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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應該感謝的還有凱薩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幾年前在牛津大學的一次午餐上，是她告訴我也許可以把各種想法匯成一本獨立的專著。當時我有點將信將疑，這種懷疑在我深夜寫作時也經常浮現出來，真得謝謝她的建議、支持和鼓勵。對我在紐約的支持者佐伊・帕格納門塔（Zoe Pagnamenta）也是一樣，感謝他不懈的支持。克洛伊・坎貝爾（Chloe Campbell）是我的守護天使，她通讀了初稿的所有章節，非常禮貌地指出了行文當中的不少小差錯和壞習慣。
我父母總愛說他們如何教我走路和說話。是他們在我的兒時給了我珍貴的世界地圖，並貼在我臥室的牆上（儘管他們不讓我用黏膠，也不讓我把“星球大戰”的貼紙貼在地圖的海洋上）。他們教會我獨立思考，敢於挑戰平日裡的所讀所聞。幸運的是，我還有兄弟姐妹能夠陪伴我成長，我在晚餐桌上能夠聽到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談話，並偶爾插話發表意見。能傾聽別人講話，知道他們說什麼，並真正弄懂他們所要表達的意思，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謝我的兄弟姐妹和那些與我一起成長的朋友們，他們嚴厲的批評與指責為我樹立了更高的標準。他們是我認識的少數幾個認為學習歷史並非難事的人。
我的妻子傑西卡（Jessica）陪伴了我25年，從我們一起讀本科時起就一直互相激勵。我們爭論生命的意義、談論部落民族的重要，在劍橋學院的酒窖共舞。我必須每天提醒自己有多麼幸運：沒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寫成《絲綢之路》。
此書同樣也是獻給我們的4個孩子的。在我從書房或從檔案室中回來並思索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會關注、聆聽並詢問一些越來越有趣的問題。卡特里娜（Katarina）、弗洛拉（Flora）、弗蘭西斯（Francis）和盧克（Luke）：你們是我的驕傲和歡樂。現在書寫完了，我可以隨時和你們在花園裡玩耍了。
歷史，誰在說？
——《絲綢之路》譯後記
多數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都承認，歷史作為史實來講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沒人可以更改；可以改變的只有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看法——看得見的和沒看見的，從前後看的，從左邊看和從右邊看的。對於“沒看見”的那些歷史，後人就開始挖掘、考證、猜測、演繹，於是就出現了歷史究竟由誰來說、怎麼說、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問題，於是出現了我們見到的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著名史書，於是也就有了這部《絲綢之路》。
從西方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誰在說”和“怎麼說”的問題大致有幾種傾向，它們與《絲綢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關，值得注意。首先是湯因比提出的反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即如果僅僅將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範疇，將大大限制歷史學家的視野。他認為，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所有的歷史現象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比較和考察。第二種是我們常說的非英雄史觀，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從人民的角度講述歷史（“全民說”）會比領袖史和英雄史呈現更多的視角。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美國歷史學家的《美國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國人民共享大眾通俗文化的歷史），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國人民史。還有一種就是“線程性”歷史，分為“單線程”或“多線程”。“單線程”說史的例子，可以舉《極簡人類史》（大衛・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歷史”研究，將人類史作為宇宙史的一個章節來描述，為讀者梳理歷史線索，最後就歷史進程中的關鍵節點達成共識；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讀者手中的這本“多線程”結構的著作《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充分體現了上述的歷史觀，以及“誰在說”與“怎麼說”的新構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歷史視角：“數千年來，連接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這幾乎是提出了一種“東方中心論”。此外，作者基本採用了“全民說”的視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訴說歷史。作者還採用了“多線程”史觀，如同文學中的“多視角敘事”。
《絲綢之路》的“新史”特點還在於作者的構思，即作者對於歷史該“怎麼說”的思考。我們都知道，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但我們用英文說絲綢之路的時候，往往使用單數（Silk Road）。而作者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一直是用複數，包括他的書名。因為在他的“新世界史”架構中，那些“路”都是些值得大書特書的：從4000年前“絲綢之路的創建”到“宗教之路”，從“美國的絲綢之路”到世紀之交的“悲劇之路”，整整25條路，甚至包括了如何打造今天新的“一帶一路”。從多線程的“路”來觀察世界歷史，將世界史重新組合成一個與時俱進的完整體系，的確是一個超乎尋常的構思。
作者同樣解決了歷史“誰在說”的問題——即大家“都在說”。作者飽覽群書，查閱了他在各國圖書館能夠找到的所有文獻史料，終於寫成了這部旁徵博引的作品。書中的論述無一找不到出處，那一百多頁的尾注就是最好的證明，平均每一章都引證近百條文獻資源。歷史，誰在說？閱讀這本書，您能聆聽到從遠古傳來的聲音，當然更要聽聽作者在如何說。
我父母總愛說他們如何教我走路和說話。是他們在我的兒時給了我珍貴的世界地圖，並貼在我臥室的牆上（儘管他們不讓我用黏膠，也不讓我把“星球大戰”的貼紙貼在地圖的海洋上）。他們教會我獨立思考，敢於挑戰平日裡的所讀所聞。幸運的是，我還有兄弟姐妹能夠陪伴我成長，我在晚餐桌上能夠聽到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談話，並偶爾插話發表意見。能傾聽別人講話，知道他們說什麼，並真正弄懂他們所要表達的意思，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謝我的兄弟姐妹和那些與我一起成長的朋友們，他們嚴厲的批評與指責為我樹立了更高的標準。他們是我認識的少數幾個認為學習歷史並非難事的人。
我的妻子傑西卡（Jessica）陪伴了我25年，從我們一起讀本科時起就一直互相激勵。我們爭論生命的意義、談論部落民族的重要，在劍橋學院的酒窖共舞。我必須每天提醒自己有多麼幸運：沒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寫成《絲綢之路》。
此書同樣也是獻給我們的4個孩子的。在我從書房或從檔案室中回來並思索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會關注、聆聽並詢問一些越來越有趣的問題。卡特里娜（Katarina）、弗洛拉（Flora）、弗蘭西斯（Francis）和盧克（Luke）：你們是我的驕傲和歡樂。現在書寫完了，我可以隨時和你們在花園裡玩耍了。
歷史，誰在說？
——《絲綢之路》譯後記
多數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都承認，歷史作為史實來講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沒人可以更改；可以改變的只有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看法——看得見的和沒看見的，從前後看的，從左邊看和從右邊看的。對於“沒看見”的那些歷史，後人就開始挖掘、考證、猜測、演繹，於是就出現了歷史究竟由誰來說、怎麼說、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問題，於是出現了我們見到的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著名史書，於是也就有了這部《絲綢之路》。
從西方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誰在說”和“怎麼說”的問題大致有幾種傾向，它們與《絲綢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關，值得注意。首先是湯因比提出的反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即如果僅僅將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範疇，將大大限制歷史學家的視野。他認為，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所有的歷史現象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比較和考察。第二種是我們常說的非英雄史觀，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從人民的角度講述歷史（“全民說”）會比領袖史和英雄史呈現更多的視角。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美國歷史學家的《美國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國人民共享大眾通俗文化的歷史），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國人民史。還有一種就是“線程性”歷史，分為“單線程”或“多線程”。“單線程”說史的例子，可以舉《極簡人類史》（大衛・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歷史”研究，將人類史作為宇宙史的一個章節來描述，為讀者梳理歷史線索，最後就歷史進程中的關鍵節點達成共識；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讀者手中的這本“多線程”結構的著作《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充分體現了上述的歷史觀，以及“誰在說”與“怎麼說”的新構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歷史視角：“數千年來，連接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這幾乎是提出了一種“東方中心論”。此外，作者基本採用了“全民說”的視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訴說歷史。作者還採用了“多線程”史觀，如同文學中的“多視角敘事”。
《絲綢之路》的“新史”特點還在於作者的構思，即作者對於歷史該“怎麼說”的思考。我們都知道，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但我們用英文說絲綢之路的時候，往往使用單數（Silk Road）。而作者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一直是用複數，包括他的書名。因為在他的“新世界史”架構中，那些“路”都是些值得大書特書的：從4000年前“絲綢之路的創建”到“宗教之路”，從“美國的絲綢之路”到世紀之交的“悲劇之路”，整整25條路，甚至包括了如何打造今天新的“一帶一路”。從多線程的“路”來觀察世界歷史，將世界史重新組合成一個與時俱進的完整體系，的確是一個超乎尋常的構思。
作者同樣解決了歷史“誰在說”的問題——即大家“都在說”。作者飽覽群書，查閱了他在各國圖書館能夠找到的所有文獻史料，終於寫成了這部旁徵博引的作品。書中的論述無一找不到出處，那一百多頁的尾注就是最好的證明，平均每一章都引證近百條文獻資源。歷史，誰在說？閱讀這本書，您能聆聽到從遠古傳來的聲音，當然更要聽聽作者在如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