廣，可能就顯得效率較低、傳布較慢，難以突破家族或小地域範圍的界限。看起來總不若官府有組織行動那樣雷厲風行、直捷有力。如貴州遵義取得蠶種後，立即能夠組織四鄉學習、推廣，顯然是藉助了基層組織的協助，儘管這種組織在今天看來還很“軟弱”。
官府行為的又一個優勢，是有財政方面的支持，而這是不計收益，甚至是不需還本和無息可計的。例如在山蠶的推廣中，購種、運送、雇募匠師、置辦器械、設立場所，在在需要花銷。個體小農缺乏資本，“是無擔石糧者，安肯出中人產而謀此未見之利哉”？在這方面，民間私人組織也許可以起到若干作用，但是怎樣才能成功集資和收回投資，並使這些資金（既然作為投資）有利可圖？要使參予各方都能符合“經濟行為”的要求，並不容易。雍正以來，清廷決定“火耗歸公”，其中專門劃出一部分做為地方公費，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經濟事業。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財政力量進行地方建設。這恐怕也是乾隆間政府勸農較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勸農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彌補市場的缺環或不足，特別是在那些欠發展地區。因此政府也可於試行初期或必要之時，為產品提供一定的保護。如陝西推廣蠶桑，有種桑未養蠶者，給價收買，養蠶得繭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於官”。
總之，政府於勸農一事，可以依賴其知識信息、組織與財政的力量，進行較為直接而有力的行動，因而易於構成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方案。具體說來，從新生產項目的選擇和引進（包括購入所需原料），傳授生產方法（包括初級及加工生產，請匠師、設官局及組織各鄉學習），提供資金（直接投資及提供借貸），以及銷路保障（選擇期間的包銷和試行階段的保護性措施），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對於一個特定的生產項目來說（如遵義山蠶業），這樣的政府，就像一個大的生產組織者和經營者，作用於一定的區域範圍，或不同的生產環節。處身其間的農民就像是一個個單純的生產者，產前產後的許多“工序”，多由政府包攬負責。在一時期間和若干地區之內，十八世紀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說是空前的。[26]
與此有關的，就是“農民不會種地論”，如世宗諭：“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高宗諭：“鄉愚無知。”只有依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27]這在現代，也有相應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即清代除少數的例外，基本上沒有過強制性的推行。這與明代或其他某些朝代相比，實有很大的區別。如明初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畝，是把農業導向落後的自給經濟以及強制實施的著名例子。它與清代發展商品性經營、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28]實是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