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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們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細緻化”研究。以“短時段”“事件史”為特徵的政治史，研究目標並不是那些“長時段”的“客觀物質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僅僅依靠“考據學”的方法，而必須依賴“直覺”，或章學誠所說之“性靈”、“神解精識”。
舉例來說，法國朋友曾因“反行為”出自直覺，而特別加以肯定。不錯，那確是我發自“一念”，而後經過訪談調查，才確定了的。當然，利用直覺是年輕學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廢武功”。
所以，史學是大學問，不要看不起史學，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於“理論”，有一些屬於“社會科學”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可能是“理論”領先的，我們“人文學科”則不見得。李零曾說：“理論只是敲門磚”，就這一意義來說，我們歷史學並不是為了追尋什麼“理論”的（更不能說我們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果說我們史學也有我們的理論，那就是一些“實打實”的解釋，如人口理論、地區理論、佃農理論，等等；跟社會科學那種“先導性”的理論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對”，也不要怕有“對立觀點”。過去有學生說高老師是走在“刀鋒”上；不錯，治史要有“膽識”；而且，這世界是“相生相剋”的，要沒人反對，那可就奇怪了！（參見我的博客“不能僅靠考據而須依賴直覺”、“怎樣識別文本的真正含義”、“什麼是直覺”、“關於考據學批判”）
* * *
[1] 我曾給籌備政治史會議的同仁寫信說：會議通告已閱，建議增加“政府政策”、“經世學派”諸內容，以寬大之；而來自其他同仁的批評，也對我把“經濟政策”歸於“政治史”的範疇，表示不解。
[2] 在《樂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別不直漢武帝之所為，其《漢武帝論》：“內侈宮室，外伐四夷”，“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可見他的思想傾向；與準噶爾交戰的歷史，也不能不讓他三思。而所謂“盛世”，更是康熙（後期）、雍正以來即流傳的說法，所謂“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評者或舉高斌的例子，說並不是所有“滿洲貴族”都持相同的意見。其實，歷史研究並不屬於“科學”，而任何事務都可能存在“例外”；至於高斌，雖隸旗籍（後因女兒封為皇貴妃，賜高氏為高佳氏，復被抬入鑲黃旗），原先卻是漢人。
[4] 據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那時起到十八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國家邁進的熱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國相繼繪製了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翁文灝），成為最早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李孝聰）。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巴多明（法）曾進言康熙皇帝測繪中國全圖，帝納其言，乃於1708年命具有學技能識之歐洲傳教師任其事；凡從事測繪中國全圖之傳教師，要以雷孝思（法）歷地最廣，任務最勤；始而周曆塞外平原，其後足跡遠至南疆，往來於雲南野人山中；開始測繪長城一帶地圖，1709年事畢還京；帝甚嘉許，欲於全國各省悉加測繪；1710年偕杜德美（法）、費隱（奧）測繪東三省、直隸、黑龍江外地圖；1711年測繪山東地圖；杜德美、費隱等測繪長城以外喀爾喀一帶地圖，西抵哈密，1712還京；其他傳教師測繪了山西、陝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諸省及台灣、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地圖，至1717年初還京，遂集各分圖為一總圖，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圖成進呈；據雷慕沙《亞洲新雜纂》云：“此種廣大測地事業前此在歐洲從未有人嘗試，而能在八年之間告成”
[5] 嚴耕望《治史三書》：史學研究是要運用歸納法求得新結論。演繹法只可用作輔助方法，不能濫用為基本方法。運用理論模式有時誠然可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還因為它是西方史學的新動向。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蕩蕩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格體系。
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
有書評說，美國學者羅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話，辟頭便指出了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樞紐位置，以及它與十九世紀經世學者的密切關聯。[1]這是不錯的，對我們重新認識“十八世紀經世學派”也不無幫助。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聯繫就不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更重要的，是在十八與二十世紀之間。
這樣說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我的學術興趣始終徘徊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並主張“在當代經驗與歷史對象之間來回對比參照”。[2]1980年代，美國學術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議，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屬於“近代史”的範圍；黃仁宇（R·Huang）提出從明末一直貫穿至今天，“五百年為一元論”；筆者恰也有近三百年為“一個歷史”的提法，[3]認為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三百年間，許多問題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許只是“一個歷史”。這說法不免“驚世駭俗”，也成為拙作出版時編輯刪削的唯一文字。[4]其後，個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轉向了二十世紀，……也許，它終使我不能不面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正面關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了。
在方法上，不可僅僅依靠“考據學”的方法，而必須依賴“直覺”，或章學誠所說之“性靈”、“神解精識”。
舉例來說，法國朋友曾因“反行為”出自直覺，而特別加以肯定。不錯，那確是我發自“一念”，而後經過訪談調查，才確定了的。當然，利用直覺是年輕學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廢武功”。
所以，史學是大學問，不要看不起史學，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於“理論”，有一些屬於“社會科學”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可能是“理論”領先的，我們“人文學科”則不見得。李零曾說：“理論只是敲門磚”，就這一意義來說，我們歷史學並不是為了追尋什麼“理論”的（更不能說我們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果說我們史學也有我們的理論，那就是一些“實打實”的解釋，如人口理論、地區理論、佃農理論，等等；跟社會科學那種“先導性”的理論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對”，也不要怕有“對立觀點”。過去有學生說高老師是走在“刀鋒”上；不錯，治史要有“膽識”；而且，這世界是“相生相剋”的，要沒人反對，那可就奇怪了！（參見我的博客“不能僅靠考據而須依賴直覺”、“怎樣識別文本的真正含義”、“什麼是直覺”、“關於考據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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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給籌備政治史會議的同仁寫信說：會議通告已閱，建議增加“政府政策”、“經世學派”諸內容，以寬大之；而來自其他同仁的批評，也對我把“經濟政策”歸於“政治史”的範疇，表示不解。
[2] 在《樂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別不直漢武帝之所為，其《漢武帝論》：“內侈宮室，外伐四夷”，“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可見他的思想傾向；與準噶爾交戰的歷史，也不能不讓他三思。而所謂“盛世”，更是康熙（後期）、雍正以來即流傳的說法，所謂“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評者或舉高斌的例子，說並不是所有“滿洲貴族”都持相同的意見。其實，歷史研究並不屬於“科學”，而任何事務都可能存在“例外”；至於高斌，雖隸旗籍（後因女兒封為皇貴妃，賜高氏為高佳氏，復被抬入鑲黃旗），原先卻是漢人。
[4] 據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那時起到十八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國家邁進的熱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國相繼繪製了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翁文灝），成為最早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李孝聰）。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巴多明（法）曾進言康熙皇帝測繪中國全圖，帝納其言，乃於1708年命具有學技能識之歐洲傳教師任其事；凡從事測繪中國全圖之傳教師，要以雷孝思（法）歷地最廣，任務最勤；始而周曆塞外平原，其後足跡遠至南疆，往來於雲南野人山中；開始測繪長城一帶地圖，1709年事畢還京；帝甚嘉許，欲於全國各省悉加測繪；1710年偕杜德美（法）、費隱（奧）測繪東三省、直隸、黑龍江外地圖；1711年測繪山東地圖；杜德美、費隱等測繪長城以外喀爾喀一帶地圖，西抵哈密，1712還京；其他傳教師測繪了山西、陝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諸省及台灣、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地圖，至1717年初還京，遂集各分圖為一總圖，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圖成進呈；據雷慕沙《亞洲新雜纂》云：“此種廣大測地事業前此在歐洲從未有人嘗試，而能在八年之間告成”
[5] 嚴耕望《治史三書》：史學研究是要運用歸納法求得新結論。演繹法只可用作輔助方法，不能濫用為基本方法。運用理論模式有時誠然可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還因為它是西方史學的新動向。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蕩蕩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格體系。
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
有書評說，美國學者羅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話，辟頭便指出了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樞紐位置，以及它與十九世紀經世學者的密切關聯。[1]這是不錯的，對我們重新認識“十八世紀經世學派”也不無幫助。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聯繫就不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更重要的，是在十八與二十世紀之間。
這樣說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我的學術興趣始終徘徊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並主張“在當代經驗與歷史對象之間來回對比參照”。[2]1980年代，美國學術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議，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屬於“近代史”的範圍；黃仁宇（R·Huang）提出從明末一直貫穿至今天，“五百年為一元論”；筆者恰也有近三百年為“一個歷史”的提法，[3]認為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三百年間，許多問題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許只是“一個歷史”。這說法不免“驚世駭俗”，也成為拙作出版時編輯刪削的唯一文字。[4]其後，個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轉向了二十世紀，……也許，它終使我不能不面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正面關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