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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的認識仍須建立在對歷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暫把時下流行的各種“現代化理論”放在一邊，或認為它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亦無不可。[5]理論原產生於事實之上，對史事的新發掘新認識，也許會使我們得出新的理論。
一、先從人口說起
研究十八世紀，我們常常會遇到這一問題：為何要以人口開局？
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回答：首先，就是人口問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應該看到，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現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持續增長，直到今天，成為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共時現象”。
在歷史中，法國學者布羅代爾（F·Braudel）寫道，“一切都同人口數字及其波動相關聯”。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間有過一段長時間的增長，之後發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間重新增長，隨後“減速”；最後一次從1750年開始，從此不再“倒退”。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似乎整個人類都服從同一宇宙命運，與（人口）這個首要因素相比，人類歷史的其餘因素統統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們也可以補充說，明清以來，中國人口的增長與西方仍有一定的差異，即每個階段都比西方大約“早”了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粗略地說，明代人口增加始於1400年（人口約8000萬左右），結束於1600年（約有人口15000萬）；清代則始於1700年或更早（約有人口10000萬）。[7]換句話說，中國自十八世紀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後），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長這一“現代現象”。
從1700年到1800年，中國人口增加到30000萬左右（約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統計達到43000萬，[8]是即所謂中國“前現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長。其後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紀中葉，又開始了一輪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長，這一次“現代”人口增長，使中國人口達到了10億以上。其實，它們並不是兩次（所謂“前現代”和“現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個人口增長。
所謂“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第一件事，就表現在人口的增加上。
對此，十八世紀的歐洲學者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說：在中國，隨著財富的（成倍）增長，自然導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繼承人制訂了一些很有利的規章以激發農耕者的競爭。它在西方國家也應引起重視。[9]
在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現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動了經濟發展，還是經濟發展促進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為因果？……其中許多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討。迄今為止，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把這次人口增長視為“工業革命”的“果”，如果我們視其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幾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換一角度，我們如若把它當做一個“現代現象”，那麼，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現代反應”，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職權加強，又一個共時現象
世界歷史上的“共時現象”，曾經引起歷史學家很大的興趣。但可能爭論最大，對我們來說也最有意義的，就是十八世紀這次了。[10]
十八世紀，中國與西方世界“共時”的，在人口增長之外，還有政府權力的加強。
在西方，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政府的權力明顯地加強了，這已是不爭的史實。但在中國，相比之下，這段歷史卻不太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紀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權的加強”、“賦役改革”、“整肅吏治”，以及“反貪污”這幾件事了。這種狀況自蕭一山《清代通史》以來，幾十年來幾乎就沒有多大改變。這與史實相去甚遠。
現有研究表明，清代在聖祖發現人口問題之後，經過康熙（後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即公元1700—1750年代），圍繞這一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對策，從而構成了政府政策上一個極具連續性的、空前活躍的和充滿生氣的時期。
康熙以來的有關想法，表現出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的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長；其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並沒有逸出這個主流之外）。據說，以（發展）經濟為主導解決政治問題的思想，是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西方。[11]這樣看來，我們怎能說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個“傳統”的產物，而不符合“現代”的標準？
中國本具有前現代國家罕與倫比的政府與官僚組織，又值國力鼎盛時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勸農政策的結果，直接帶動了政府權力的擴張。這是一段為中外學者“忽略”了的歷史，但它卻是中國史中一次重要的“脈動”，並與二十世紀（而不僅僅是十九世紀）的“大政府”現象直接有關。
擴大地方官員職責，必然要增加他們的行政負擔，而一州一縣地方廣闊，事務繁多，非州縣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國自秦、漢形成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以來，二千年間，作為基層政府的州縣數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員數量也無大的改變，可是全國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這就使地方政府不勝負擔。針對這種現象，清代雍正、乾隆以來，屢次有人建議增設職官數額，設官專司農事（如設巡農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設了職官和增加了官員人數，而主要依靠州縣本身職權的加強來滿足其行政需要。中國政府官員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後的二十世紀，但應看到，十八世紀這一要求已經產生，改變的根苗已經種下。
一、先從人口說起
研究十八世紀，我們常常會遇到這一問題：為何要以人口開局？
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回答：首先，就是人口問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應該看到，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現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持續增長，直到今天，成為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共時現象”。
在歷史中，法國學者布羅代爾（F·Braudel）寫道，“一切都同人口數字及其波動相關聯”。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間有過一段長時間的增長，之後發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間重新增長，隨後“減速”；最後一次從1750年開始，從此不再“倒退”。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似乎整個人類都服從同一宇宙命運，與（人口）這個首要因素相比，人類歷史的其餘因素統統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們也可以補充說，明清以來，中國人口的增長與西方仍有一定的差異，即每個階段都比西方大約“早”了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粗略地說，明代人口增加始於1400年（人口約8000萬左右），結束於1600年（約有人口15000萬）；清代則始於1700年或更早（約有人口10000萬）。[7]換句話說，中國自十八世紀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後），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長這一“現代現象”。
從1700年到1800年，中國人口增加到30000萬左右（約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統計達到43000萬，[8]是即所謂中國“前現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長。其後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紀中葉，又開始了一輪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長，這一次“現代”人口增長，使中國人口達到了10億以上。其實，它們並不是兩次（所謂“前現代”和“現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個人口增長。
所謂“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第一件事，就表現在人口的增加上。
對此，十八世紀的歐洲學者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說：在中國，隨著財富的（成倍）增長，自然導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繼承人制訂了一些很有利的規章以激發農耕者的競爭。它在西方國家也應引起重視。[9]
在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現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動了經濟發展，還是經濟發展促進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為因果？……其中許多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討。迄今為止，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把這次人口增長視為“工業革命”的“果”，如果我們視其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幾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換一角度，我們如若把它當做一個“現代現象”，那麼，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現代反應”，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職權加強，又一個共時現象
世界歷史上的“共時現象”，曾經引起歷史學家很大的興趣。但可能爭論最大，對我們來說也最有意義的，就是十八世紀這次了。[10]
十八世紀，中國與西方世界“共時”的，在人口增長之外，還有政府權力的加強。
在西方，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政府的權力明顯地加強了，這已是不爭的史實。但在中國，相比之下，這段歷史卻不太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紀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權的加強”、“賦役改革”、“整肅吏治”，以及“反貪污”這幾件事了。這種狀況自蕭一山《清代通史》以來，幾十年來幾乎就沒有多大改變。這與史實相去甚遠。
現有研究表明，清代在聖祖發現人口問題之後，經過康熙（後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即公元1700—1750年代），圍繞這一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對策，從而構成了政府政策上一個極具連續性的、空前活躍的和充滿生氣的時期。
康熙以來的有關想法，表現出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的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長；其後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並沒有逸出這個主流之外）。據說，以（發展）經濟為主導解決政治問題的思想，是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西方。[11]這樣看來，我們怎能說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個“傳統”的產物，而不符合“現代”的標準？
中國本具有前現代國家罕與倫比的政府與官僚組織，又值國力鼎盛時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勸農政策的結果，直接帶動了政府權力的擴張。這是一段為中外學者“忽略”了的歷史，但它卻是中國史中一次重要的“脈動”，並與二十世紀（而不僅僅是十九世紀）的“大政府”現象直接有關。
擴大地方官員職責，必然要增加他們的行政負擔，而一州一縣地方廣闊，事務繁多，非州縣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國自秦、漢形成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以來，二千年間，作為基層政府的州縣數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員數量也無大的改變，可是全國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這就使地方政府不勝負擔。針對這種現象，清代雍正、乾隆以來，屢次有人建議增設職官數額，設官專司農事（如設巡農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設了職官和增加了官員人數，而主要依靠州縣本身職權的加強來滿足其行政需要。中國政府官員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後的二十世紀，但應看到，十八世紀這一要求已經產生，改變的根苗已經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