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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海北部，烏克蘭局勢以及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做法，已經嚴重動搖了莫斯科與華盛頓及歐盟之間的關係。相反，過去曾一直被邊緣化的國家伊朗，如今卻似乎正在找回締造和平與繁榮的傳統地位。當然，正在經歷轉型的還有中國，其經濟在經過之前20年的飛速增長之後，如今已經開始放緩，並步入人們所說的“新常態”——即持續而非疾速的發展模式。中國和遠邦近鄰的關係，以及它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必將對21世紀產生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以及中國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國在為未來著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艱難、挑戰和問題，似乎都是一個新世界在誕生過程中的分娩陣痛。當我們在思考下一個威脅將來自何方，思考如何應對宗教極端主義，如何與那些無視國際法的國家談判，如何與那些常常被我們忽視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種聯繫的同時，亞洲屋脊上的交流網絡正被悄然編織在一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重新建立起來。
“絲綢之路”正在復興。
致謝
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學更適合做歷史學家的工作了。這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一流的，圖書館員在查找資料方面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別要感謝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東方學院圖書館（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語和現代希臘語圖書館（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東圖書館，以及所有這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沒有牛津大學數量驚人的文獻資源，沒有工作人員在尋找資料時的耐心協助，這本書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區（Kew）的國家檔案館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國外收藏的信件、電文和備忘錄，翻閱內閣的會議記錄，或查閱國防部的提案——所有這些文件都能在40分鐘之內擺到我的面前。我對那裡的所有工作人員為我提供的高效服務和禮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大學圖書館允許我查閱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劍橋邱吉爾學院邱吉爾檔案館允許我閱讀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記，以及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編纂的“宣傳研究論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須感謝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國石油檔案館和檔案館經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為我找出了英國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關資料。
我還要感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收集20世紀和21世紀有關國際事務，特別是有關美國歷史機密文件的非國家性收藏館。這是近幾十年來重要文獻的一個資源寶庫。在這樣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獻，省去了我不斷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時間。
我要謝謝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的院長和眾董事，因為我曾在約二十年前做過這裡的初級研究員，他們一直都對我相當關照。我很榮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諸位學者共事，特別是所里的馬克・惠托（Mark Whittow），他為我提供了無盡的資源、鼓勵和靈感。與牛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的交流探討，以及跨越英國、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旅行，都能幫助我提煉出許多好的想法，同時拋棄一些糟糕的觀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閱讀過本書的某些章節，我對他們都表示深深的感謝。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爾・卡梅倫（Averil Cameron）、克里斯多福・泰爾曼（Christopher Tyerman）、馬里克・簡柯維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維茲・布魯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麗莎・賈丁（Lisa Jardine）、瑪麗・萊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爾（Seena Fazel）、科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安東尼・麥高恩（Anthony McGowan）和尼古拉斯・溫莎（Nicholas Windsor），都為此書提出過改進建議。我還要謝謝安吉拉・麥克萊恩（Angela McLean），她向我提供了有關瘟疫和傳染病如何在中亞傳播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來，史學著作都傾向於關注一些較短時間段內越來越窄的研究課題。因此我非常感謝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和諾普夫（Knopf）出版社願意為一本內容跨越多個世紀、多個大陸、多種文化的書提供一個歸宿。我的責編麥可・菲什威克（Mi插el Fishwick）自始至終都在支持和鼓勵我拓展視野，並一直極具耐心。他的幽默、慧眼和支持都讓我覺得彌足珍貴。我還要感激諾普夫出版社的安德魯・米勒（Andrew Miller），他的發現、質疑和建議都非常及時、有用。
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裡的其他人也值得感謝。安娜・辛普森（Anna Simpson）主管整個進程，是她在確保所有的內容和排序都不會出錯——從字體到地圖，從圖片到分頁，從電子版文件到最終做成排版精美的紙質書；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看了幾遍手稿，提出了改進意見，非常感謝他的卓見；凱薩琳・貝斯特（Catherine Best）在校對方面表現出色，指出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的錯誤；而戴維・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則費力幫忙編輯索引；地圖製作者是馬丁・魯比科夫斯基（Martin Lubikowski），他的技藝和耐心令人佩服；菲爾・貝雷斯福德（Phil Beresford）負責所有的精美插圖；艾瑪・尤班克（Emma Ewbank）負責漂亮的外封製作。我還想感謝裘德・德雷克（Jude Drake）和海倫・弗拉德（Helen Flood），他們積極吸引讀者都來閱讀這本書。
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以及中國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國在為未來著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艱難、挑戰和問題，似乎都是一個新世界在誕生過程中的分娩陣痛。當我們在思考下一個威脅將來自何方，思考如何應對宗教極端主義，如何與那些無視國際法的國家談判，如何與那些常常被我們忽視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種聯繫的同時，亞洲屋脊上的交流網絡正被悄然編織在一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重新建立起來。
“絲綢之路”正在復興。
致謝
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學更適合做歷史學家的工作了。這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一流的，圖書館員在查找資料方面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別要感謝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東方學院圖書館（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語和現代希臘語圖書館（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東圖書館，以及所有這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沒有牛津大學數量驚人的文獻資源，沒有工作人員在尋找資料時的耐心協助，這本書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區（Kew）的國家檔案館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國外收藏的信件、電文和備忘錄，翻閱內閣的會議記錄，或查閱國防部的提案——所有這些文件都能在40分鐘之內擺到我的面前。我對那裡的所有工作人員為我提供的高效服務和禮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大學圖書館允許我查閱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劍橋邱吉爾學院邱吉爾檔案館允許我閱讀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記，以及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編纂的“宣傳研究論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須感謝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國石油檔案館和檔案館經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為我找出了英國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關資料。
我還要感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收集20世紀和21世紀有關國際事務，特別是有關美國歷史機密文件的非國家性收藏館。這是近幾十年來重要文獻的一個資源寶庫。在這樣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獻，省去了我不斷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時間。
我要謝謝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的院長和眾董事，因為我曾在約二十年前做過這裡的初級研究員，他們一直都對我相當關照。我很榮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諸位學者共事，特別是所里的馬克・惠托（Mark Whittow），他為我提供了無盡的資源、鼓勵和靈感。與牛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的交流探討，以及跨越英國、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旅行，都能幫助我提煉出許多好的想法，同時拋棄一些糟糕的觀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閱讀過本書的某些章節，我對他們都表示深深的感謝。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爾・卡梅倫（Averil Cameron）、克里斯多福・泰爾曼（Christopher Tyerman）、馬里克・簡柯維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維茲・布魯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麗莎・賈丁（Lisa Jardine）、瑪麗・萊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爾（Seena Fazel）、科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安東尼・麥高恩（Anthony McGowan）和尼古拉斯・溫莎（Nicholas Windsor），都為此書提出過改進建議。我還要謝謝安吉拉・麥克萊恩（Angela McLean），她向我提供了有關瘟疫和傳染病如何在中亞傳播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來，史學著作都傾向於關注一些較短時間段內越來越窄的研究課題。因此我非常感謝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和諾普夫（Knopf）出版社願意為一本內容跨越多個世紀、多個大陸、多種文化的書提供一個歸宿。我的責編麥可・菲什威克（Mi插el Fishwick）自始至終都在支持和鼓勵我拓展視野，並一直極具耐心。他的幽默、慧眼和支持都讓我覺得彌足珍貴。我還要感激諾普夫出版社的安德魯・米勒（Andrew Miller），他的發現、質疑和建議都非常及時、有用。
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裡的其他人也值得感謝。安娜・辛普森（Anna Simpson）主管整個進程，是她在確保所有的內容和排序都不會出錯——從字體到地圖，從圖片到分頁，從電子版文件到最終做成排版精美的紙質書；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看了幾遍手稿，提出了改進意見，非常感謝他的卓見；凱薩琳・貝斯特（Catherine Best）在校對方面表現出色，指出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的錯誤；而戴維・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則費力幫忙編輯索引；地圖製作者是馬丁・魯比科夫斯基（Martin Lubikowski），他的技藝和耐心令人佩服；菲爾・貝雷斯福德（Phil Beresford）負責所有的精美插圖；艾瑪・尤班克（Emma Ewbank）負責漂亮的外封製作。我還想感謝裘德・德雷克（Jude Drake）和海倫・弗拉德（Helen Flood），他們積極吸引讀者都來閱讀這本書。